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从孤独中突围

某种程度上，“波希米亚”已经成为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形容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它可以描述为一种流行和时尚，一种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一种矫揉造作的风格，一种面对生活的态度，一种糜烂和放浪形骸的状态，如此等等。这个词汇的终极泛滥导致了对其意义把握的空缺，总是处于流动状态的能指，让波希米亚的所指意义变得扑朔迷离。我本以为浏览过文化批评家伊丽莎白·威尔逊的专著《波希米亚：迷人的放逐》后能够让我对这个词汇的真实含义和内涵有所确定，但正如在这个“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时代里，奢望抓住一个固定、单一和永恒不变的概念，注定是一场无望的泡影。

波希米亚最初只是一个单纯的地理词汇，指的是捷克中西部的一个地区。从19世纪开始，这个词汇逐渐衍变成为了一个文化和政治上的概念，指称那些渴望过着非传统生活，四处漂泊流浪特立独行或者受到政治迫害被迫流亡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群体。威尔逊在她的这本书中梳理了波希米亚演变过程，并且精细地描述了这个群体的真实生活状态。值得一提的是，她探究这种变化过程的时候，并没有采取常用的编年体方式，而是抓取了波希米亚生活的几个主题，突出了他们的特点，并且采用了散文化的叙述方式，契合了波希米亚生活的千姿百态的特质，使这本书显得迷人有趣。当然，这样的一种研究方式也暴露出了某些方面的缺陷，比如波希米亚人的生活其实是永恒地流动的，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如果有共性的话，那就是体现在“波希米亚”这个无所不包的词汇中。因此奢望抓住他们的主题往往比较困难，换句话说，威尔逊用主题研究的方式论述波希米亚人只能彰显出这个群体某一方面的特质。其次，采用主题研究的方式也意味着放弃了编年体的条理清晰的优势，显得杂而混乱，对其意义的把握更难确定。当然，这种混乱很难是说这本书的缺点还是优点，在我看来，甚至可能优点方面更多一些，混乱正是波希米亚的一个特点，我的阅读体验证明了这是一种美妙的混乱。另外，这本书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让一群女波希米亚人在舞台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作为女性主义者的威尔逊对自身群体的挖掘可谓不遗余力。我们已经习惯了让那些抛妻弃子的艺术家站在了波希米亚舞台的中央，他们生活混乱，作风不堪，女人成为了他们生活中玩物，艺术上的缪斯，舞台上的布景，天才上佐证，肉体上的妓女，精神上母亲。但在长久的波希米亚生活中，女人一直是缺席的，很少有人承认她们在波希米亚中的地位有多关键，她们在生活中遭受的特殊困难也是波希米亚生活不为人知的一面。正如威尔逊所言，她们是“波希米亚神话的秘密角落”，对她们的挖掘让波希米亚这幅风情万种的画卷更加绮丽多彩。

其实在这里对波希米亚那种生活过多赘述并无多大意义，无论是贫困、怀旧、犯罪、性爱，特立独行、奇装异服，所有惊世骇俗的行为与波希米亚挂钩的时候，这个背后的神话和传奇都具有了某种虚构的成分。我感兴趣的问题是，是谁造就了波希米亚的神话？虚构的传奇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用罗兰·巴特的话说，在现代社会，神话的出现是为现实社会无法解决的问题找到一个假象的解决之道，而波希米亚神话“就是为工业化西方社会中艺术面临的困难寻找一种假想的解决办法。这个神话意在解决艺术与商业和消费社会之间既融合又排斥的关系，并调解艺术需求在经济上的不确定性与艺术家的天才和优越性观念这两者的关系”。在我看来，这段话正好也解释了为何“波希米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了一种如此泛滥的概念。先锋艺术也好，现代和后现代艺术也好，最初的出现都是一种艺术家个体行为的表现，而且这种个体行为往往具有日常革命性的特质，即是说，它是一种反叛的行为，是对庸常生活的摒弃，是对无所作为的生活的远距离观照，甚至是一种讽刺和嘲弄。但颇为吊诡的是，正是这种反叛的艺术却受到大众的追捧，商业的青睐，反而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往昔的个体行为成为了大众获得群体认同的意识形态神话，风靡一时。这种波希米亚的辩证法造就了波希米亚的神话，也让这个概念无所不包，无所不能。

威尔逊在书中分析说：“波希米亚寻找的实际上是一种逃避和救赎的世俗圣杯神话，在这个神话里，现代工业城市取代了亚瑟王的宫殿。波希米亚首先是一种探索，更多的是对个性的追求，而不是个性本身；波希米亚是乌托邦，而不是具体的所在。”波希米亚的迷人之处不在于它的放逐，而在于它的乌托邦特性。

思郁

2009-10-31书

波希米亚：迷人的放逐，【英】伊丽莎白·威尔逊著，杜冬冬 施依秀等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定价：28.00元

当让·保罗-萨特在1980年去世的时候，世人惊呼“我们的时代陨落了一颗明亮的智慧之星”；当雷蒙·阿隆于1983年去世的时候，法国《解放报》的大字标题是“法国失去了自己的教师”；当米歇尔·福柯于1984年去世的时候，他已是天下最闻名的知识分子，法国知识界甚至把他的辞世称作“本世纪思想界最重大的事件”；当雅克·德里达于2004离开人世的时候，世人无不痛惜哀悼又失去了一位“世界公民”。2009年10月30日，随着伟大的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家中病逝，法国知识界失去了他们的最后一位思想巨人。这位与萨特同时代的伟人的辞世，不仅仅预示了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且预示了一个世纪的终结，那个盛产公共知识分子和思想伟人的20世纪的终结，从这个角度来说，列维-斯特劳斯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的世纪终结者。

1908年，列维-斯特劳斯出生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后随家返回巴黎读完中学和大学。他不但与萨特、波伏娃、梅洛-庞蒂等是同一时代，而且基本属于同一知识圈子。他在二十年代末期开始学习哲学，与那个圈子里的人几乎同样的经历，毕业后先在外省的某个公立中学教书。由于对哲学的不满意，他很快辞去了教职，返回巴黎学习法律，随后开始研习人类学，最终成为举世闻名的人类学家。关于这段辞职的经历，列维-斯特劳斯说当初念哲学，并非意味着他喜欢哲学，而是因为他“对截至当时所选修过的其他科目都不喜欢”的缘故。在他看来，哲学只是“意识对意识自身所做的某种美学上沉思”。学习哲学让人失望，他们的哲学训练虽然使智力得到练习的机会，但这些练习却在脑筋上留下枯燥化倾向的结果。而他开始选择人类学也只是一种偶然，对哲学的厌恶，让他渴望寻找到另外一种逃避之道。但是，这种偶然的机遇带给他是一种不同于哲学学习的快乐。他人类学之所以会吸引他，是因为他发现了人类学研究的文明和他自己特殊的思考方式之间，有一种结构上的类似。估计，当时的他根本没有想到，正是这种对人类学结构上的最初兴趣最终导让他完成了两卷本煌煌巨著《结构人类学》（1958、1973）和四卷本的《神话学》（1964-1971），并引领了法国思想界名噪一时结构主义思潮的崛起。

列维-斯特劳斯的一生除了那些在原始部族中的探险经历让人惊叹，其余看似都乏善可陈。他与萨特等人不同，给人的印象是很少介入政治和对公共事件发言，他的著述大都是学术著作。也许，我们从此会认为他仅仅是一位学术型的知识分子。但是随着对20世纪40年代法国知识分子的研究的深入，尤其在流亡美国期间的经历值得记上一笔。尽管他一向主张学术自主，但在国破家亡的时刻他显得对政治也十分关心，在那个时代他是一位戴高乐分子，但他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尤其从1945年到1948年，他担任了自由法国驻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对许多流亡在外的法国知识分子伸出了援助之手。也正是在这个特殊时期，他在纽约认识了语言学家雅各布森，并受到了他的结构主义的启发，正是这种启发让他把人类学上的亲缘关系与语言学联系了起来。

1949年，列维-斯特劳斯发表了《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已经展示了他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但真正使学术界打开眼界的是1958年的《结构人类学》。六十年代起，他开始出版他的多卷本的《神话学》，恰逢其时地推动了结构主义的高潮，震动了法国思想界。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神话、习俗、姻亲关系等都被共同的深层结构的所控制，一个遵守这些习俗或神话的民族自己不会感到这种深层结构。他还认为，不仅一个民族如此，而且各民族的神话、习俗，虽然他们的语言那么不同，也服从相同的结构。列维-斯特劳斯的对结构主义的研究其实更多的是提供了一种理论资源，具有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最初是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理论著作衍生而来，是研究作品和实践的一种方法。它的主要代表人物除了列维-斯特劳斯，还有研究文学和文化的罗兰·巴特，研究哲学和历史的米歇尔·福柯，研究心理分析的雅克·拉康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路易·阿尔都塞。他们的著作都各不相同，大相径庭，但是能对其产生共同联系的除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就是列维-斯特劳斯的文化结构主义的影响。

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学研究中认为所有的神话都有相似的结构，同时他还认为，所有的神话在社会内部都有一种相似的社会文化功能，即神话是为了对世界进行解释说明，从而解决其间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他认为“神话的思维总是由意识到各种对立面的存在到寻找解决这些对立面的方法而层层递进，逐步展开的……神话的目的就是要提供一个能够解决矛盾的逻辑模式”。神话是我们为了消除各种矛盾，让世界成为一个可以理解并可以居住的地方而以一种文化的形式我们讲给自己人听的各种故事。这种用神话解决人们矛盾的模式被罗兰·巴特运用到了通俗文化研究中，揭示出了通俗文化的各种作品和时间中常常隐含不露的东西。而且这种神话研究的模式在现今的大众文化研究中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说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研究引领了后来西方盛行的文化研究的崛起也不为过。

在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中，还有一本早期作品不得不提，那就是《忧郁的热带》。该书于1955年在法国出版时成了畅销书，现如今已是20世纪最伟大的著作之一。表面看，《忧郁的热带》是作者对1935-1939年的那个时期在巴西内陆印第安人部落生活的回忆和记录，然而这本书超出了人类学学科的局限，变成了列维-斯特劳斯的个人精神自传。它的书写的伟大，并不仅仅体现在那些生动、细腻，具有鲜明的独特个性的书写上，用桑塔格的话说，《忧郁的热带》的伟大在于“列维-斯特劳斯利用他的经历的方式——他反思着风景的自然状态，反思着身体艰辛的意义，反思着新旧世界的城市，反思着旅行的观念，反思着日落，反思着现代性，反思着识字与权力的关系”。这与其说是一本人类学家的学术著作，倒不如说是一本伟大的随笔，处处显露着强烈的个人色彩，充满了一种基于深刻理解的同情，独特的文体写作散发出一种迷人的魅力。

列维-斯特劳斯去世后，国内研究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也是最早翻译列维-斯特劳斯的李幼蒸先生评价说，列维-斯特劳斯毕生学术成就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开创了文化人类学理论化发展的新方向，这就是结构人类学的出现；二是引发了当代人文科学符号学运动和结构主义思潮。这种评价虽然正确，但是显得过于中规中矩。列维-斯特劳斯的去世也许不仅仅让我们失去了一位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宗师，更重要的，他才是真正带走一个时代的人。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是作为一群体，作为人道主义的批评家而闻名于世，他们怀疑理性主义和个人至上主义的哲学，批评那种认为历史的结局必定美满的历史观，对自由主义态度谨慎，对马克思主义满怀疑虑。时代需要时他们会走在街头，加入抗争的队伍。他们不是学术象牙塔里不食人间烟火的陈腐学者，他们的哲学沉思，他们的著述论辩，与我们生活的时代紧密相关。法国的二十世纪是一个知识分子世纪，知识分子也许不是一个人，但可以是任何人，是哲学家，是科学家，是学者，是教师，是人类学家。从萨特去世开始我们就惊呼一个时代结束了，也许，应该说从萨特去世开始，那个即将结束的时代才到来，而到这里，才是终点：列维-斯特劳斯的去世才真正终结了那个知识分子的时代。

思郁

2009-11-6书

可以借用一下米兰·昆德拉的那个比喻，诗人毁掉了生活的房子，用拆掉的砖块建造了另一座诗歌的房子；而传记作者仿佛是打算摧毁诗人的诗歌房子，重新建立已经拆除的。换句话说，传记作者的工作既不能阐明诗人的价值，也不能阐明诗歌存在的意义，根本就是多余的书写。不仅仅是昆德拉有这样的想法，反对传记的作家和诗人大有人在。尤其是诗人的传记书写，更为艰难之处在于，传记作者除了要对诗人的生平史实负责，还要对诗歌的解读负责。诗人布罗茨基接受所罗门·沃尔科夫的著名访谈中就说到这个令人挠头的问题，他说虽然诗人传记本身的意义可能是很出色的作品，但这种意义往往根本澄清不了诗作的内容，反而可能使得诗歌模糊不清。它可以重构监狱、迫害、流放，但却无法重构艺术思想和诗歌精神。更重要的是，大多数读者可能仅仅通过诗人的传记故事获得了某种情感上满足，而把诗歌抛在脑后。

尽管如此，我还是渴望有一本关于诗人布罗茨基的传记。这种精神上渴求源于我个人阅读经验中多重影响的重叠。比如桑塔格就不止一次向这位老朋友致敬，关于布罗茨基的诗歌，桑塔格把他称之为世界诗人，“部分原因是我不能用俄语读他的诗；主要原因则是，他在诗中达到的那个维度，这些诗在物质标志上，文学指涉上和态度上具有非凡的速度与密度”。关于布罗茨基的散文，桑塔格用“诗人的散文”这一独特的文体向俄罗斯的二十世纪致敬，“俄罗斯的二十世纪主要是诗人们的一项成就——但不只是诗歌中的一项成就”，言下之意，还有诗人的散文。正如布罗茨基宣称的那样，伟大的散文，必须被描述成“以其他方式延续的诗歌”。想想二十世纪俄罗斯的诗歌金链上的那些诗人们吧，他们在1987年的诺贝尔奖上因为布罗茨基的缘故得到一一展现。他在受奖演说中谈到了三位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马托娃，以及另外两位对他同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上的诗人弗罗斯特和奥登。他说时常面对这些身影让他不安，“在最好的时辰里，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他们的综合——但总是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个体”，“若没有他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作家我都无足轻重：至少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布罗茨基用他自己方式向他崇敬的那些人致敬，俄罗斯诗歌金链上因为他的存在又得以让伟大延续。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本列夫·洛谢夫的《布罗茨基传》恰逢其时地满足了我对伟大的诗歌精神的渴求：不仅仅是渴望深入细致地了解诗人的生平所遭遇的监狱和流放生涯，更多是想了解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中最终由他串联起来的二十世纪俄罗斯的诗歌金链。作为这本传记作者的洛谢夫，与一般作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是布罗茨基的好友和诗友，也是最早对其诗歌展开严谨的学术研究的人。他们年轻时已经相识，因为共同对诗歌的追求和爱好结下伟大的友谊。其后，即1972年布罗茨基被强制遣送出国之后，1976年，洛谢夫也移居到了美国。很显然，洛谢夫书写布罗茨基的传记的优势尽显与此，他们不但分担了共同的对诗歌的爱好，而且共同分担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命运：从此以后，他们的家只有俄语，而不再是俄罗斯。在这本书中，传记的作者洛谢夫，诗人布罗茨基，以及传记中提到的伟大诗人们，他们的身影都是相互重叠的。这种阅读印象的获得，并非简单的说他们都可以归属于二十世纪俄罗斯的诗人，而是基于他们在一种共同压迫制度下平庸琐碎而无力的生活，而后又被迫流亡在外的经历所致。当然，现实中的流亡要比那种单纯精神意义上的流亡更悲惨：一种无根的喜悦，漂泊的家园。乡愁的气息会若隐若现的弥漫在他所有文字的周围，久久不散。

在布罗茨基的一生中，1964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诗人因不劳而获罪受审入狱，而后被判流放，最终被驱逐出国。在传记中洛谢夫对这次审判有着极其清晰的描述，而且这种描述愈详细愈是彰显出一种实实在在的荒诞意味。最初的审判是以布罗茨基经常调换工作为由，当布罗茨基说自己的工作是写诗时，法官拒绝承认他的文学工作是一种工作，拒绝承认他是一位文学家。这种典型的黑色幽默发生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多少有种卡夫卡小说的味道。洛谢夫谈到这次事件对诗人本人的深层的影响值得记录在此：“对布罗茨基的审判常常被称为‘卡夫卡式的’，这指的是法律逻辑的缺失、诉讼的荒谬以及可怕的审判氛围”，但对布罗茨基而言，这次审判还有更深层次的意味，“要知道，卡夫卡的《审判》不仅写到，一个人可能会不明不白地遭到审判和折磨，而且还写到，一个不知为何遭到审判多大人却也有可能感觉自己有罪。这是人类普遍具有的存在罪孽感，并不一定与犹太-基督教的原罪意识相关，这种罪孽感始终存在于布罗茨基的诗歌，也存在于他的整个智性生活”。在我看来，这段话可以作为理解布罗茨基诗歌的一把钥匙。在布罗茨基的诗歌中不仅仅有关于原罪主题的诗歌，还有与此相关的宽恕主题。阿赫玛托娃说过“你不知道你已获宽恕……”布罗茨基终生铭记这句诗歌。是不是正因为此，而布罗茨基在美国的流亡生活才超越了自我隔绝和悲痛的局限，具有如此清醒的自我审视和观照？布罗茨基用俄语写下了伟大的诗篇，而用英语写下了同样伟大的散文——诗人的散文。

在去年出版的《布罗茨基谈话录》中，印象很深的是沃尔科夫问布罗茨基，一位诗人居住在异国他乡，却继续用母语写作有什么感觉？布罗茨基用托马斯·曼的一句话作为回答：“我在哪里，哪里就有优美的德文。”这不是傲慢，是深深浸淫于二十世纪优秀的俄罗斯文化之中下意识的自信。正如桑塔格所言，我们只有环顾一下约瑟夫·布罗茨基在其他俄罗斯流亡者和移民中间的行为举止，就不难发现，他仍是一个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而且他实际上又是何等慷慨地让自己适应我们，同时急于把他的意志强加在我们身上。用他自己在获得诺贝尔奖时的那句巧妙的话作为回应，他是一位“俄语诗人，美国公民”。

思郁

2009-10-27书

布罗茨基传，【美】列夫·洛谢夫著，刘文飞译，东方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定价：48.00元

从大学期间开始阅读刘小枫，至今算起已经有数年了。印象颇深的是第一次在大学图书馆中翻阅到了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竟然掩饰不住内心的狂喜，兴冲冲的跑回到了宿舍告诉一个和我有着同样阅读兴趣的朋友。而后，这个朋友也迷上了刘小枫，我们一起把图书馆中凡是与刘小枫有关的书籍基本都翻了一遍，《诗化哲学》、《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这些大部头以及像《沉重的肉身》等随笔性质的小品文无论是否能看得懂的我们都借了研读，但是就没有发现《这一代人的怕和爱》。而后的几年，借助于网络的勃兴，终于在网上阅读了这本书的电子本。相对于他的那些比较学术化的文本，阅读《这一代人的怕和爱》这样的学术随笔，简直是一种奢侈的美的享受，而且是享受智慧的美餐。不过还是很可惜，三联版的《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已经卖断很久了，刘小枫虽然随后修订出版了他的许多大部头著作，但是迟迟未见这本小书露面。据刘小枫自己曾坦言从不自恋自己的文字，所以扔了很多早期觉得稚嫩的文章，不知道是否这个原因一直没有修订出版这本小书。直到了2007年年初，这本在我以往阅读生涯占据重要地位的小书终于被华夏出版社重新出了增订本。

但是往昔的阅读激情已然不再了。不知为何看着手中已经变厚了的增订本，心中有些寞然的怅意。我为什么单单难忘那个三联版的小册子样儿的《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难道增订本的《这一代人的怕和爱》相对以前的那个寒酸的版本不是更加厚重，更具有新增的问题意识么？也许简单的看就是这样。但是，和以前的那个版本比，失去的却是我已经在内心形成的难以言语的阅读激情，还有爱。刘小枫曾经在书中细述他们那一代人的“怕”和“爱”，“我所说的那种怕与任何形式的畏惧和怯懦都不相干，而是与羞涩和虔敬有关”，而爱呢？“与此相关，我们可以领会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意义，他的启示在于，爱的实现是与受苦和牺牲联系在一起的，这是爱在此地此世的必然遭际”。只有如此理解“怕”和“爱”你才能知道他具体想表达什么，他想表达的恰恰是，这种具有宗教精神的“怕”和“爱”正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所缺乏的，也是我们这个一向“没有习惯向苦难下跪的民族”所缺乏的最重要的精神质素。只有从这个角度理解《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你才能在其中阅读到许多令我们耳目一新的东西。我想我明白了为什么我现在看到这个加入了许多许多新作的增订本时候有些失望的感觉了，因为看到它的新貌无法让我回到当初的阅读语境，也无法让我感受到源初阅读时候心中产生的那种悲悯和向苦难充满敬意的情怀。“怕”和“爱”是我当初阅读时候最强烈的感情，但是现在我已然从“信”走向了“不信”，从崇敬走向了怀疑，从热切走向了冷静，甚至从虔敬走向了质疑。这种数年间心态的百感交集让我现在的阅读也处于了一种情感缺失的状态。找回失落的阅读激情是我阅读这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的时候最强烈的感受。

重温那些再熟悉不过的篇章，更加坚信了我的判断，对新增的那些文字依然充满了陌生感。陌生感不是说我对那些新增的文字陌生，恰恰相反，那些新增的文字我大都阅读过，但是当这些文字被收录到新版的《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中的时候，那些原本熟悉的文字霎时间变得陌生了。陌生不是因为文字，而是因为对已经寄托了情感和灵魂的源初版本的热爱，因此之故，对所谓增订本有一种自然的排斥和质疑。翻阅这本面貌焕然一新的书，新增订的文字大都来源于刘小枫先生近些年给他主编“经典与解释”丛书中的选本所著的序言之类的文字。那些文字因为预先有了书写评论的对象，而且对象多为西方大哲，所以文体的选择上显得理性和严肃的多，那种直显心性的如《记恋冬妮娅》一类文体书写再也看不到了。这也是我与这些新增的文字一直感觉到存在隔阂的原因。

以前我曾经写过一篇评论张旭东先生的文章《跨文体书写的困境》，大意是说对于习惯一种文体书写的人很难尝试用新的文体写作，他们经过长期训练的学术思维已经有了一定的惯性，这种思维的惯性致使他们书写的时候转换文体有一定的困难。当然，这种规律并不是绝对，刘小枫就是一个例外。熟悉刘小枫的学术历程的人大都熟悉他近些年在学术领域不断的周期性“跳槽”，大学学习美学，后转为哲学，其后转为神学，又转为国学，最终转为现在的社会学理论和政治哲学。尽管我们无法一次次快速适应越来越陌生的刘小枫，但是他让我依然充满敬意的是，他的每一次转行都会有一本带给我们惊喜的新作问世。这种在不同的领域中往返不断学术经历才是他文本书写时一再变幻的原因。在编选自己的一本选集的时候，刘小枫解释了自己近些年“学述文风变化颇大”的原因：“一，有意走出既定文化制度的文体；二，摸索切合自己关心的各种思想学术论题的不同文体”，并最终强调，“只是要区分单纯个体信念式的文体和切合文化理论品质的文体，并在这两种不同的言路中前行”。对照旧版的《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和现在的增订本，之间最大的不同也许就是前者是单纯的个体信念式的文体书写，而后者已经泯灭了两种文体书写之间的界限。当这种本来相对清晰的文本书写日渐模糊时，原来在书写中清晰坚定的刘小枫的面容也逐渐淡化了。这种隐微细小的变化正契合了他在前言中感慨所谓的“我们这一代，早就消散了——也该消散了”。

时代进步，感觉进步，学术进步，而我的记忆却停留在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个子高大，一副深度眼镜架在脸上，身上透着一股乡土的书卷气，灿烂中略带诡秘的笑”的刘小枫身上。不过那个刘小枫已经渐行渐远了，留给我们的是让我们日益捉摸不透的刘小枫。

思郁

2007-3-13

《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增订本），刘小枫著，华夏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定价29.00元

题记：

晚上跟朋友聊天谈到刘小枫。不约而同的都说对其关注渐渐少了，初识时的那种悸动、新奇和震撼，至今已消于无形。我说我的《拯救与逍遥》等书早已经送人了，刘的其他书也束之高阁，很久没读了。友人开玩笑说我这是典型的“弑父”行径。回想起来这句话心中颇有感触，翻旧文纪念“读刘”的那些激情岁月。

我们最早接触到雷蒙德·卡佛的作品应该是《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那本书收录了卡佛的十三个短篇，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版，于晓丹的译文。那也是在继海明威之后我们再一次领略到简约风格的小说，令人印象深刻。2009年年初，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卡佛的小说集《大教堂》（1983），受到众多爱好者的追捧。卡佛及其“极简主义”风格的小说又重新进入了公众的视野，成为了小说爱好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和模仿的对象。在这些争论的话题当中，卡佛小说爱好者对肖铁翻译的《大教堂》的译文上指出了很多谬误和粗疏之处，这种批评直接催生了另一本书的出现，这就是由卡佛小说爱好者汤伟翻译的《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1988）出版的由来。

尽管我们耳边经常传来评论家的告诫不要试图用小说家的现实生活来诠释其作品，但对卡佛这样的作家而言，他的小说与他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他笔下的都是一些小人物和失败者，是美国中下阶层的普通人，用他自己的话形容是美国生活里最绝望也是最庞大的下层土壤。卡佛的大半生都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坦然承认他的小说写的大都是他周围那些人实实在在的生活。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开始成名，经济窘况得到了改善，再不用担心写作的时候身下的椅子被人抽走，写作的风格也随之转变：“在1982年到1983年之间，我陆陆续续写了十二篇短篇小说……在这期间，我自己的生活状态变了许多，显然生活中的变化带动了我写作的改变。《大教堂》中的小说，与我过去的小说相比，都更加丰满一些，文字变得更慷慨，可能也更积极一些。”换句话说，《大教堂》仅仅代表了他这一时期比较成熟的创造。但对一向乐意追根究底的读者来说，我们更渴望全面的了解他，比如，他的小说风格是如何形成的？他的极简主义是如何练就的？从他1961年开始发表小说和诗歌开始，一直到他的作品成熟期都经历过什么样的变化？这些疑问单纯从《大教堂》中是无法得到答案的，但从这本卡佛去世前亲自编选的自选集中却可以大体触摸到其中的变化痕迹。

自选集中收录卡佛认为一生书就的最好的三十篇小说和另外七篇新创作的小说。第一篇《没人说一句话》描述的是一个少年在普通家庭中生活中的一天，父母的争吵，他的撒谎和逃学，他的性萌动和对女性的幻想，钓鱼讨父母的欢心。这些琐碎的孩子气的生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富有意义并且比较丰满的故事。与他以后的创作进行对比我们能清晰地感知到某种微妙的变化的发生。小说集中的最后一篇，同样也是卡佛创作生涯中的最后一篇小说《差事》，是写俄国小说家契科夫的死。这个题材也预示了他对纪实与虚构的写作手法的巧妙借用，他舍弃了一贯海明威式的简约和卡夫卡式的阴郁，描述了很多细节，让整个故事变得丰满，而且充满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这些变化在卡佛大多数作品中是不多见的。他的大多数小说虽然延续了普通人琐碎的生活主题，但不描述细节，不重视叙述结构，不烘托气氛，也不加评论。有时我读他的作品会有种错觉，以为读的是一本超现实主义的文本，题目和情节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它们只是作为一种存在展现在那里，颇有几分荒诞的意味。以《你在旧金山做什么》、《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以及《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这些不同时期的作品为例，我们能看到他毫不留情地削减故事，简化叙事，删除细节，摒弃隐喻，遮蔽抒情，将大量的文字弃之不用，代之以支离破碎的、断断续续的，甚至经常由沉默和空白间隔开来的对话片断。他成熟之后的作品给人的感觉像一个原本丰满的人剔除了皮肉之后剩余的一个孤零零骨架。这个有些笨拙的比喻容易让人联想到卡尔维诺对博尔赫斯的评价。卡尔维诺认为博尔赫斯的小说过人之处在于，他发明了一种写作方法，对一本幻想中并不存在的大书进行概括性和缩减性的书写，因此他的短篇才散发出一种如此简练和迷人的魔力。这种评价同样也可以用来形容卡佛的创作，但是其中稍微不同的是，博尔赫斯是对一本并不存在的书的概括，而卡佛很多时候却是先真真切切写完一个故事，然后对其进行精简。自选集中《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和《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原本是卡佛创作的比较长的故事，但后来收录到小说集《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1981）中的时候，都进行了相当大的修改，尤其是《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甚至删去了四分之三的内容，剩余的部分只有一个破碎的、不连贯的、无法理解、神秘的和高度浓缩的框架。人物虽然还是那些人物，故事也仍然是那个故事，但是意义和框架的形成只有依赖读者的阅读和头脑中的理解，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才能填补其中的空白。

是不是正因为卡佛的小说恰好迎合了这种读者反应的小说理论，让读者有机会参与到了填补他作品空白的创造，所以才受到众多爱好者的追捧？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解释，卡佛写普通人生活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正因为这种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容易给人一种虚构的印象。他笔下的那些失业的推销员、酗酒的男人、酒吧的女招待、情感缺失的孩子、陷于家庭暴力和外遇困境的夫妇等，这些人的生活容易让读者产生不真实的印象——小说的本质毕竟是虚构的——仿佛抽离于我们的生活。这样以来，我们阅读卡佛的时候，仿佛观照着的是一个与我无关的世界，仿佛能填补某种我们所缺失的感情空白，也仿佛对比着自我生活中积极美好的那一面。毕竟，现实太不尽如人意，阅读对许多人来说是个逃避的理想寄托，在无尽的虚构想象中给未来之路涂抹一丝的亮色，完成一种自我意义上的救赎。因此读卡佛的小说，我们填补的不仅仅是空白，还是我们生活的希望。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因素。年初《大教堂》出版后，卡佛小说的突如其来的火热让我觉得多少有点不可思议。正像有人所言，1988年去世的卡佛绝对想不到在二十一世纪的大洋彼岸，竟然有这么多人津津乐道他小说中的极简主义。卡佛的小说是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受到美国文学界青睐的。一般认为，卡佛的极简主义小说是对以托马斯·品钦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拨乱反正”，因为后现代小说大行其道的那种拼凑的、粘贴画似的繁复美学风格开始让读者产生了审美疲劳。但我同样注意到了另外一种更为契合我们心态的观点，文学评论家莫里斯·迪克斯坦分析说，七十年代的美国，燃油出现危机，经济持续衰退，政治灾难频繁，普通人的生活愈加艰苦，“当经济情况不断恶化，美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呈下降趋势，美国文化迫切需要一位作家来表现侵入个体生命的悲观情绪，挫折感和失败感”，于是卡佛的小说恰逢其时，是他将小说带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阶段，作家越来越不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意义变得混乱无序，简短的故事更具吸引力，因为它们是有节制的，碎片式的，不奢望把握现实。当美国人不断降低期待，开始学会忍受限制，减少对生活的要求时，卡佛所谓的简约主义完美地吻合了这个时代”，因此，他强调说，是时代呼唤着雷蒙德·卡佛。

某种程度上，我们正处在一个与卡佛相似的时代。

思郁

2009-9-27书

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美】雷蒙德·卡佛著，汤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定价：2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