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1-14

    1962年4月8日,已经被世界电影载入史册。这一天,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主将特吕弗来到了纽约。特吕弗这次前行的目的除了把他导演的新片《夏日之恋》介绍给纽约的制片商外,就是与一向负责新浪潮电影在美国的推广工作的海伦•司各特会面。海伦是一个健美、聪明且精通法语的女人,是美国电影圈的灵魂人物。就在这次与海伦会面后,特吕弗有了一个构想。4月30日,他刚回到巴黎就迫不及待给海伦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向海伦坦言虽然这次纽约之行有些沮丧,因为他的电影在美国的票房都接连失利了,但是,“别以为我溃败了,我将利用今年不拍长片或开拍新片之前的空档,拍部短片、导出戏或写本书。”
  也许我们应该庆幸特吕弗此次纽约之行的不顺利,因此我们今天才有机会看到这本名为《希区柯克与特吕弗对话录》的书。在法国电影圈,以《电影手册》为中心的新浪潮电影中,特吕弗是有名的自大狂傲,在影评圈中被誉为“恐怖小孩”。1954年,他发表的《法国电影的某种倾向》,被视为新浪潮的纲领和宣言。1957年,他发表《作者的策略》,攻击法国20世纪40、50年代的导演,说他们拍出的电影不好看、没个性、太商业化、缺乏热忱等等,把所想到的电影大师挨个数落了一遍。但是,别以为特吕弗是个愤世嫉俗的人,他性格的另一面中,同样是一个热爱电影和崇拜大师的人。他有时候崇拜大师的程度都有些匪夷所思了。据说,他甚至很认真的考虑过要不要娶希区柯克的女儿派翠西亚为妻。当然,他后来放弃了这个荒谬的想法,但是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特吕弗对希区柯克的狂热喜爱程度。但是这种崇拜在他的纽约之行中遭遇到了重大的打击。在他的印象中,20世纪的60年代,希区柯克的电影事业正如日中天蒸蒸日上。没有想到,在纽约接受记者的采访后发现,虽然希区柯克在美国大受欢迎,但人们对他的了解仅止于表面,此外,影评界完全低估了他的创作才能。因此,在回到巴黎后,他决定和海伦一起写一本关于希区柯克的书,希望通过这本书能改变美国影评界对希区柯克“恶作剧式的、蓄意嘲弄的采访的伤害”。说干就干,6月2日,特吕弗给希区柯克写了一封长信,希望希区柯克能接受他的采访。其后,他又给海伦写了信谈了他的详细的构想:“对我而言,这本书将仔细地描写导演,这个世界上最美及最完整的行业之一,并且详细剖析集智力、体力财力为一体的电影生产事业。我希望每个从事电影工作的人,还有将来想踏入这一行的人,都能从这本书中学到一些东西。”幸运的事出现了,尽管当时的希区柯克正忙于拍摄《鸟》,但是他仍抽空给特吕弗回了封电报:“您的来信让我热泪盈眶,非常荣幸能得到您这样的赞美……等《鸟》拍完后,我会抽空与您联络8月底见面的事情……”
  1962年8月13日,同样需要世界电影史标志出着重号的日子,那一天凑巧也是希区柯克的生日。特吕弗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工作后,赶到了好莱坞。他和海伦整个星期都待在希区柯克的工作室,甚至用餐时间都会有人给送过来。整个采访用了50个小时,光摄影师拍摄的底片有52卷之多。这之后,已经没有希区柯克式的悬念了,他们的谈话记录集结成书,出版发行。尽管有美国的影评人对此比较悲观,说这本书在美国会卖的很差,会让它们的声誉遭到损害。但事实证明,这本名为《希区柯克与特吕弗对话录》的书,现在已经被公认为电影史上最好的书籍之一。
  翻阅这本书,无论对于专业电影的研究人员,还是希区柯克的影迷们,甚至是对于电影的一般爱好者,都是一次非常愉快的经历。很轻松的阅读过程中,希区柯克这个很胆小但是很擅长把恐惧拍成电影的人的一生都活生生的跃然纸上。特吕弗在此采访过程中得出的印象完全概括出了这个胖胖的男人非同一般的性格特点:“我逐渐注意到他和平时判若两人:他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很自信,有意玩世不恭;而如今我却觉得他真正的本性是脆弱的、敏感的、容易激动的,他深深地、切实地想要把自己的感受传达给观众。”如果你确实看过希区柯克的《惊魂记》《西北偏北》等影片,你会知道他确实做到了这点。
  阅读这本书,另外给我一个很强烈的印象是特吕弗的提问方式。那是一个个很孩子气的提问,因为特吕弗在希区柯克面前完全找不到了以前的那种傲慢无理的态度,他审慎而又仔细的发问,看到特吕弗的发问的时候,我的面前甚至出现了一幅孩子仰望高高在上的父亲的画面。特吕弗在希区柯克的面前完全像个对什么都好奇的孩子,百无禁忌的提问,坦诚自己对希区柯克电影看法。希区柯克和他对好莱坞同仁一贯的冷嘲热讽的态度不同,则表现出了谦逊的一面。但是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电影界中的君王,君临天下的气势使他所有的影片具有了强烈的“希区柯克风格”,哪怕是那些遭到了影评人的谩骂或者那些票房不理想的影片,在特吕弗的眼中看来,仍然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20世纪的60年代无疑是希区柯克人生最辉煌的时期。他在谈话表现出对电影事业的清晰而透彻的一系列构想,让这本书具有了一种生机勃勃的非凡气势。
  这本书出版后的几年中,1972年的5月,特吕弗在嘎纳电影节又一次遭遇到了希区柯克。但是很显然,这次会面让特吕弗有些吃惊:“我觉得他老了,疲惫了,也有些神经质,因为它在放映一部影片的时候总是很激动,就像一个年轻人要通过一门考试一样。”但是,尽管如此,他仍然很幽默。当特吕弗问他对奥斯卡奖有什么意见的时候,这个终生与奥斯卡无缘的胖胖的人却把奥斯卡幽默了一把,他说“最好每三个月颁发一次”。
  思郁
  2007-3-18书



2008-01-12
    现在说张爱玲总觉得有些尴尬,不是没有话说,而是因为关于这位天才小说家的话题太多,基本都说滥了,想说出语出惊人的新意之论来确实有些难度。现在张爱玲研究俨然已经成为了一门学科:张学。历数中国新文学史以来,能仅凭个人演变成一门学科者唯有鲁迅和钱钟书而已。近些年张爱玲研究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学术著作出了一本又一本,但是仔细阅读者能有几人?面对众多研究张爱玲的专家及其著作,我倒宁愿老老实实的再读读《张看》或《流言》。
  近期看到了刘绍铭先生的
《到底是张爱玲》一书,书不大,小册子而已;页不多,寥寥百页罢了。随手翻阅,文字多性情之言,感性情怀,非学究文字,读起来兴致盎然,毫不吃力,倒是比那些所谓高深的张学研究好看多了。其实只要你翻看序言就可以看出与那些学理的张学研究有很大的不同。刘绍铭先生书写的序言名为《传奇的诱惑》,大意是说,一个作家首先是因为有“传奇”的作品,而后才会成为“传奇”般的人物。因为作品中的传奇,我们总认为作者的生活经历有着同样的传奇之处,所以就有了探究作者生活的好奇之心。张爱玲年少暴得大名,引得众多文学爱好者的追捧,但是她为人孤僻,性情傲慢,想要过一种遗世独立的生活,不好与人来往。没想到这种特立独行离群索居的行为更加引发了“张迷”的好奇心:一位好事者搬进了她的公寓,住在她的隔壁,窃听她的一举一动,早晨甚至从她倒出的垃圾中了解她的饮食习惯。这种探究张爱玲的生活的传奇的习惯就有些走火入魔的味道了。实际上,对张爱玲的一生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张的小说虽然很传奇,但是她的人生实在缺乏传奇的色彩,探究起来文学价值并不是很大。刘绍铭先生在《到底是张爱玲》之中用了好多浅显通俗的文墨说明了这一点。   
  在张学逐渐成为一种显学后,很多学者都想寻找张爱玲天才的继承人,能真正具有张爱玲那种流风余韵的淡然,行云流水般的书写风格的。大陆作家中他们认为上海的王安忆是很具有张爱玲的那种文字风格;台湾有蒋晓云、钟晓阳和黄碧云等。可惜的是这些作家一个个都不领情,都不认为自己是张派的衣钵传人。且看黄碧云对张爱玲的评价:“我以为好的文学作品,有一种人文情怀,那是对人类命运的拷问与同情,既是理性亦是动人的。……张爱玲的小说是俗世的、下沉的、小眉小貌的。……张爱玲好势利,人文素质,好差。”话是够刻薄的,但是除却了文人相轻的因素,撇清了与张爱玲的关系之外,用这段话点评张爱玲的一生倒很是精准到位。如若不信,且看写于1944年的《诗与胡说》,张爱玲写顾明道:“听见顾明道死了,我非常高兴,理由很简单,因为他的小说写的不好。……我不能因为顾明道已经死了的缘故原谅他的小说。”这话说的已经不能用刻薄来描述了,一个人该死不该死在她的眼里却由他的小说写的好不好来作为标准。估计现今的作家们看到这一段一定会后脊梁冒冷汗,按照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天才女作家的标准来看,现代的作家估计都该死。   
  如果提到张爱玲大多数人都会想到夏志清先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61年出版,中文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就没有上个世纪80年代的张爱玲热。在这本睥睨天下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志清先生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除了在中国文学史上为这位鸳鸯蝴蝶派的女小说家争得一席之地外,夏志清先生曾在张爱玲移居美国时多次帮助她。但是张爱玲似乎并不怎么感激,也许是本身那种多余人的性格所致,她无论对人对物都非常冷淡,在人际关系上更是一塌糊涂。刘绍铭先生在《张爱玲的知音》中就曾披露她晚年在美国的日子中,夏志清先生对她恩重如山,写介绍信求差事,代接洽出版社,给她帮忙,可是“竟没有想到他一九八五年给她的信,她等到一九八八年才拆开看”,刘绍铭先生就此评论说,“不拆信的理由多多,但无论如何总是不近人情”。这样的例子,在《另类张爱玲》、《落难才女张爱玲》和《到底是中国人》等篇章中都有所描述,可以让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位传奇中的天才女小说家有些匪夷所思的为人处世风格。 
  刘绍铭先生在
《到底是张爱玲》一书的序言中强调说,传奇虽然是花边新闻,但是也可能是引导一个本来打算“随意翻翻”的读者深入研究一个作家的诱因。我虽然不能说通过阅读这本关于张爱玲的小书对深入研究张学有更大的兴趣。但是通过阅读这些表面八卦实则有趣的文字,让我对张爱玲的亲近又多了几分。张爱玲在文本上的传奇在我看来可用“俗”和“艳”二字概括。她的小说和散文,“俗”甚至都能俗到骨子里,很多作家不屑书写的东西她都能写出有趣一面来;“艳”主要是指她的文字的书写风格,那些活泼泼的文字不但艳丽无比,让人目不暇接,而且最重要的能顿时给人惊艳之感。这种大俗大艳的方式,大陆作家至今无人可以望其项背。至于张爱玲的生活中的传奇,自从她移居美国开始,已经没有传奇了。后半生孤苦无依,困顿他乡,传奇之中的张爱玲已非传奇。


2008-01-12

大概每一代人都有自己青春与共的枕边书。诗人北岛说他心中的圣经是伊利亚·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而刘小枫说他年轻时候曾经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中激情所吞噬,而后心灵圣经竟然被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这样的一本小册子取代了!北岛和刘小枫虽然选择的书不一样,但是作为同一代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那个遥远、厚重以及苦难的俄罗斯民族,这种巧合还是让我颇为惊喜。也许根本不是巧合,而是一种对俄罗斯独特文化虔敬的默契感吧。携着这种对俄罗斯文化的敬意,我阅读了《金蔷薇》。

根据刘小枫的说法,《金蔷薇》初译本刊行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后期,而他最初阅读此书时已经是七十年代的初期,而后的八十年代后期,又重读了翻译家戴骢先生的新译本。光阴荏苒,时光如电,将近二十年后,我开始读的仍然是戴骢先生的译本。不知怎么,当我开始阅读那些已经成为经典的文字的时候心底竟然莫名地有些惶恐。这些在时光的隧道中传递百年的文字经过了一代代人的精心打磨,不但没有丧失光彩,反而更加的熠熠生辉。那一个个看似简单的句子可是经过了无数岁月的淘洗的才变得如此闪亮,如此真切动人的。阅读着这些文字,仿佛闪回了那些已经模糊的岁月,契诃夫、 勃洛克、莫泊桑、蒲宁、高尔基、雨果以及在理想的童话王国里安徒生,我甚至觉得走到大街上,不经意的回头之间就能在人群中看到他们,每每想到这里心底就是一阵的慌乱。

刘小枫先生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后期重读了《金蔷薇》后写就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现如今这篇文字已经是广为传诵的经典。其中有些典型的刘氏“诗化文体”的句子现在想起来依然印象深刻,心醉神迷,“如把这部书当作创作谈来看待,那就等于抹去整部书跪下来亲吻的踉跄足迹,忽视了其中饱含着的隐秘泪水”,他告诫我们说,“要读懂这部书,并不比那些高深莫测的人生哲学的玄论容易。只有品尝过怕和爱的生活的灵魂,才会懂得由怕和爱的生活本身用双手捧出的这颗灵魂。”记得当初读到刘小枫的这段话之后一直心存疑虑:我们这代人还能读懂《金蔷薇》么?《金蔷薇》会不会成为我们心灵的圣经?有学者认为,我们这代人和上一代人最大的区别也许已经没有了“怕”和“爱”,当我们从一种“信”走向了“不信”,从真诚的理想主义走向了彻底的怀疑主义,从信仰走向了虚空,从读书走向了游戏,我们已经是“游戏的一代”了!当什么都是我们怀疑或不信的时候,虔敬和羞涩的品质怎么可能在我们身上出现呢?其实对这种贬低我们这一代人的论调颇不以为然。也许我们以反叛的姿态出现,以愤世嫉俗的姿态成长,以鄙视崇高的姿态发言,但最终我们会以成熟的姿态面对生活。所谓虚无和游戏,不过是我们生长过程中道具而已。归根结底,虽然我可能不能信仰,但是我会积极地面对生活,寻找一种在没有信仰的情况下生活的可能性。因此对我来说,阅读《金蔷薇》,像是寻求和上一代人和解的方式:经典的魅力不在于它能打动一代人,而是让每一代人都能怦然心动。

《金蔷薇》里最动人的部分是帕乌斯托夫斯基写到了诗人勃洛克的时候,说到他对这位前辈诗人有许多的不理解:不大理解勃洛克对俄罗斯和人类将会遇到的考验所怀有的那种先知式的、神秘的恐惧;不理解勃洛克那种宿命的孤独感、毫无出路的怀疑、灾难性的沉沦以及对革命过于复杂化的理解;甚至对青年人来说,不能理解勃洛克对一个贫困的俄罗斯的热爱,在那里,“数不尽的低矮的村落是那么穷苦,使你不忍卒睹,远处的牧场上升起一堆篝火,映衬着白天阴暗的帷幕”,这样的国家有什么可爱之处?这种不理解就如同我们不理解上一代人炽热的理想主义和天真的爱国热情一样,就如同儿女不理解父辈的生活方式一样。儿女对父辈可以不理解,但不理解并不代表不尊重,不理解不代表不宽容。通过阅读上一代人的心灵圣经《金蔷薇》也是一种积极寻求理解的方式。也许我还是没有读懂它,但是通过《金蔷薇》我仿佛领悟到了一种对美好事物的虔敬和羞涩的精神质素注定要在内心生根发芽。

 

思郁

2007-9-27

书名:金蔷薇

作者:【俄】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译者:戴骢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3月第一版

定价:15.00


2008-01-11

写作之前先在网上搜索了一下萨冈的作品的中译本,除了《你好,忧愁》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外,其他的作品都很少见。更加意外的是,我手头刚拿到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八月新出的“萨冈作品选”,在网上发现有书友已经开始当作二手书处理了。对比自己刚拿到这套书的那种如获至宝般的惊喜,再看看萨冈作品中文语境下如昙花一现般的冷遇,一瞬间,我竟然有些不知所措。难道萨冈,真的不值得一读么?

如果让我对法国作家做一个简单的划分,我会毫不犹豫的一分为二:政治作家和非政治作家,前者如萨特、加缪等;后者则有普鲁斯特、杜拉斯等。这种划分本来没有任何严格的限定意义,只是为了便于清楚的认识法国知识界,有时候并不准确。以杜拉斯为例,读她的作品的时候你会觉得她是一个非政治作家,但是如果仔细体察杜拉斯的言行,她会是一个鲜明的政治立场的作家。还有就是十八岁一举成名的萨冈,无论是她的作品还是她的生活基本都是非政治性的,但是也并不妨碍她在某个时刻,突然对“介入”政治感兴趣。不要以为萨冈的生活中只有酒、性、豪赌和跑车;不要以为伴随萨冈的总是丑闻、绯闻和车祸;不要以为萨冈除了写作之外对其他东西没有兴趣,萨冈也会谈论到政治。1956年至1958年间的法国几乎陷入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中不可自拔,举国惶惶,人人色变。但是正是这个时候,萨冈开始了她最初的“介入”政治的活动。其实她所谓的介入定位很是简单,就是坦言自己是一个左派:“面对惨案有两种立场”,她说,“有人说,苦难是存在的,但也是不可避免的,对我来说,这种人便是右派。还有人说:苦难是存在的,这是让人难以忍受的。这些人便是左派。因为对我来说,苦难是难以忍受的。”用一种作家浪漫的方式介入政治的,她很容易就把政治简单化。所以面对萨冈用玩弄词汇的方式谈论战争和苦难,我们依然能谅解她的故作姿态。也许,对萨冈,法国大众从来没有苛求过,他们不会把她当作萨特和加缪那样的知识分子来看待,从而让她承担整个法国未来历史的责任,他们只会把她当作一个需要呵护的邻家小妹来关爱有加,或者用法国著名评论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话说,把她当作“一个迷人的小魔鬼”,她所有的言论,无论肤浅与深刻,都能吸引大众的眼球,获得他们的青睐。

法国著名的传记作家阿兰·维尔龚德莱在《萨冈:一个迷人的小魔鬼》中详细的刻画了萨冈最为辉煌时期的孤独、忧伤、颓废然而又如此羞怯迷人的形象。萨冈因为一部《你好,忧愁》一举成名,那是在1954年,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前夕,法国风雨飘摇的时刻,那个时候萨冈十八岁。很难想象十八岁的萨冈面对突如其来的名耀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但是,很显然,她承受住了一切。而这种承受的代价则是使生活陷入了不可遏制的周而复始般的混乱状态。无论人们如何吹捧、鄙视和辱骂,但是不得不承认,《你好,忧愁》出版短短几个月之间,萨冈成为了年轻一代的象征。年轻一代要改变世界,他们厌倦了战争和政治阴谋,他们渴望明确的方向,也渴望感官的愉悦。萨冈的出现,恰时地满足了他们的这种故作深刻的空虚和荒谬。但是很显然,萨冈对此一无所知,或者说故作不知,依然我行我素,她根本不可能对成为年轻一代的偶像而沾沾自喜。对她而言,渴望的是远离人间的喧闹,但是又无法逃离俗世安逸生活的那种矛盾和痛苦。因此之故,萨冈渴望超越时间和空间,所以她终生对速度痴迷不已。成名伊始,就用版税买了一辆喜欢的美洲豹,而后总喜欢在黑夜中隐约驰骋。看她的照片的时候你很难相信画面里的那个神情柔弱、一副天真忧郁模样的人会对驾车和速度如此热衷。萨冈曾经在他的散文集《我最美好的回忆》中特意用一章的篇幅写到汽车和速度:“事实上,汽车,他的汽车,将给予它的驯养者和奴隶一种不合常理的感觉:终于获得自由,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回归最初的孤独,远离一切陌生的目光。无论行人、警察和邻近的汽车司机,还是等待他的女人和不等人的生命,都无法把他赶出他的汽车——他唯一的财产,总之,唯一使他的身体能够每天一小时重新回到天生的孤独状态的东西。”萨冈终其一生还是孤独的,如果不明白那种喧嚣背后的孤独,你又怎么能了解萨冈无时无刻不忧伤的精神特质呢?

幸亏还有写作。但是写作对她能意味着拯救么?但是写作能慰藉她孤独而忧伤的心灵么?萨冈的写作是轻逸的、世俗的、背离苦难和荒诞的,她所描述的世界都是想象出来的世界,与现实世界无关。也许是如此,我们觉得她的作品不值得重视,在中文境遇中甚至沦落到二手书的凄惨命运。但是对于萨冈而言,写作确实是她更为真实的面对生活的方式。我们不能渴求作家用写作拯救世界,我们只能企盼写作能够让作家本人更为真实。萨冈的写作本质上而言是她面对世界言说的方式,唯一不同的是,她用一种忧伤的方式言说,用一种忧郁的眼神言说。忧伤的萨冈才是更为真实的萨冈。萨冈的传奇里,关于她淫逸的天真,关于他负面的丑闻比比皆是,但是只有忧伤的精神特质挥之不去。萨冈的写作是否拯救了她自己我们无法得知,但是,面对萨冈的写作,我们至少该有所敬畏才是。其实在阿兰·维尔龚德莱《萨冈:一个迷人的小魔鬼》中涉及到萨冈的写作部分并不多。成名之后的萨冈,是一个传奇,但是这个传奇最核心的部分不是作家本身的写作,而是作家的生活。这种形而下的关注萨冈的方式无形中让这个传奇愈加扑朔迷离起来。而在我看来,如果说真有一个萨冈的传奇的话,这个传奇的真正主角应该是萨冈的忧伤。

思郁

2007-11-29

萨冈:一个迷人的小魔鬼,【法】阿兰·维尔龚德莱著,段慧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8月第一版,定价14.00

 


2008-01-11

    从大学期间开始阅读刘小枫,至今算起已经有数年了。印象颇深的是第一次在大学图书馆中翻阅到了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竟然掩饰不住内心的狂喜,兴冲冲的跑回到了宿舍告诉一个和我有着同样阅读兴趣的朋友。而后,这个朋友也迷上了刘小枫,我们一起把图书馆中凡是与刘小枫有关的书籍基本都翻了一遍,《诗化哲学》、《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这些大部头以及像《沉重的肉身》等随笔性质的小品文无论是否能看得懂的我们都借了研读,但是就没有发现《这一代人的怕和爱》。而后的几年,借助于网络的勃兴,终于在网上阅读了这本书的电子本。相对于他的那些比较学术化的文本,阅读《这一代人的怕和爱》这样的学术随笔,简直是一种奢侈的美的享受,而且是享受智慧的美餐。不过还是很可惜,三联版的《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已经卖断很久了,刘小枫虽然随后修订出版了他的许多大部头著作,但是迟迟未见这本小书露面。据刘小枫自己曾坦言从不自恋自己的文字,所以扔了很多早期觉得稚嫩的文章,不知道是否这个原因一直没有修订出版这本小书。直到了2007年年初,这本在我以往阅读生涯占据重要地位的小书终于被华夏出版社重新出了增订本。   
  但是往昔的阅读激情已然不再了。不知为何看着手中已经变厚了的增订本,心中有些寞然的怅意。我为什么单单难忘那个三联版的小册子样儿的《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难道增订本的《这一代人的怕和爱》相对以前的那个寒酸的版本不是更加厚重,更具有新增的问题意识么?也许简单的看就是这样。但是,和以前的那个版本比,失去的却是我已经在内心形成的难以言语的阅读激情,还有爱。刘小枫曾经在书中细述他们那一代人的“怕”和“爱”,“我所说的那种怕与任何形式的畏惧和怯懦都不相干,而是与羞涩和虔敬有关”,而爱呢?“与此相关,我们可以领会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意义,他的启示在于,爱的实现是与受苦和牺牲联系在一起的,这是爱在此地此世的必然遭际”。只有如此理解“怕”和“爱”你才能知道他具体想表达什么,他想表达的恰恰是,这种具有宗教精神的“怕”和“爱”正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所缺乏的,也是我们这个一向“没有习惯向苦难下跪的民族”所缺乏的最重要的精神质素。只有从这个角度理解《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你才能在其中阅读到许多令我们耳目一新的东西。我想我明白了为什么我现在看到这个加入了许多许多新作的增订本时候有些失望的感觉了,因为看到它的新貌无法让我回到当初的阅读语境,也无法让我感受到源初阅读时候心中产生的那种悲悯和向苦难充满敬意的情怀。“怕”和“爱”是我当初阅读时候最强烈的感情,但是现在我已然从“信”走向了“不信”,从崇敬走向了怀疑,从热切走向了冷静,甚至从虔敬走向了质疑。这种数年间心态的百感交集让我现在的阅读也处于了一种情感缺失的状态。找回失落的阅读激情是我阅读这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的时候最强烈的感受。 
  重温那些再熟悉不过的篇章,更加坚信了我的判断,对新增的那些文字依然充满了陌生感。陌生感不是说我对那些新增的文字陌生,恰恰相反,那些新增的文字我大都阅读过,但是当这些文字被收录到新版的《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中的时候,那些原本熟悉的文字霎时间变得陌生了。陌生不是因为文字,而是因为对已经寄托了情感和灵魂的源初版本的热爱,因此之故,对所谓增订本有一种自然的排斥和质疑。翻阅这本面貌焕然一新的书,新增订的文字大都来源于刘小枫先生近些年给他主编“经典与解释”丛书中的选本所著的序言之类的文字。那些文字因为预先有了书写评论的对象,而且对象多为西方大哲,所以文体的选择上显得理性和严肃的多,那种直显心性的如《记恋冬妮娅》一类文体书写再也看不到了。这也是我与这些新增的文字一直感觉到存在隔阂的原因。  
  以前我曾经写过一篇评论张旭东先生的文章《跨文体书写的困境》,大意是说对于习惯一种文体书写的人很难尝试用新的文体写作,他们经过长期训练的学术思维已经有了一定的惯性,这种思维的惯性致使他们书写的时候转换文体有一定的困难。当然,这种规律并不是绝对,刘小枫就是一个例外。熟悉刘小枫的学术历程的人大都熟悉他近些年在学术领域不断的周期性“跳槽”,大学学习美学,后转为哲学,其后转为神学,又转为国学,最终转为现在的社会学理论和政治哲学。尽管我们无法一次次快速适应越来越陌生的刘小枫,但是他让我依然充满敬意的是,他的每一次转行都会有一本带给我们惊喜的新作问世。这种在不同的领域中往返不断学术经历才是他文本书写时一再变幻的原因。在编选自己的一本选集的时候,刘小枫解释了自己近些年“学述文风变化颇大”的原因:“一,有意走出既定文化制度的文体;二,摸索切合自己关心的各种思想学术论题的不同文体”,并最终强调,“只是要区分单纯个体信念式的文体和切合文化理论品质的文体,并在这两种不同的言路中前行”。对照旧版的《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和现在的增订本,之间最大的不同也许就是前者是单纯的个体信念式的文体书写,而后者已经泯灭了两种文体书写之间的界限。当这种本来相对清晰的文本书写日渐模糊时,原来在书写中清晰坚定的刘小枫的面容也逐渐淡化了。这种隐微细小的变化正契合了他在前言中感慨所谓的“我们这一代,早就消散了——也该消散了”。 
  时代进步,感觉进步,学术进步,而我的记忆却停留在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个子高大,一副深度眼镜架在脸上,身上透着一股乡土的书卷气,灿烂中略带诡秘的笑”的刘小枫身上。不过那个刘小枫已经渐行渐远了,留给我们的是让我们日益捉摸不透的刘小枫。  
  思郁  
  2007-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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