思郁：从孤独中突围

刚刚过去的2011年是辛亥百年，很多媒体都围着这个话题做文章，这个主题的图书也是层出不穷。如果说马国川的《告别皇帝的中国》与其他同话题的图书有所不同，那是因为这本书汇聚了海内外众多学者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与争议。

同样的话题在不同学者的视野中自有“他者”的角度，对同一个话题可能产生截然相反的观点，因此阅读这本书给人最初的印象很可能是混乱和驳杂。身为媒体人的马国川在采访之初已经料想到这样的结果，在访谈中设置了几个核心的问题，比如访谈中主要涉及对晚清新政、辛亥革命、革命与改良等方面的认识，但仅这几个问题一路谈下来已经是异议丛生了。

马国川的访谈，其实还是免不了对历史进行假设性的论证，如果慈禧晚死几年又如何，如果辛亥革命不成功又如何，如果袁世凯活着又如何。这些议题当然不是主张否定已经发生的历史，但是这种学理性的假设至少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换位思考的角度，所谓同情的了解，是我们认识历史的基础。

从他对这些学人的访谈中，我们还可以察觉到一种微妙变化，那就是对晚清新政的重新认识，以及对辛亥革命的重新评价。换句话说，是对改良与革命的关系重新划分了疆域。如果说辛亥革命是一场偶然的革命，这场革命的后果，现在看也并不尽如人意。在对萧功秦先生的访谈中，他就提到了这种看法，他认为辛亥革命只是一个激进的排满革命，“不是民主革命，而是民族革命”，因为是在满清统治极其虚弱的情况下开展起来的，所以能轻而易举的成功了，但是“没办法把整个社会凝聚起来，只能采取凑合性的形式，这一定会造成社会的无序化”。革命的合法性诉求遭到了质疑，因为缺乏一种更为有力的力量的介入，中国社会和历史进入了一个碎片化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与此相对应的是对晚清新政的重新评价，很多学者都开始抱持这样一种观点，新政其实如果能持续下去，革命很可能就不会发生，中国也许就会实现宪政。这就是说，改革比革命更为有效。借用李泽厚评价五四的那个著名论断，这其实是“改革与革命的双重节奏”，不是改革压倒革命，就是革命压倒改革，至于谁压倒谁，得看具体的时代语境，与真实的历史关系不大。

其实，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之所以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没有厘清，那就是现在对告别革命的呼声甚高，但是具体何为革命，还存有巨大的争议。“革命”一词本来是一个天文学术语，是指有规律的天体旋转运动。当该词第一次用来形容人类的政治事物时，显然是作为一个隐喻而出现的。“革命”第一次出现，反而不是用于一场我们平时所称之为的革命运动，它用于十七世纪英国的“光荣革命”，而所谓的“光荣革命”根本不是一场革命，而是君权复辟了前度的正当性。也就是说，“革命”在人类事物中第一次使用，最初的含义是指“复辟”。至于革命的面目开始变得可憎，与滥用权力，使用暴力，剥夺自由相关时，我们首先想到的却是法国大革命，而不是美国革命。

汉娜·阿伦特对“革命”下了一个简洁的定义：以自由对抗暴政。这个定义如此简洁，以至于我们开始怀疑革命是否能够真正担当这种重任。她在《论革命》中说：“令人悲哀的是这样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法国大革命以灾难告终。却成就了世界历史，而美国革命如此功成名就，却始终是一个地方性重大事件。”实际上，在两者的最初阶段，革命的参加这都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恢复君主专制或者殖民政府滥用权力所破坏和践踏的旧秩序。他们最初的目的都想回到一个旧时代，万物有序，各安其分。但是，现在的我们已经知道了革命的结果，我们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中，赋予了“革命”一种暴力含义，而这样一场革命必定会吞噬革命自己的孩子。法国大革命的意义就在于，先使人类最美好的希望转化成现实，然后又让他们陷入彻底的绝望。

我们之所以如此惧怕革命，渴望告别革命，不是恐惧革命的过程，而是它带来的一系列不可控制的结果。这是革命的吊诡之处，从复辟到暴力革命，从希望到绝望，从自由到暴政，革命这个词汇已经足够复杂，乃至我们谈虎色变，谈革命必然会害怕对我们还算安逸生活的摧毁。

现在史学界对“告别革命”的声援甚至可以赋予一种意识形态色彩。当社会的进程已经到了危机时刻，历史的必然性诱使革命发生的时刻，革命原始的“复辟”意义被重新发掘了出来，具有了现时代的合法性，革命的正当性诉求反而被束之高阁了。

但是，所谓告别革命真的就能如此简单么？

思郁

2012-1-16书

告别皇帝的中国，马国川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1月第一版，定价：28.00元

岳南的《南渡北归》三部曲是2011年图书出版界的一枚重磅炸弹，重新引爆了学界众多的争论，尤其那句“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再次成为了争议的焦点。之所以说“再次”，是因为岳南早在《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中，提及到了这个话题。此次《南渡北归》甚至可以看作对那本书的一个扩充和续写。当然，作者的野心也可窥得一斑，从陈寅恪与傅斯年，到现在书中的知识分子众生万象，此种书写的大格局，令我辈惊叹不已。

惊叹归惊叹，这套书在引得学界众多好评的背后，同样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这套书的语言实在乏善可陈，堆砌的辞藻令人眼花缭乱，抒情性的词汇削弱了还原历史的现场感和真实感，很多粗鄙的语言因为无法融合进历史写作的氛围，书的观赏性也大打折扣。书中涉及众多学术大师，但是撑起这些大师人生的不是他们的学问与风骨，尽是一些八卦传闻，臆断之词，风流掌故，多少有避重就轻之嫌——话说，这不是岳南一个人的毛病，近年来流行的“民国热”的写作中，无一能逃脱这种模式，究其原因，我们的时代精神中，对大师的敬畏感丧失殆尽，存留的唯有流风余韵的八卦而已。有评论者称岳南为“中国举证文学第一人”，我不知道这个伪造的概念具体指什么，我的阅读经验还是把其归为非虚构性写作，或者我们常说的纪实文学比较靠谱，毕竟文学是虚构成分居多，处处有典又如何，此典乃八卦之典，非历史之典也。

既然说到了历史，《南渡北归》是否可以作为史学写作的一个新方向呢。我看难。据我的观感，这套书每章后的注解比正文更值得关注。然而仔细审视这些注解，你会看出其中有些注解本身就值得“再注解”和校勘，有些其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注解，而是对原文的丰富。而原文中的某些需要注解的地方则暂付阙如，例如：书中提及1938年1月中旬，据国民政府指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之时，“徐特立等人来到长沙临时大学讲演，坚决反对西迁，鼓动学生抵制国民政府与学校当局的号令”一事，应该在备注中详述资料来源和完整内容，供读者判别。否则结论即显得草率。注解中这样的草率结论也有很多，值得我们详加甄别，否则就会误认为注解就是史实。

余英时先生曾在谈论史学家与历史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史学家本身就是史学上的一个重要因素，史学家写史本来就是一个历史事件。史学家的修养和学识，对历史的崇敬和忠诚，对人生的热爱与重视，都于他的史学研究和写作紧密相关。戏说历史绝对不提倡，用文学的笔法写历史可以理解，但一个严谨的历史写作者绝不会止步于文学的方式叙说历史。毕竟，文学的只能归文学，历史的只有归历史，虚构与真实之间，还有着截然不同的疆域和界限。

思郁

2012-1-6书

（本文某些观点借鉴了雪堂的书评，特此说明并致谢）

戴维·里夫曾用一句话评价他的母亲苏珊·桑塔格，他说她的一生活得就像是往图书馆里不断藏书。这句评语在我读《<读书>十年》的间隙忽然想起，觉得用来形容扬之水的生活十分恰切。

我读扬之水的著作不多，但是对其人印象十分深刻。这样说似乎很矛盾，根本没有见过其人，何谈“印象深刻”，可能是从她的一本一本书中总结出来的印象吧。总觉得现时代里，能够以此“隔离方式”做学问的人真是越来越少了。《<读书>十年》里写到的那批学人，现在都是学界的中坚力量，一个个功成名就，不是教授就是博导，不是学者就是专家，隔三差五冒出来指点江山，挥斥方遒，打压后辈，闹点学界丑闻之类的，就是没有再见有什么著作出现。这个学术界越来越不像学术界，越来越像娱乐圈了。

扬之水在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想当年我也曾以做‘女强人’理想之人生，近年却尽弃此图，只求一厅花草，一帘清风，一窗明月，伴我数卷诗书。”此等浪漫与理想，在八十年代的学人中应该不算少数，但是能够长期坚持下来的，好像并不多见。前几年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火热一时，很多人怀念八十年代的单纯和理想主义，但是那本书给我的印象还是有些“伪装”。之所以如此评价，是因为她的访谈中，所涉及的对象大都是学界中的“成功人士”。在他们的集体意识中，八十年代只是一个怀旧的话题，所有的苦难都会成为了抒情，所有的挫折都是成功的积淀。但在扬之水的《<读书>十年》中，我发现了一个更具有代表性的“原生态的八十年代”。用作者的话说，日记本不是为了发表的，只是为了单纯的记录，以免忘怀——如此方能展现一个真实的八十年代，一个更为真切的十年。

沈昌文给扬之水写的序言中，着重提到了《读书》杂志的创办：“编《读书》的都是经过浩劫复出工作的大牌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都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但是他们招聘的编辑标准确实有些“怪异”：最早聘用的吴彬，是从云南建设兵团回城的初中一年级的学生；现在大名鼎鼎的王炎，被聘用的时候是公交车售票员，也是初中一年级学生。而招聘扬之水的时候，沈昌文写到：“一看简历，颇不简单。这‘不简单’按今天理解，必定是在海外某某名校上过学，等等。几十年前，这位扬之水的‘不简单’却是，读过初中，插过队，做过售货员，开过卡车等等。卡车司机居然对文字工作感兴趣，而且确实在《读书》发表过文章，令人惊讶。大家觉得合适。于是录用。”

这才是我一向欣赏的那个八十年代，更为私人化的真实，更为贴近我们的情感距离。八十年代的《读书》是这种精神的最佳诠释，编辑、作者、读者不分彼此，可随时去拜访，一坐就是一下午。扬之水在日记中记录了很多这样的事情，也让我们这些后辈有机会一睹八十年代的学人的姿态。随意翻看一页就是这样的文字：下午周国平来送稿；社科院的赵一凡和苏炜来；甘阳来，一起聊了半日；到陈平原家取稿；午间到赵越胜家取磁带……通篇这样细致琐碎的文字所透露出的是一种融洽而自得的氛围。与我们现在壁垒森严，严防死守的学术气象大相径庭。

扬之水的《<读书>十年》主要描述了她从一九八六年进入《读书》杂志开始到一九九六年离开杂志，转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这段时间的生活与工作。日记打算分为三册出版，此时我们翻阅的是第一册，从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零年这段时间的记述。这十年对她而言极其重要，是因为她可以可以接触到一大批几乎从文革浩劫中“复活”的文化老人，与他们的交往构成了她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也许从更深远的角度说，是构成了她以后学术生涯的一部分。与金克木、徐梵澄、张中行、钱钟书、杨绛、冯亦代等人的交往，深深影响了她在学术上的选择。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十年中，也是她集中精力，钻研学问的十年，所谓《读书》十年，其实正是“读书十年”的好日子。一个卡车司机能够赶上如此好的机会，接触到这么多的学问和书籍，自然会陷入其中，沉迷痴迷，不可自拔。于是，在这本日记中，记录最多的，还是买书，读书，写书。几乎每天的日记都会提到书，几乎每天都会买书。笔者甚至在读日记的间隙突发奇想，想把这十年的书目整理成一份书目，该是一份蔚为大观的书单吧？

关于读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四日的一则日记：“年来过手之卷，怕也有千数了罢，读至忘情处，直是全然忘却书外的一切，唯此为乐。明白陷入其中是大忌，但既已知自己非学问中人，便做一书囊，书痴，乃至书橱，岂不也是人生一种。”也幸亏她有如此心境，这种“非学问中人”反而成就了她一等一的学问，说扬之水是学界“隐士”亦不为过。放眼望，如今学界，棍扫一大片，枪挑一条线，遍地都是学者和专家，说出的话连常识都混淆不清，倒是此等学问可堪忧虑，也更令人怀疑。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六日的日记中，扬之水记录了绿原的一封信，其中提到说：“余半生寂寞，偶有兴涂鸦，均不过与回声对话而已。匆匆已是望七之年，万事更不复妄求矣。不意承君撰文揄扬，实不胜感激而又喜悦，同时亦难免一丝淡淡的哀愁。”扬之水说，读罢令人很伤感。读扬之水的书，伤感倒是没有，只是突然想到沈昌文的那句：潇洒送日月，寂寞对时人。与时代有意拉开的那种寂寞，才是真正的疏离吧？

思郁

2011-12-27书

《读书》十年（一）：一九八六—一九九0，扬之水著，中华书局2011年11月第一版，定价：48.00元

前两年，安吉拉·卡特的小说刚在大陆出版，一读之下，惊为天人。我们常谓天才小说家，但能真正担当此称呼者，寥寥无几，读安吉拉的作品，却总给我这样天才的印象。天才的小说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自然流淌出来的；天才的小说无迹可寻，无法模仿，无法评论。但天才的小说家总给人短命的印象，人生如此，文学人生亦如此。文学史上有很多天才的小说家，但大多数如流星一闪而过，留下一两部闪耀着光芒的天才之作，剩下的尽是平庸。但是在安吉拉的小说中，天才的禀赋贯穿在她所有的作品中，不但体现在她对华美繁复的语言，入魔一样锤炼修饰上，更多还体现在她对语言变形乐此不疲的痴迷上。

但是在《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中，安吉拉似乎有意舍弃了自己的天赋，甘心做起一个默默无闻的讲故事的人。这让我感觉很是诧异。众所周知，童话故事大都起源于民间的传说，通过民间手艺人的口口相传流传至今，因此每个人都会是创作者，不会留下某一人的风格；但是作为小说家，更多是希望在自己的作品中打上烙印，形塑自己的风格。安吉拉也提到这点：“我们的文化是高度个人化的，我们坚信艺术作品是独特的一次性事件，艺术家则是富于创意和灵感的神人，能创造一系列独特的一次性事件。可是精怪故事就不是这样。”

换句话说，安吉拉整理精怪故事的初衷就在于，她想延续某种失落的传统，从这种传统中，某些被成见和习俗压抑的社会意识经过层层剥离，会得到很好的呈现。安吉拉在整理故事的时候，着重体现了两点：第一点是，在童话故事的讲述传统中，讲故事的人大多是典型的女性，但是很多整理童话故事的人都忽略这个重要层面；另外一点是，很多故事都是围绕某个女主人公而展开的，“不管她是聪明、勇敢、善良，还是愚昧、残酷、阴险，也不管她有多么多么的不幸，她都是故事的中心”。如果说在更具社会意识的小说中，女人一直是第二性的，那么安吉拉想证明的是，在最具民间特色的童话故事中，女主人公不仅是女人的专利，她们也同样经常性地出现在男人的故事里。这也几乎是安吉拉所有小说作品的特点，她的极度张扬的语言，对文学世界颠覆性的构建，都想证明这一点，文学也同样是真实的，就如同童话故事也有它真实的层面：女性被压抑了起来。

读《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很难不联想到卡尔维诺的《意大利童话》。而卡尔维诺对意大利童话的观察恰好论证了安吉拉的观点。卡尔维诺认为，《意大利童话》与《格林童话》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就在于意大利的童话很少能够发展到凶残和血腥的地步，而且意大利的童话中尽管有残忍的情感和非人的不公，但这些血债却从未逃脱过惩罚。故事情节并不详细描述对受害者的迫害，而是马上发展到挽回局面的结局：“在结局中，坏人（通常是坏女人）会得到迅速的惩罚，在意大利童话中，这种惩罚通常是毫不留情的：仿照惩罚女巫的传统酷刑，坏人被全身涂上沥青，然后在火刑柱上烧死，在西西里，则‘先被从窗子扔出去，然后再烧死’。”在《意大利童话》中，女人是惩罚和说教的对象，是第二性的，但在《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中，女人天生的、强势的，是智慧的化身，就如同“女巫”这个词汇的原初含义一样。

大部分的童话都源于民间故事，通过口口相传流传至今，因此很难找到原初的作者。一般的童话故事集，不会有作者的署名，最多称之为编者。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如果不是卡尔维诺，我不会去读《意大利童话》，不是因为安吉拉，我不会去读《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我的关注恰恰在于，想在这些整理的童话故事之间发现蛛丝马迹，发现安吉拉留下的文字气息，这是这部故事集对我的价值所在。即是说，童话故事的价值就是由讲故事的人一次又一次反复编制出来的，人们口口相传，不断为它增加新的内容。童话沿着一条没有尽头的无名长链不断传播开来。卡尔维诺告诫说，然而作为这条长链上的一个环节，永远不应该只是纯粹的工具或被动的传播者，要成为真正的“作者”，在故事中渗透作者的影子和风格。比如与大部分童话故事集中男性主导不同，安吉拉的这部故事只关涉到女性意识的成长。

本雅明还提到了使童话得以流传的另一个特点，即，不掺杂心理分析，尽可能简洁凝练，“讲故事的人越是将故事讲述得自然而然，不借任何心理描绘，就越能够将故事嵌入到听众的记忆深处；故事越能够融入听众的经验之中，他就越想要在日后某一天将故事转述他人”。简洁是童话故事的最为明显的特点，但是简洁也往往让人误认为简单，正如同这部故事集没有翻译成童话故事集一样，译者在开篇时就这样提到：中文的“童话”带有很强的指涉性，似乎只适合儿童读，为了与一般的儿童童话作出区分，翻译为“精怪故事”。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文化差异。

童话故事的简洁在于用简单的二元对立，各种超现实的神奇意象解读这个混乱世界。在童话中，神奇色彩一直都占据着统治地位，它甚至凌驾于道德意图之上，因为神奇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这是童话的特点。童话中的道德说教往往是含蓄的，无论是好人的胜利，还是坏人的惩罚和堕落。而我们习惯了用一种道德的有色眼睛阅读童话的时候，恰好说明了，童话的说教功能根本没有存在于故事的内容之中，而是存在于童话自身的模式，或者讲述童话的过程中。安吉拉的这本故事集，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她自己的“恶趣味”，而且是故意为之。对她而言，这些“恶趣味”的故事愉悦程度越高，越能代表女性智慧的胜利。

安吉拉说，我整理这些故事并不是出于怀旧，而是想让人们记住我们的曾祖母，还有她们的曾祖母是多么智慧、聪明和敏锐，“她们有时抒情，有时古怪，有时候简直就是疯狂；我也想让你们记住鹅妈妈还有鹅宝宝们对于文学的贡献”。从童话到文学，从故事的传播者到故事的创作者，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这其中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讲故事的那个老妇人又复活了，而且一直在重复讲述着那些听来的传说故事。

思郁

2012-1-9书

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英】安吉拉·卡特编，郑冉然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定价：48.00元

读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早年在集中营的回忆录，印象最深的不是杀戮和恐惧，而是一个孩子颇为“幸福”的生活。这里的幸福当然是相对而言，但是不得不承认，孩子眼中的世界与成人世界存有巨大差距。整个世界的苦难瞬间坍塌的时候，孩子的目光也会聚焦于苦难之外的事物。对他们而言，世界不存在绝对的苦难，任何微小的快乐都可以与巨大的苦难所抗衡。几年后，集中营解放了，克里玛获得了自由。多年后他每每回忆到这一刻，说他产生了一个近乎亵渎的念头：为了那种极度自由的感觉，所有那些被剥夺的岁月都是值得的。

用多年的苦难换取瞬间的快乐，这就是一个孩子气的想法而已。多年后克里玛回忆起这段经历还是觉得耿耿于怀，总觉得他是在美化童年的记忆，为苦难的岁月抒情。其实不然，苦难的表达方式有很多种，虽然很难把苦难与快乐，苦难与幽默联系到一起，但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苦难的土壤仍能滋养出幽默之花来，就如同恐惧能滋生出诗意——黑暗的诗意。

英国小说家玛琳娜·柳薇卡的经历与克里玛有相似的地方，1946年，二战刚刚结束，她出生在难民营，但随后不久就移民到了英国。乌克兰的历史对她而言，本来就是淡薄至极，更何况，一个孩子的童年中，快乐总是会大于苦难。她的小说处女座《乌克兰拖拉机简史》时，她已经五十七岁了。遥远的记忆中，那段苦难的历史对她而言更像是一种观望和审视，即从苦难中努力分辨出荒诞和幽默来。比如这本小说，刚开始读，你很难不被这个怪异的书名所吸引。据说，这本书出版时经常被误放置进非小说的科技类，读过的人寥寥无几。但正是因为这个古怪的小说名字，口口相传的好口碑，硬生生把其推进了畅销书的行列。

用一种幽默的笔法书写上一代人的苦难史，很难把握好分寸。玛琳娜的聪明在于，她的幽默只针对现实的生活，对历史的记忆碎片，或者说对家族史的回顾和整理中，幽默的笔法又变成了几许荒诞。不要小看这种差别，历史的苦难本就有几分荒诞的意味，乌克兰的历史其实就是那个时代中大历史的一个缩影。而现实的生活总需要幽默感的滋养。小说中有很多明暗线之分，明线是八十四岁高龄的父亲想与三十六岁的瓦伦蒂娜再婚，理由是为了帮助她逃离乌克兰的糟糕生活，移民到英国。两个女儿薇拉和娜杰日达竭力阻止这个狐狸精侵占他们的家庭。而暗线则关注于这个家族在乌克兰的历史——与大时代的历史紧密相连，关于饥饿、恐怖、杀戮、战争。明线幽默有余，暗线荒诞无比。

小说的叙述者娜杰日达，是一位社会学女教授。她说，小时候妈妈常会讲些家族故事，“但只将那些结局好的”；姐姐也会讲故事，但是她的故事“千篇一律”，就是好人战胜坏人那一套；而父亲讲述的故事“结构复杂，意义含混，结局凄惨，此外还冗长离题，事实不清”。这些占据个人的立场讲述的故事让她无从了解历史和真相，于是她想讲述自己的故事：把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弄清楚，然后用自己的方式讲出来。

小说的微妙之处就在这里，讲述故事的基础在于，你掌握足够多的历史真相。但是对乌克兰的历史，从小移民到英国的娜杰日达其实知之甚少，她属于无根的一代。她与家族唯一的联系只有那些从母亲、父亲和姐姐口中听来的故事。她只能通过筛选和重组来完成自己的故事创作。虚构成了讲述故事最高的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讲，真实的苦难被忽略了，虚构的苦难成为了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但是在小说中，渴望从乌克兰移民到英国的瓦伦蒂娜代表了一种真实的苦难。当她体验到在乌克兰的没有未来时，她会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利用自己的色相，骗取比他大三十多岁的尼古拉与她再婚。爱情不是小说的主题，幽默的冲突才是。但是这种幽默的背后是一种被忽略的苦难历史。我们似乎可以作出这样的分析和解读，娜杰日达与瓦伦蒂娜的矛盾在于对苦难真实的认知程度。娜杰日达只相信记忆中的故事，对真实的苦难历史知之甚少；而瓦伦蒂娜因为了解真正的苦难，反而无法讲述自己的故事，她只想把这种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把这种苦难之重抛售出去，换取安逸和幸福的生活。错位从此产生，幽默从此产生，了解苦难的人不想讲述，不了解苦难的人反而渴望讲述：这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我喜欢《乌克兰拖拉机简史》这部小说的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它幽默的写法，断片残章地把一个家族的苦难呈现出来，而是认为这种幽默的背后有种更为深沉的力量。即是说，源自苦难的人生，也能滋生出诗意来。我印象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还有2009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赫塔·米勒。同样在一个极权体制下生活多年，逃离之后仍然能用那些诗意的句子描述残酷的半生，玛琳娜的幽默，应该是同样的作用吧。

完全可以把这本小说当成一个喜剧来读。但是这样的喜剧其实是一个在极权主义体制下生活多年的家族盛衰史。小说中有个情节值得提及，尽管精神病医生宣布父亲尼古拉的头脑清醒，但是娜杰日达认为，“瓦伦蒂娜还是比她意识到的更接近真实，因为只有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生活过的人才能觉察到妄想症的真实特征”。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中，“假如你太聪明，你肯定是个潜在的叛徒或破坏分子；假如你太笨，你一定迟早会说错话。从最底层到最高层，没人能躲过妄想症的来袭。实际上，那个在这片土地上最有权力的人，也就是斯大林本人，就是患妄想症最严重的人。妄想症从克里姆林宫紧闭的大门下渗了出来，麻痹了所有人的生活”。

朝鲜的金胖子去世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又少了一位。听说，这段敏感时期恰好在朝鲜旅游的中国人，如果不学他们本族人痛哭流涕哀悼伟大的领袖去世，就不让你上火车回国。这算是妄想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且颇具幽默感。想想看，你硬挤出两滴眼泪，干嚎两声，内心里还一个劲儿骂他娘倒霉催的，哭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死胖子，还有比这更具喜感的么？

思郁

2011-12-29书

乌克兰拖拉机简史，【英】玛琳娜·柳薇卡著，邵文实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11月第一版，定价：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