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从孤独中突围

现代作家中，涉及到性写作并不算少数，除了鸳鸯蝴蝶派的那些旧派文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偶尔也奇技淫巧一回，挑逗一下大众的视线。最著名大胆的是郁达夫，那个病态的青年，偶尔失足放纵一次，就顿足捶胸后悔不迭，还总动不动就上纲上线跟国贫家弱联系上，读多了令人乏味。沈从文的小说中也写到性，但是那种性是健康，是自然，是含蓄，是人性，读起来让人悠然神往，韵味悠长。张竞生先生虽然以“性学博士”“卖春博士”著称，但与以上两位不可同日而语，早年虽因征集翻译《性史》暴得大名，后半生也因其毁誉参半，可谓成也性史，败也性史，令人唏嘘感喟。

以这种方式引出张竞生先生，心里还有些微微的忐忑不安。张培忠先生编辑这本《浮生漫谈——张竞生随笔选》的本意是让我们这些晚生后辈不要误读或者说妖魔化了张竞生，以为他一生只提倡性学，别无建树，其实他还有很多的成就，比如是法国里昂大学的哲学博士，中国民俗学的先驱，中国第一位翻译卢梭的作品，提倡计划生育，发起爱情大讨论，研究三农问题，婚姻问题——具体到这本随笔选，想要表明的意思无非是除了以上的这些方面，张竞生先生还是一位文学家，提倡一种自然清新的人生观如此等等。但是不得不承认，读这些随笔的时候，下意识的还是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他提倡的性学方面，还有与他的众多情人的浪漫情史上。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是不是还会继续影响着我们误读着张竞生？

也不奇怪，如果说张竞生先生是一位文学家，从这些随笔上看，直言不讳的说，他只能算是二流的文学家，文章脱不了旧时鸳鸯蝴蝶式的文体，倒是内容的境界却比那些旧派的文人健康多了。在《浮生漫谈》中，谈到了衣食住行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在读起来一般的很，文采风流都不是上乘，但谈饮食，谈服装，谈种花养鱼，读书旅行，甚至性爱裸睡等，都是本着健康自然的“美的生活法”，以强健肉体，释放心灵为原则。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张竞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他的“爱情的四项定则”，认为：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二、爱情是可比较的；三、爱情是可以变迁的；四、夫妻为朋友之一种。这种观点放在现在看还是没有过时的常识，但当时看来的确有其惊世骇俗的一面。

《浮生漫谈》中的随笔基本可以分为两部分：其中之一就是张竞生提倡的“美的生活法”，以及以此为指导原则的谈到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另外则是张竞生自己一生的浪漫情史。人都免不了猎艳的新奇心理，虽然知道张竞生提倡性爱自由，但是读他的“十年情场”小辑里自传性的文字，其心态之坦诚，描述之大胆，爱情之奔放，性爱之热烈，就是今人也有自叹不如之处。

鲁迅先生的《三闲集》中收录的《书籍和财色》一文中，曾提到过张竞生：“但最露骨的是张竞生博士所开的‘美的书店’，曾经对面呆站着两个年青脸白的女店员，给买主可以问她‘《第三种水》出了没有？’”“美的书店”是张竞生在上海与友人合资开的书店，主要经营“性育小丛书”及其他文艺类的书籍，畅销一时。除了图书本身比较受大众欢迎，另外张竞生似乎很懂营销策略，比如书的封皮用裸女图像，比如开风气之先书店雇佣女店员等等。书店经营虽然很不错，但是也遭受的非议不断。另外鲁迅先生文章中提到的“第三种水”，其实是女性高潮时候的分泌物，张竞生说他发现了“第三种水的重要性”，主张女性性爱时的快乐和兴趣，遭到了许多保守人物的谩骂。细细品味鲁迅先生在文章中的口气，也是一种讽刺的口吻，可见张竞生当时是如何的众叛亲离，也难怪他后来远走法国。此举高明之处，不但避开了国内的风头浪尖，在法国这样一个浪漫、自由、开放的国度，不时的邂逅艳丽佳人，巫山云雨，颠鸾倒凤，春宵时时，销魂处处，别有一番滋味。大概张竞生梦想的“美的生活法”就是此段时期的生活吧。

鲁迅先生曾在《两地书》中说张竞生的理念要实现的话，恐怕要到25世纪了。这话表明：第一，鲁迅先生是赞成张竞生提倡的某些理念的；第二，鲁迅先生对这些理念的实现有些悲观。现在的我们当然不敢说已经完全达到了张竞生先生提倡的标准，但毕竟有所进步，一如我们对张竞生先生误读，正祛妖魔化一样，都需要时间的沉淀。

思郁

2008-3-24

 

浮生漫谈——张竞生随笔选，张竞生著，张培忠辑，三联书店2008年3月第一版，定价：20.00元

译林出版社的“人文与社会译丛”，在刘东先生的策划下，迄今为止已经编译了西方学术著作六十余种，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领域内的西方大家，出版时间横跨了两个世纪，对中国学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谓功莫大焉。如果仔细查看此套丛书已出的书目，你会发现有一个人的著作颇为引人注目，这个人就是二十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人文与社会译丛”中六十余种图书中，伯林的著作占了十种，其中就包括了这本新出的《浪漫主义的根源》的演讲稿。还记得刘东先生曾经在此套丛书的序言中谈到，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对伯林著作如此的青睐，看来是相中了伯林在西方思想史尤其自由主义思想史方面的重大精深的造诣，其中当然也包括这本《浪漫主义的根源》。

从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三个命题谈起。第一个命题，人类所有的真问题都能得到解答，即使我们不知道答案，总会有人知道，只要我们能不断的追问，从这个命题中产生了哲学始于永恒的追问；第二个命题，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可知的，只要我们能不断的学习；第三个命题，所有的答案都是互相兼容的，不会产生矛盾。这三个命题是支撑启蒙运动的三个支柱，在理性主义的发展史上占据了不可动摇和质疑的地位。但是，在启蒙运动之后的浪漫主义运动看来，这三个命题不过是三个假设或者说是三个假命题，他们根据的是个体的亲身体验：我们总有许多问题没有答案；退一步说，问题即使有答案的话，总有些答案是我们不知道的；再退一步说，那些知道的答案中也不总是互相兼容，总会有或此或彼的冲突。所以，浪漫主义者总结说，我们听从的不是冷冰冰的理性，而应该注意倾听自己的内心的声音，听从自己“不屈的意志”和内心的精神，听从自己的信仰，学会赋予意义，学会创造各种价值，学会创造和改变我们的世界。是的，就这些了，如果你想从一本书中得到什么答案的话，以上部分就是我对伯林的演讲稿《浪漫主义的根源》作出的简单解读。

但是又没有这么简单，寥寥几句干巴巴的话岂能真正概况伯林演讲的魅力？我已经忍不住向你推荐去读这本书了。那些曾经听过伯林演讲的人有福了，我相信那些能读到这本书的人，也会感到莫大的荣幸，一如现今依然沉醉其中的我。从拿到这本书开始，花费了原本准备休闲的周末中整整一天的时间，静静地体味伯林演讲的风范和文字的魔力。那种演讲时字里行间洋溢的激情，汹涌澎湃，呼之欲出，读着不但让人沉醉，而且一种智性的愉悦伴随始终。正如本书的编者亨利·哈代所言，“伯林演讲所具有的那种高度个性的色彩和摄人心魄的力量是其声望的核心部分”，伯林的演讲就有这么大的魅力。伯林在演讲中曾提到浪漫主义发展史上一个默默无名约翰·乔·治哈曼，说他文风晦涩，喜欢用绕来绕去的隐喻、委婉的表达和诸多幽晦不明的诗性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需要“敲骨吸髓的去读”才能“采集到感性的晶粒”。读伯林的时候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些问题，因为伯林特有的文风是清晰、直接、强烈、激情洋溢、气势逼人，颇让人沉迷。他甚至用“焦灼”、“狂热”、“气喘吁吁”、“歇斯底里”等诸如此类的词汇描述自己的演讲，这个时候的伯林已经不仅仅是那个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还是一位满腹智慧和渊博知识的诗人，他用自己风范证明了浪漫主义的恒久魅力。

读《浪漫主义的根源》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两个细节上的问题。浪漫主义是历史上特定阶段发生的历史事件还是一种随处可见的永恒的精神状态？平时我们大多数人所谈到的应该是后者，但是伯林却说他在演讲中所陈述的是前者。为什么要如此定义浪漫主义？在启蒙主义的语境中，浪漫主义是对启蒙的反动和背叛，它摒弃理性，相信自然，沉迷于自我的感受、精神和意志，不相信世界存在本质和真理，认为世界上没有永久的结构和范式。所有的一切都是人类自我创造的，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知识。而浪漫主义作为一种观念的知识，当然也没有永恒。因此浪漫主义只能存留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作用，至于浪漫主义的精神或者观念等知识，可能会存留下来继续对人类产生影响，但也可能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自然消亡。

另外一个问题，浪漫主义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尽管伯林用他一贯滔滔不绝令人目不暇接的排比句式说浪漫主义破坏宽容的日常生活，破坏世俗趣味，破坏常识，不相信过度的理性和极端的科学主义，不相信有包治人类一切疾病的灵丹妙药，不相信这个世界如此的完美和真实，不相信一劳永逸的乌托邦，如此等等，但伯林最后的总结说，“浪漫主义的结局是自由主义，是宽容，是行为得体以及对不完美生活的体谅，是理性的自我理解的一定程度的增强”。浪漫主义的结局还是自由主义，伯林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身份再次得到确认。如果说伯林不遗余力地对浪漫主义进行研究有什么目的的话，那就是这里了：为了让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联姻。千万不要搞错，此举不是为了复兴十八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而是让在二十世纪已经有些疲软的自由主义吸收浪漫主义的自由创造的精神，焕然一新的重登历史舞台，成为新一段历史的主角。我认为这就是伯林做关于浪漫主义的研究的思想精髓所在。

思郁

2008-3-18书

 

浪漫主义的根源，【英】以赛亚·伯林著，亨利·哈代编，吕梁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定价：18.00元

本雅明最吸引我的地方还是那种驳杂的身份：他学识渊博，但不是学者；他沉迷于神学，但不是神学家；他翻译普鲁斯特、波德莱尔德的作品，但不是翻译家；他写了大量的书评和其他批评文章，但不是文学批评家；他研究德国的历史戏剧和法国的城市，但不是历史学家；他收藏书籍以及很多好玩的东西，但不是收藏家；他虽然一直诗意的思考，但是据阿伦特所言，他不是诗人，也不是思想家；他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尽管这点一直都引起争议，但是正像他生前的好友阿多诺坚持认为是如此。对了，他的一生中没有固定的工作，完全靠自由撰稿为生，可是后世中有哪位自由撰稿人能受到如此的重视？他的身份怎么可能如此暧昧？他为什么具有如此多的爱好？他如何驾驭统一这种繁复多重的身份？本雅明自杀之后，留给我们的印象根本无法融合并圆满，他的这种多重的暧昧的身份也是让无数后来的研究者们不停的挠头、惊异、敬佩，并不断争吵的原因。

现在又有一本力图“对本雅明迂回盘旋、秘不示人的思想轨迹的主要轮廓进行批判的重构”的著作加入了对本雅明的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身份谜团进行解构的过程当中了，这就是美国的理查德·沃林教授的《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从“救赎”这个启示论色彩浓郁的词汇就明显可以看出沃林教授此书着重本雅明的众多身份中的那些方面，沃林教授认为，公众最需要的，其实是一本能够集中阐述本雅明作品的核心主题的书：一本侧重“他具有犹太教神秘主义渊源的历史哲学到他后期作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自我理解”的书。事实上，本雅明众多身份中，争议最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神学家的身份。在本雅明死后声名大振开始，学术界的不同学派、他的朋友们都希望能在本雅明多重身份当中确定一种。说实话我觉得这种用心明显有些险恶，法兰克福学派中的阿多诺强抓住他思想中后来的辩证法的转向，声称本雅明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把他安置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圣殿中。这样以来，本雅明的多重身份被掩盖了，他的多重暧昧的思想被机械的按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等的框架中解释。另外，本雅明生前的好友朔勒姆一直强烈的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对某类精神事物的献身意念，仿佛一个困于另一世界的抄经者，动身跋涉苦寻他的经文，”这种不时遗漏在本雅明哲学著作中的神学精神，让肖勒姆笃信本雅明是一位“放逐凡间的神学家”。可以觉察出，神学与马克思主义一向都是誓不两立。虽然阿多诺和朔勒姆曾经为了本雅明的文集出版一起合作过，但是他们在宣扬本雅明思想的时候是南辕北辙。我在这里所想到的倒不是学术界对本雅明暧昧身份的争吵，而是如果辩证法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既然与神学视同陌路，那么这两种经验是如何本雅明在写作中有机的结合起来的呢？也许根本没有有机的结合，无论读过本雅明的著作的人还是现在阅读沃林教授的这本《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都会有这种强烈的印象：文本中的语义是如此的含混暧昧。事实是，本雅明一生的写作都深深的纠结在他多重的经验之中，除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神学的思考，他的其他身份也不时参与进来，让本雅明无所适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同意阿伦特所言本雅明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本雅明深深喜爱的卡夫卡一样，他们都一样的细腻、敏感、脆弱、孤独，而且不时地陷入绝望，但是他们是自己的拯救者。他们是生活中的失败者，但是当他们一旦书写的时候，他们都意识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尽管我不同意用诸如“救赎”此类的字眼简单概况那个身份驳杂的本雅明，但是不得不承认，对于本雅明研究来说，只能选取他其中的一个主题，试图把握他庞杂的思想中的一面或者两面研究方能进行。其实，真正把握本雅明的思想非常困难，一是他的思想具有某种“魔幻性”，观察事物的方式十分具有创造性；另外，他的书写方式是片段文体，这是对这个祛魅之后意义散为碎片的世界的呼应。他一生漂泊，在国际间大都市中游荡，闲逛，钟情于废墟文化。也许“废墟”这个词汇才是本雅明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但是生前的本雅明被那个时代所遗弃了，这几乎是那个时代所有哲人的共同悲剧。

正如沃林教授所言：“本雅明应当被看做20世纪的一个时代错误、一个正在消失的物种即真正的欧洲文人的最后代表。对这些真正的文人来说，哲学和文学不是简单的室内游戏，也不仅仅是关注的焦点，而就是生活的理由。”可惜，自从本雅明自杀后已经过度到全球化的时代中，这样的博学鸿儒式的具有众多身份的文人已经基本绝种了。

思郁

2008-3-10书

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美】理查德·沃林著，吴勇立 张亮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定价：25.00元

 

1964年，阿伦特接受了德国一个电视节目的访谈，当采访者介绍她是一位“哲学家”的时候，她很有礼貌的打断了采访者的介绍：“恐怕我要对此提出抗议。我 确实不属于哲学家的圈子。我的专业领域，如果必须得到澄清的话，是政治理论。我不认为自己是哲学家，也不相信哲学圈子已接受我。”
　　这确实是一个事实，虽然阿伦特曾经跟随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这些当时一流的哲学家学习过哲学，但是经过了20世纪“具有最黑暗的混乱、最黑暗的野 蛮、最黑暗的残酷”的时代后，她意识到，哲学与政治领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紧张，所以，她希望能“用不曾被哲学蒙蔽的眼睛”去审视政治。
　　阿伦特极力区分开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的做法多少有些让人匪夷所思。但是如果能对她在那个时代的经历有所了解的话，一切存在的疑问就会瞬间烟消云散。她的 这本《黑暗时代的人们》的随笔集正是在如此的意义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启明”的作用。阿伦特在这本书中无数次提到了这个词汇：启明。如果联系到“黑暗时 代”这个借自布莱希特的诗歌《致后人》中的词汇的话，就会恍然的理解“启明”一词在当时的阿伦特的人生当中有多么的重要。
　　“黑暗时代”这个看似含混的词汇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状态的时代？阿伦特说，这样的时代中到处充斥着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刽子手，对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 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也只有在这样的一种马克斯·韦伯所言的通往真实的存在之路、通往真实的自然之路、通往真实的上帝之路、通往真实的幸福之 路一一变幻为时代幻象的时候，我们期待着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 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他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亮射到他们爱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也正是如此，我们看到了 《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中，阿伦特作为一个政治家，和不同职业的人进行的对话和思考。
　　《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中涉及很多的人物，或者更准确的意义上说，涉及到很多的职业，有政治家（卢森堡）、基督徒（龙卡利）、哲学家（雅斯贝尔斯）、 文人/“德国文学唯一真正的文学批评家”（本雅明）、诗人（布莱希特）等等。作为政治家的阿伦特是在和他们对话，同样也是向他们致敬，因为在她看来，正是 这些人代表了在那个无比黑暗的时代中最耀眼的“启明”之光。
　　阿伦特是作为政治家的身份是我一再反复的说明强调的。把政治从哲学领域中分离出来，最初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得到的实际教训。哲学家试图当国王， 那么会出现两种结果：要么哲学被败坏，要么政治被败坏，或者两者都被败坏。因此唯一明智的选择是分离两者，让哲学家以其最大的激情去沉思冥想，但必须要把 他们隔离起来以免造成伤害。这就是哲学难题和政治难题的解决之道。而具体在阿伦特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就是她发表最具哲学抱负的著作《人的条件》，并把它献 给她曾经精神上的父亲和情人、因为亲近纳粹战后遭到谴责的大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时候。
　　阿伦特通过对海德格尔与纳粹事件的反思，用这部著作宣布了她的坚持与哲学方面的分离。她通过捍卫公共领域“积极生活”的尊严，反对自以为是的沉思生 活。阿伦特试图将纯粹哲学与政治思考区分开来，“后者需要自己的话语，遵循自己的原则。”明白这点你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她抗议别人把她再次称呼为“哲学 家”。
　　也许谈到了海德格尔我们可以对《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作一个大胆的揣测。在书中，阿伦特唯一用了两篇文字来谈到了她的哲学老师雅斯贝尔斯。也许，她的 潜在的意义就是和她另外的一位对她的人生道路产生重要影响的哲学老师海德格尔作出对比和抉择。时至如今，我们可以对海德格尔在哲学方面的贡献作出很高的评 价。但是这些都无法掩盖他在那个黑暗时代中与纳粹同流合污的事实。他不是作为黑暗时代的启明之光而存在的，而是作为陪同那个黑暗时代一起沦陷的黑暗之光而 存在的。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组合，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雅斯贝尔斯和阿伦特、阿伦特和海德格尔。他们曾经都是志同道合的友人，因为共同的对哲学的爱欲走 到了一起，但是随着黑暗时代的来临，他们的人生道路面临不同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注定让他们之间的关系面临无比的尴尬和即将破碎的边缘。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于1933年4月离开了他在黑森林中的小木屋，就任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并于5月加入了纳粹党。现在有足够的资料表明，海德格尔的这 一选择并不是像当时很多的人那样是被迫的。他曾经公开表示支持纳粹，校长的职位也是他努力争取的。在任职期间，他还陷害了自己的同事、一位未来的诺贝尔化 学奖的得主，以及他从前的一位学生。他的这一做法不但让他的好友雅斯贝尔斯痛心的无法理解，也让他的学生和情人一直流亡在外的阿伦特同样无法相信。但是在 战后，雅斯贝尔斯还是为老友的行为给予了宽容：海德格尔不谙政治，更像是一个不小心将手指插入历史车轮的儿童。阿伦特也为自己的老师恢复哲学声誉四处奔走 呼告。但是经过了那个最黑暗时代的考验，已经作出不同选择的三个人能回到最初的友谊之中么？
　　《黑暗时代的人们》对那些一直期待着“启明”之光照亮整个人性原野的人的书写和致敬，尤其对雅斯贝尔斯的赞誉和致敬，无益对海德格尔是一个潜在无声然而却是最为明晰的回答。

最初进入我视野中的袁筱一是因为她的翻译，读米兰•昆德拉的时候已经有些模糊印象，等后来读杜拉斯随笔的时候，袁筱一已经隐入了杜拉斯的背后——我觉得现在的译者很难做到这点。也许是同为女人的缘故吧，当女人面对女人的时候，语言间的差距已经不是问题了，那个总是陷入孤独和绝望的杜拉斯在袁筱一的笔下，让我读的心疼。袁筱一说，她十八岁第一次读杜拉斯，一见钟情，毫不犹豫地跳入了她绝望的爱情，在以后将近十年的时间中，仍然在她的绝望中辗转：这其实已经不是纯然地翻译了，这是另一个杜拉斯的身影。
　　袁筱一现在大学任教，讲授二十世纪的法国文学，同时翻译，还有创作。如果单纯地把《文字•传奇：法国经典作家与作品》看做是一本讲义的话，这本书估计已经没有多少读者了。它其实是另一种形式上的创作，让自己的生命体验并融入对二十世纪法国作家的经典的解读当中，所以这样的文字才如此的感性和迷人。我相信现在的大学教师已经很少像袁筱一一样用自己的感性的体验讲述那些作家了，他们会干脆的说，我不客观。其实从某种角度说，文字都是主观的，那些力求在文学作品的解读中追求科学和客观的人都把所要讲述的作家和作品当作了一个冷冰冰的对象，这样的解读看似客观，其实是拉长了与作品之间无尽的距离。我喜欢袁筱一用主观的角度解读这些作家和作品，我可能不客观，但有无法磨灭地魅力。文字除了魅力能吸引人外，你还能指望什么呢？袁筱一引用刘小枫的一句话说，我们要用文字的性感抵御存在的死感。说的好极了。其实我们有时候阅读不是想得到什么人生的真谛，也不想得到什么教育意义，哪怕整本书读下来，哪怕只有一个细节打动我，这趟阅读的旅程也就足够了。正像袁筱一所说，作品里的一个段落，一句话，一个词就能给你带来一种颠覆性的快乐：就能令你在某个午后，在纷飞的大学之中，或是透过树叶照下来的斑斑驳驳的阳光中，忘记尘世里的还有其他的东西存在。难道我们阅读不是追求的这样一种心神合一的极致么？
　　袁筱一在《文字•传奇》中选中了二十世纪法国的九位作家作为解读的对象。根据我的好恶，我很干脆的说，这九位作家中，我一点也不喜欢萨特，顺便也不喜欢波伏瓦——我觉得有些小小的歉意，我得承认，我确实是因为不喜欢萨特所以才不喜欢波伏瓦的。我不喜欢萨特是因为他是一个伟人，让我敬而远之，亲近不起来。虽然法国的二十世纪是萨特的世纪，但是这个人远去瘦削的背影总让我觉得不舒服。至于波伏瓦，我虽然不至于像米沃什一样对她反感，并且用恶毒的声音诅咒她是个下流的母夜叉，但是我不知道该对这个终生生活在萨特阴影中的女人表达一种男人的敬意还是女人的悲哀。也许，我真的太不客观了。所以我宣布剩下的都是我喜欢的：我喜欢加缪，因为桑塔格说过，加缪是当代文学理想的丈夫；我喜欢杜拉斯，因为我想做他文字中的情人；我喜欢萨冈，因为我喜欢她淫逸的天真，当然还有那种无辜的一抹忧伤；我喜欢巴特，因为我喜欢在文本中彻底的放纵和狂欢；我喜欢罗布-格里耶，因为这个法国最知名但被最少人理解的他刚刚去世了——这个喜欢的理由是否有些太过于无厘头了？；我喜欢克莱奇奥，因为这个力图把永恒在刹那之间收藏的人让我莫名感伤；我喜欢昆德拉，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他，喜欢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喜欢他永远“生活在别处”，喜欢他在小说中进行堂吉诃德式的冒险，总之，这个可能不算完整意义上的法国作家，赢得了我最高程度上的尊敬，甚至高于萨特和加缪。
　　男人与女人，男作家与女作家，作品与生活，这样的区分是否有存在的合理性？如果根据建构起来的某种现成的文学理论的模式进行分析的话，这种区分意义重大，但是对一个读者，尤其是一个无时无刻都沉迷于阅读中的人来说，这种区分还有意义么？热爱阅读，可能这种阅读不是拯救，是绝望，是孤独，是忧伤，是沉迷，是仇恨，是沉沦，可是我们依然如往，我们甘心在阅读中沉沦，这其实是经典的魅力，也是阅读的魅力。直接说吧，我很喜欢袁筱一在后记中说到的那个场景：在“法国现代经典作家与作品”这个课程最后一讲的时候，她带去了一张巴伦博伊姆弹奏的德彪西，画面上，蓝色的彩绘玻璃窗一扇扇地打开，阳光一点点地透进来，穿着白裙的女子在舞蹈。她说，她在学生的眼睛里看到了很多的困惑和感动，“困惑和感动在这样的时刻，真的是最美丽的搭配”。读了这个句子，我都心动了。
　　思郁
　　2008-3-11书
　　
　　文字•传奇：法国现代经典作家与作品，袁筱一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定价：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