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从孤独中突围

杜拉斯说她最初阅读是因为匮乏。然后又说她写作是因为困扰。在她看来，生活中遭遇到的最严重的事情就是写作了，她甚至说对一个女作家来说，如果有比写作更严重更强烈的事情的话那也就是女人的生育。杜拉斯的习惯是在夜里阅读。这个习惯好像大多数作家都具有，但是杜拉斯会不厌其烦的解释她这样做的原因。她认为人不能同时在两种光线下阅读，一是日光，另外是书的光芒。她喜欢在电灯下阅读，因为这个时候只有书页在闪光，房间在灯光的阴影里，默默无言。我知道杜拉斯这样说是想描述出一种能让她沉静下来阅读的感觉和氛围，但是总觉得她有些捉摸不透。对于写作，杜拉斯感到无时无刻的惶恐。想想也真觉得奇妙，一张张白纸，本来上面一无所有，但是两个小时后，纸上写满了整个“世界”的悲欢离合。就好像冥冥中你和上帝在窃窃私语，然后偷偷盗取了上帝的思想，窃取了奥林匹斯山众神的秘密。自然，这种写作时的神秘的惶恐会伴随你的一生。

我喜欢这个乱发议论的杜拉斯，她的关于阅读与写作的胡思乱想让我觉得新奇和不安。但是我知道我喜欢这种新奇和不安。读杜拉斯的《外面的世界》的时候，这种新奇和不安就没有消失过。我知道杜拉斯怎样区分她自己的书写的世界：她的书写有时源于外界，有时源于内界。她写整本书的时候是源于内界，从自我的审视开始。这个时候，她每天都在不停的写，蜷缩在被窝里，每天写八小时，时间在书写中悄无声息的流逝。而她写其他文章，或者说为报纸写作的时候，她就会走出这八小时之外，走出家门，走出时间的空洞和迷茫，进入外面的世界，感受自我之外的气息流动。《外面的世界》就是杜拉斯对外面世界的一个回应——她为报纸写的文章的集结。克里斯蒂娜·布洛－拉巴雷尔，这位《杜拉斯传》的作者，同时也是《外面的世界》的辑录者，说杜拉斯写这些文章有的源于政治活社会事件，出于义愤，有的因为一部心爱的电影，一阵看了良久的画，甚至“一次相逢，一夜寂寞”——我喜欢这种迷人的说法。

在《外面的世界》中，因为对报刊写作的即时性，这些文章能让人感觉到一种速度和力量，一种随意和紧张，一种迅捷和不假思索，一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缭乱，一种杜拉斯特有的文本魅力。也许，随着时光的风尘的掩盖，这些具有新闻时效性价值的文字已经丧失了当时语境的光芒，但是在几十年后读这些急就的篇章，仍就可以感受到杜拉斯身上的那种焦灼、嚣张、短促、断裂，有时候甚至是自恋、喃喃自语似的那种复杂的气质。《外面的世界》中涉及谈论写作本身的篇章不多，都是只言片语性质的。但是正是这些吉光片羽似的片段让我们认识到了杜拉斯的许多面。她毫不讳言的说，很多人看了我的书之后自杀了，这不会妨碍我写作。她认为，她写的东西都能让自己想去死，所以让其他人想死是很正常的。这种肆无忌惮的言论倒是让我想到了张爱玲。张爱玲在得到另一个作家顾明道的死讯后说，她很高兴知道顾明道死了，就因为他的小说写的不够好，他的死让她很高兴。这种口气的嚣张和杜拉斯比起来决不逊色。

在《外面的世界》中有一篇文章是给法国的女作家芭芭拉·莫里娜尔的小说写的序言。芭芭拉是一个很奇特作家，她每天都用十二小时进行写作，连续写了八年，积累的大量的文稿。但是，芭芭拉写作的同时，也在撕毁自己的作品。几乎她所有的文稿都难逃这样的命运，撕毁了，然后被重写，又被撕毁了，又重写，这样重复连她自己都记不清了，也许“直到意义完全沉没在母体痛苦的茫茫黑夜里”的时候吧，杜拉斯如是说。我们无法探究芭芭拉这种做法的意义何在，也许也没有必要这么做。对于作家来说，写作的本身才是最主要的，因此杜拉斯能帮助她朋友的就是尽量从芭芭拉手中抢救那些随时可能被销毁的手稿。而我关注这个有些神秘意义的事件的目的就是，我能从中感觉到写作的某种魔力。无论写作的过程是如何的痛苦、恐惧、焦虑和绝望，感受到写作的那种魔力，写作依然会继续。这里写作本身自成一个世界，与上帝创造的那个世界无关。所以你才能理解杜拉斯的那句名言，一个社会真正的死亡不是科学的消失，而是写作的消失。

思郁

2007-6-2书

外面的世界，【法】玛格丽特·杜拉斯著，袁筱一译，作家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定价28.00

外面的世界II，【法】玛格丽特·杜拉斯著，黄荭译，作家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定价25.00

2006年7月，阿伦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出版，引起了大陆思想界不小的震动。但是当我阅读完这本书后对译文并不是十分的满意。阿伦特的文笔本来是十分的清明而有节制的，再加上书中所写大都是她同时代的友人，因此笔端又多了几分深刻的同情，但是读中译本的时候总觉得和书中的人物隔了一层。我记得当时对书中印象最为深刻是书写本雅明和布莱希特的两章，但是读到最后才发现这两章不是出自译者的手笔，所以对译者王凌云一直以来颇为不满。

今年的6月份我拿到了一行的《词的伦理》，这是上海书店出版社“茎典书写”丛书系列中的一本，简单的绿色的封皮，一看之下就十分的舒服。习惯性的翻看作者的简介，“一行，本名王凌云，1979年生……2006年获海南大学哲学硕士学位……译有《黑暗时代的人们》……”许久以来的疑惑一瞬间恍然而悟，“王凌云”和“一行”两个本来没有任何关系的名称在此刻瞬间和解，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看似擦肩而过的游离那一刻合二为一。年轻的诗人、张志扬先生的哲学硕士、《词的伦理》的作者以及诗歌批评家，这些看似杂乱的身份却推翻了我以前印象中对他的不满，反而建立起一种热切的好奇，一种建立在《词的伦理》这一文本上的好奇。

《词的伦理》是一本当代的诗学讨论集，与其他由诗歌评论家书写的诗学评论不一样的是，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受过严格的西方哲学训练的诗人。在我看来作者一行的这种有些复杂的身份正是让这本诗学文集具有了某种异质混成的性质。他的哲学素养使诗学批评脱离了一般批评家那种肤浅的表层的解读，深入到了哲学的肌理，内化并深刻了诗歌的内涵。这种用哲学的言词书写诗学评论的方式我们暂且不论是好是坏，但至少能给现在颓废无力的诗学批评带来一种新鲜的视角，重新审视打量中国当代的新诗。事实上，中国当代的新诗自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的遭受冷眼。最初的时候是受中国传统诗词传统的排挤，而后是又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镇压和收编，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年代，又受到市场经济中写诗无用论的嘲讽，总算新世纪到来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中国的新诗完全模仿西方的技巧，是西方诗歌的附庸”之类的争论从来没有断过。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磕磕绊绊中，中国当代新诗史上还是保留了许多值得细读、精读、反复重读和解读的诗歌。诗学批评就是要担负这种解读诗歌的重任。

但是我们能承担起解读诗歌的重任么？好像不是很确定，至少我读《词的伦理》的时候能感受到一行内心的那种犹疑。在《朗－诵，或显现的声音》一文开头一行斩钉截铁的写道：只有杰作才值得评论。但是“杰作又是无法评论的，它不像平庸之作那样迎合现成理论，从而可以方便地变成某种哲学或诗学框架的注脚。杰作是抵制理论的。然而，真正的评论只有在评论不可能之处才变得可能。杰作从其自身而来具有可阐释性，同时这种可阐释性也召唤出不可阐释的东西”。但是如何定义杰作呢？杰作本身如果是抵制理论的，那么接下来的解读还有什么意义呢？“真正的评论只有在批评不可能之处才变得可能”这句话如果作为哲学思辨的言词而言可能还有某种玄学的奥妙，但是如果作为诗学批评的言词则显得有些荒诞。在我看来，无论对诗歌还是对其他文类的任何解读都有一个为了“清晰”的目的，而不是在解读中迷失自我，给诗歌盖上层层的迷障。再则，对于杰作而言，这种身份的建构过程本来就是需要诗学批评来维护自己的，也就是说，一首诗歌是否成为杰作很大部分上是因为诗学批评以及批评家的推崇所致。从某种意义上讲，批评成就诗歌，而后才能是诗歌成就批评。一行在《词的伦理》中对当代诗人及其诗歌的解读在我看来正是悄悄的为了进一步维护乃至确立诗歌杰作在中国当代新诗史上的地位。

读一行的《词的伦理》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阅读的快感。这种快感的建立不是单单因为一行书写的文笔的流畅，沉思的魅力，思辨的深刻，而是因为在阅读过程中我不是认同而是有越来越多的质疑和追问。凝神观照固然美好，当你从中受到激发感受到疑问的时候同样也是快乐的。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最大的质疑和追问就是：能否用哲学的言词书写诗学批评？哲学化的言词能否入诗？哲学的思维除了能让诗歌的解读变得深刻会不会给诗学批评附加了许多沉重的东西呢？一行在《观看中的自由》一文中谈到了要警惕诗歌与信仰结合可能会产生一种危险：诗成为对经文的仿写，或者更糟，成为对教义学说和神学观念的注释；而信仰也可能在诗歌中成为一种事先规定好的圣化方式，一条使诗轻易获得其崇高和神圣性的捷径。“诗与信仰的亲密性当中包含着相互伤害的危险”，他如此告诫我们说。在我看来诗与哲学的结合同样存在这种危险。用哲学的思维和言词进行诗学批评的书写很容易让诗歌的解读滑入思辨的怪圈，很容易变成为解读而解读，而不是为诗歌的意义更加透明而解读。并且，用哲学的言词书写诗学批评，很容易变成过度阐释。哲学的沉重和诗意的轻逸一瞬间的错位则会变成轻逸的哲学和沉重的诗意。在我看来，一行在《词的伦理》一书中存在许多这样失败的篇章和段落，比如对鲁西西《喜悦》的评注就是如此。单凭臆想和自己脑中已存的哲学理念解读这首平庸的作品，让我嗅出了些走火入魔的味道。

其实说这些并不能掩盖作者在这本书中散发出的耀眼的光辉，一个还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能有如此勤勉的思考成就，能有如此深沉的思想，让我颇为惊叹。正如他所言，诗歌是需要倾听的技艺。而我们则要做的是倾听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写下的华采断章。

思郁

2007-7-12书

词的伦理，一行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定价：24.00元

这是个看不清方向的时代，时代的混乱局面让所有人感到惶惑不安，是进步还是倒退，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个陷入危机中的时代，对于那些习惯于既有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的人来说，社会与文化的剧烈变化不啻是一场强烈的危机。曾一度稳固的社会秩序和思维模式的瓦解，引起了广泛的社会的不协调感、破碎感和无序感。由此引发的反应常常表现为绝望的、悲观的、惊慌而且夸张的话语，并拼命找寻解决眼前危机的办法。这就是卡尔·休斯克教授在他的《世纪末的维也纳》一书中描述到的十九世纪末的维也纳的时代精神状况。

如果要我用一个词汇概括那个世纪末的城市维也纳，我会选择碎裂（fragmentation），一个颇具后现代意蕴的词汇。“碎裂似乎无处不在，”卡尔·休斯克多年后深入研究这个时期的维也纳的思想史发展状况时说，“每个领域都宣称自己独立于整体之外，而这些独立出来的部分反过来又分裂成新的、更小的部分。文化现象正视凭着一些概念才固定在思想上的，而这些概念都被卷入到无情的离心变化中。不光是文化的缔造者，即使是文化的分析者和批评者们，也不幸沦为这种碎裂的牺牲品。”面对已经陷入到碎裂和剧变中的维也纳，我们的史学家应当怎么办？答案显然已经摆在面前，当然不是任他随风飘摇随风倒，也不是用黑格尔的“时代精神”的帐幕统而化之，而应该是老老实实的尊重当时的多元化的文化现实，书写出来一部“碎裂的文化史”，这就是卡尔·休斯克教授的《世纪末的维也纳》。

这部书细想来拿到手已经三四个月了，厚厚的让人人望而生畏，原本感觉到预期的阅读可能是一种细细的、折磨人的残忍。但是出乎我的意料，卡尔教授的显然不是一个学究型的学者，一部主题涉及到思想史和文化史交叉的大部头著作中，文笔细而锋，文字详实可证，稍微文学性的笔法，不但读起来颇具趣味，而且显露出高雅的人文素养。全书共分为七章，涉及到多种学科领域的研究，分别是：文学、建筑、政治、心理、绘画和音乐。但是由于本书的研究并非是要构建一副历史全景图，所以各个章节又能根据个人的兴趣和需要独立阅读。这本来是此书的一大特色所在，但是有评论者却认为这种独特性的书写是一种缺憾。在我看来，如果这样也能算是缺憾的话，只能证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整体主义者，而且对当前我们多元化的文化现实视而不见。

卡尔教授显然颇为认同布克哈特的观点：所谓历史，就是一个时代从另一个时代中发现的、值得关注的东西。那么，我们能从那个世纪末的维也纳城市中发现什么呢？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挫败；文化领域中的传统形式与现代形式冲突；建筑领域中是立足公众还是功能之上的争论；弗洛伊德“梦是被压抑的愿望的满足”的提出在心理学上的突破；绘画领域中分离派的成立，并毫无惧色的喊出了他们彪悍的宣言：将艺术献给它所在的时代，将自由献给它所在的艺术。其实这一切都是在“现代”口号指引之下的自然迸发。这是一座弗洛伊德式的城市，尽管这个城市让弗洛伊德终生郁郁，但是在这个城市中，新的文化创造者们就是不断的通过一种集体的、俄狄浦斯式的反抗来界定自己，这其实已经是对弗洛伊德的学说最大的肯定了。“与其说年轻人反抗的是他们的父辈，倒不如说反抗的是他们继承来的父权文化的权威，他们在漫长的阵线上攻打的，是他们从小成长于内的古典自由主义权势，”卡尔教授如是说。

1905年，维也纳的文学巨匠之一霍夫曼斯塔尔写下了他对这个时代的感想：“我们这个时代的性质，就是多元性和不确定性。唯一靠得住的就是‘游移感’，而且可以确知的是，其他时代所坚守的，实际上也是这种游移感。”我之所以对这句话印象深刻，是因为霍夫曼斯塔尔的话中很恰当了表露出了现代和传统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所谓“游移感”不仅仅是打倒传统后的拔剑四顾的茫然心态，更是一种子系文化一旦挣脱父系文化的纽带之后的一种无所适从。借用霍夫曼斯塔尔小说中的一个人物的话说就是：“一切都成为了碎片，碎片又继续破碎，成为更多的碎片。不再有什么东西，能够允许自己被概念所接受。”又是碎片，看来“碎裂”这个意象已经深深的镌刻在了十九世纪末的维也纳的整整一代人身上。

其实用“碎裂”概括世纪末的维也纳的艺术各个领域发展的特点注定是不完整的。虽然各个领域的艺术家们对自己的时代失去了方向感，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对此无动于衷。在维也纳这个城市，因政治上的不断挫败，自由主义的失势，致使掌握这个城市的文化命脉的中产阶级短暂性的失落，短期性的集体创伤。但一旦他们意识到无法在政治上得到满足的时候，他们会马上转身投入到自己熟稔的领域：文化领域，并在此建构自己隐喻的乌托邦世界。换句话说，他们不是对当前的政治形势视而不见，而是用一种文化的方式谈论着政治上的压抑，用审美的形式进行着对政治意识的反抗，用无声的画面诉说着自己对政治的不满。以画家古斯塔夫·克利姆特为例。1897年，克利姆特带领着他组成的“青年反抗军”组建了维也纳绘画史上名噪一时的分离派，他们的纲领之一就是声称与过去的一切一刀两断。但是到了短短几年后的1908年，克利姆特已经在与社会的交锋中饱受创伤，从历史、时间及斗争的国度中，无可挽回地转到了审美与社会隐退的国度。那才是他最熟悉的艺术乌托邦世界，只有那个国度中，他才是真正君临天下的君王。

霍夫曼斯塔尔的话的确道出了世纪末的维也纳的主题：“与现行的社会秩序较量很难，而提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社会秩序更难。”在一个颓废、混乱、压抑、百废待兴的年代里，用艺术和审美构建一个乌托邦世界，注定是一个碎裂的世界，像一个碎裂的镜片，折射出的却是光怪陆离的真实世界。

思郁

2007-10-10书

书名：世纪末的维也纳

作者：【美】卡尔·休克斯

译者：李锋

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

定价：28.00

印象最深的是北岛写的苏珊·桑塔格。那是一次酒会上，桑塔格一进门，立即成了众人的中心，“闪光灯追赶着黑发中的一绺绺白发”。对这个细节印象尤为深刻是因为时隔一年我又读到了桑塔格年轻时候的样子，她刚下飞机，“围着羊皮领，身着仿鹿皮短裙，足蹬靴子。她摘下蓝镜片的墨镜，站在出口处的门廊下，十分的引人注目”。你能把她年轻时候的时髦女郎的模样和北岛笔下的桑塔格联系到一起么？这就是那个被誉为“当今最智慧的女人”、“美国公众的良心”的桑塔格么？对我来说，总习惯于从文本的想象中建构出人物肖像，而桑塔格给我的印象一向是深刻，睿智，尖锐，桀骜不驯。但是在记者贝拉米的笔下，桑塔格神态率直，毫不做作，像个顽皮的孩子。哪个肖像更为真实？我也不知道。

读上海青年学人王晓渔撰写的《中国独立阅读报告》，其中提到说桑塔格的论著他见一本买一本。不禁会心一笑。迄今为止，上海译文出版社从2003年底出版桑塔格的第一本论著《反对阐释》开始，已经连续出版了《疾病的隐喻》、《重点所在》、《关于他人的痛苦》、《在土星的标志下》，再加上我新近拿到手的，2007年7月刚出版的《激进意志的样式》，已经是第六本论著了。其实，《激进意志的样式》是桑塔格继《反对阐释》之后的第二本批评文集，而不是现在中文版看到的第六本。据桑塔格坦言，她从小做的是作家梦，七岁的时候已经开始动笔写作了。她最喜欢的是虚构文学，也就是说，她最喜欢的还是写小说。她的第一本小说《恩人》成书于1962年，而后在准备创作第二本小说的间隙，“从小说创作中漫溢出来而进入批评的那种能量，那种焦虑”，使她鬼使神差的拿起了笔开始书写那些批评性的文字，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位著名的文化批评家。我们虽然知道她是一个作家，但是不得不承认，我们欣赏她还是因为她书写的那些批评性的文字。

读桑塔格的每一本书，当然也包括《激进意志的样式》，会有一个强烈的印象：我们为什么没有早认识她，阅读她？在阅读中我们仿佛一直都在接近她，理解她，但是读她的文字越多，越来越发现对她的理解还是那么少。她的著作中好像蕴含着一种无穷无尽的能量，让我们用之不尽，取之不竭。她的思想自然是反体系的，当然更无法纳入任何主义的圈子。但是正是这种吉光片羽似的思想片段，让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始终处在一种思想的兴奋、刺激、碰撞、辩难、交流以及融合的过程。她著作中的每一个句子，每一个段落都可能有让你觉得有所深思的地方。古希腊哲人有言，哲学是一门沉思的学问，始于永恒的追问。在桑塔格的著作中，这种沉思和追问无处不在。

在《激情意志的样式》中收录了《静默之美学》、《色情之想象》、《“自省”：反思齐奥兰》、《美国现状（1966）》和《河内之行》等八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其中主题涉及到艺术、文学、哲学、戏剧、电影以及政治等各方面，题材之广泛，令人咋舌。但是根据我的阅读体验，最喜欢的还是那篇《“自省”：反思齐奥兰》。虽然桑塔格在哲学素养方面颇有造诣，但是从她以前的论著看还是很少有涉及到哲学家的评价，对齐奥兰是一个例外，而对我而言则是一个惊喜。齐奥兰，出生于罗马尼亚，在布加勒斯特大学学习哲学，1937年起生活在巴黎，开始用法语写作。桑塔格说他的作品中“具有德国新哲学思想的悸动”。什么是德国新哲学思想？“格言或永恒”。19世纪之后，随着宏大的哲学体系的崩溃，“哲学开始堕落成为了思想中过时的白日梦，偏狭的精神认识，就像人类天真的童年时代”。这种哲学体系崩溃后的反响之一是意识形态的兴起；而另外一种反响则是一种“新的哲学化：个人化（甚至是自觉性的）的、警句格言式的、抒情性的、反体系化的。主要的典范包括克尔恺郭尔、尼采和维特根斯坦。齐奥兰是这一传统在当今最出色的代言人”。这就是说，传统形式的哲学话语已经随着传统哲学体系的崩溃也变得支离破碎了。留存下来的只能是一些碎片和不完整的哲学话语。而齐奥兰的哲学书写正是这种新的哲学传统的延续：用随笔的形式传递哲学思想。他的随笔“充满了沉思冥想，论述支离破碎，警句格言构成了文章的基本风格”，桑塔格如是说。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用格言形式传递深邃的思想，齐奥兰之前的尼采已经做到了，而且几乎已经写下了齐奥兰所有观点，那么——桑塔格问——为何具有如此敏感、强势思想的齐奥兰会重复大多已经说过的观点？是为了要将这些观念实实在在地变成他自己吗？还是因为，如果这些观念当初写出来时是正确的，现在就更加正确了吗？答案部分已经蕴含在了以上的问句中了，除此之外，“如同尼采想要的是道德孤独，齐奥兰想要的是深奥”，知道桑塔格为何如此欣赏齐奥兰了吗？接下来的解释已经再明显不过了，“不是说他的文章难懂，而是其中的道德含义，可以说是对深奥的不断揭示”。桑塔格从齐奥兰身上看到了他对哲学真诚的品质，而这种品质的丧失，正是哲学在现代世界不断堕落的原因。换句话说，桑塔格对齐奥兰的认同是一种道德品质认同，就如同我们通过桑塔格的著作中的智慧认同她的真实一样：她的尖锐、深刻以及桀骜不驯与她的天真的孩子气不过是她完整的思想肖像中的不同部分而已。

思郁

2007-9-13书

书名：激进意志的样式

作者：苏珊·桑塔格

译者：何宁 周丽华 王磊译，何宁校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

定价：21.00

据说，在古代世界中，那时的人们并不像现代人一样崇拜书。他们总是喜欢把书看成是口头语言的替代物，认为书面的语言虽然持久，却是僵死的东西，而口头语言则像长了翅膀一样，十分轻盈，所以古希腊世界中出现了那么多口授的大师也就不足为奇了。苏格拉底、柏拉图、毕达哥拉斯等，他们都是故意不留下书面的东西，那是因为他们不愿被任何的书写的词语束缚住。他们生前有意不写下任何东西，是想在逝世后，他们的思想还能继续留在弟子们的脑海中，不是为了以此达到控制弟子们的目的，而是相反，正好强调了他们完全自由地发挥导师指出的思想。然而我们有些奇怪，毕竟现在的我们还是从书中得到这些古代口授大师的思想，这又怎么能说通呢？博尔赫斯说，这些大师的书被写出来，不是为了让人们理解他们，而是为了让人们解释他们，这些书激励读者去继续思考，让大师的思想更加的丰满。这个从“述”到“作”的过程，让我想到的是甘阳。

当然，我并不是说甘阳已经是大师，事实上，在现代的除魅世界里，神殿上大师的光坏已经消失殆尽，现代的世界中已经不可能出现类似于古代的大师了，我们缺乏的是一颗敬畏大师的心灵。然而在汉语学界中，与众多学者争先恐后的出版学术著作不同，甘阳还是显得颇为异类，似乎一直保持着一种“述而不作”的古典传统，我当然不认为这种“述而不作”是一种大师自为的高傲行径，但是我更多倾向于认为甘阳的此举似乎是为了向那些在现代理性化的世界中日益隐遁的大师的背影致敬。事实上，作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的发起人和主编，甘阳为引介西学，活跃和沟通中西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他慧眼独具，在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中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活跃在当代中国学术界中坚力量，这种个人的魅力吸引了众多学人接踵而至。在査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谈到甘阳的部分，说他“对书对学术思想有着一流的直觉，是天生的策划家、组织家、鼓动家”，此言果然不虚，但是读过现在的这本薄薄的《通三统》后，你还不得不承认他还是个一流的演说家和学者。

《通三统》是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中的一本。所谓“新论”一词就很值得玩味再三，一层意思是继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译介西学的传统，“仍然承继这种从文明格局看中国与世界的视野”；另外一层意思则是要重新认识和阅读西方，“我们希望这里的每种书能以较小的篇幅来展开一些有意义的新观念、新思想、新问题，同时丛书作为整体则能打破学科专业的篱笆，沟通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着重在问题意识上共同体现‘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西方、重新认识古典、重新认识现代’的努力”。事实上，这种重新认识和阅读西方的观点已经不是甘阳第一次提到了，在他与刘小枫主编的另一套“西学源流”丛书的序言中，题目就明确定为《重新阅读西方》，文章中，他们的表述很直白，“不太夸张地说，近百年来中国人之阅读西方，有一种病态心理，因为这种阅读方式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了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而重新阅读西方，“不是要到西方再去收罗什么新的偏方秘方，而是要端正心态，首先确立自我，以一个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去阅读西方。健康阅读西方的方式首先是按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这种重新阅读西方的论调一经提出就引起了汉语学界的许多争论，赞誉者有之，批判者有之，哗众取宠亦步亦趋者有之，但是，无论怎么样的争论，我们不得不承认，甘阳和刘小枫文中提到的许多“病态”地阅读西方的人大有人在。以我一个无名小辈为例，早年涉猎西学，一直把鲁迅先生的“多读点国外的书，少读中国书”作为阅读西学的动力。事实上，无论西学还是中国文化都是层次递进，多元交叉，是一种混合式的文明，取其一点就想当然以为是西学的全部，此乃大谬之论也。我不敢说甘阳提到的重新认识西方就能够解决中国所以的问题意识，但是至少在传统的认识和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能够重新提供一个新的角度，从而更加全面的认识和阅读西学。

从这个意义上，甘阳提出的“通三统”论颇为值得我们深思。甘阳认为，我们目前的中国存在三种传统：***时代的传统追求平等和正义；邓小平时代的传统追求自由和市场；而儒家文化的传统或者说孔夫子的传统注重人情和乡情的凝聚力。此三种传统在我们的生活中日益深入人心，所不足之处在于我们平素认为他们是互相排斥的，比如毛传统和邓传统之间，传统的观点就是认为改革开放就是从反抗毛传统才真正崛起的。但其实从更深层的心理动因看这个问题，没有毛时代留下的“中央集权”和“行政分权”的特殊统治方式，改革开放实难成功。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重新认识三种传统，并积极的寻求中介，努力的打通三种传统，融合三种传统。这才是现在的汉语学界众多学人需要做的工作。当然了，我这样描述甘阳的观点实在有些粗疏，事实上，在《通三统》一书中，甘阳的论述要清楚和明晰的多。

还记得开篇提到的甘阳“述而不作”的特点么？收录在这本小册子中的基本都是甘阳在近些年沉思和研究的结晶，以演讲的形式发表而不是论文，当然是看中了演讲这种形式大众化、易普及的特点，但是也看中了演讲形式的现场性、辩难性等特点。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认为自己的言论是能禁得起公众的考验的人才会愿意采取现场交流的形式坦露自己的观点。而且现在这些言论编辑成书出版，这个从“述”到“作”的过程，表明了甘阳对争论和争议的正确的态度，有争议的言论才能更加的丰富和成熟。甘阳从不认为自己掌握的就是真理，相反，他用“述”形式提出了问题，再用“作”的形式接受考验和争议，也只有如此，“通三统”的理论才能激起更多人的思考，引发更多的争议，从而更加的丰富、成熟和智慧。

思郁

2008-1-20书

《通三统》，甘阳著，三联书店2007年12月第一版，定价：1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