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从孤独中突围

博尔赫斯有句普通的名言，他说当作家写作的时候，他总是写他能写的东西，而不是写他想写的东西。我之所以说它是“普通的名言”，一方面我觉得他道出了书写本身某些难以言传的神秘；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博尔赫斯道出的不过是一种写作的常识。是的，我毫无疑问肯定这是一种常识，被书写者自身因为沉迷于写作本身而忽略的常识。我们写作有多重的目的，但是无论多么复杂的目的都会自然导向一个方面：我们觉得通过写作能了解这个世界所不为人知的那一面。但是很奇怪，一旦我们觉得仿佛获知了这个世界的奥秘所在的时候，我们往往发现通过写作所传递出的貌似高深的东西其实大都是常识。这样以来，我们写作的终极目的发生了变化：我们原本以为是在发掘真理传递真理，其实我们不过是说出了某种常识。我们通过写作所做的不过是普及常识。写到这里，我想起了王小波。

我真正开始写作的时间是进入大学，是从进入大学的图书馆开始。而后的一段时间，我把我写作的文稿拿给我的一个老师看。令我十分惊讶的是，她对我的大部分文章都赞赏有佳，唯独对我原本十分看好的一篇关于王小波的评论文章提出严厉的批评。那个时期我十分喜欢王小波的文章，为了写好那篇评论文章，我甚至专门去书店把王小波的文集购入囊中。对于一个平时十分清贫的大学生来说，这样奢侈的购书经历自然十分的少见。所以可想而知我在这篇文章中倾注了多少心血，但是独独就是这篇文章遭到了否定。我自然十分的不悦，但是我当时可能觉得我的老师根本对王小波不了解所以才这样妄下定论，所以我后来又把王小波的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拿给她看，希望她从中给我文章一些认同。但是更没有想到，过了不久，我的老师主动约我谈谈。我以为她可能对我的文章有新的认识，兴冲冲感到她的办公室，却看到她严阵以待，很严肃的表情给我谈话。我有些忐忑不安的刚刚坐下来的时候，她开口就说，以后最好不要读王小波的作品，这种人写出的东西怎么能模仿呢。说着她还翻开我拿给她的那本《沉默的大多数》，里面很多地方都折叠做了记号，她指着书中的某个段落说，一个作家怎么能这样写东西呢？竟然把自己早年偷偷的拔别人自行车的气门芯事情写出来宣扬，而且还对此洋洋得意。最后她用一种总结的口气说，这样没有道德感，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怎么可能是一个高尚的作家！而且他的文体十分的散漫，大都是废话，语义重复不说，宣扬的都是很多低俗的价值观，我希望你不要学习这样的写作，多学些古典作家，模仿他们的写作，诸如此类。当时的我被她温柔的训斥弄的无可辩驳。但是我突然又有了一些庆幸，我庆幸的是当时并没有把王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拿给她看，否则一定加上一条看淫秽小说的罪名。

在这里我提到了我的老师。我需要说明的是，我始终对我的这位老师充满敬意，她实际上是我大学期间最尊敬的一位老师。所以尽管我不能同意她当时对王小波的一系列批评，但是我已经意识到我们对写作本身有不同的认识。在我的老师看来，写作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我们通过写作发掘、传递、宣扬乃至说教真理，通过写作提高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我们要在写作上作一个社会的楷模，给社会发展一种良性的引导。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她不允许我们在写作中犯错，不允许写作中的不道德，不允许在写作中宣扬一种纯粹个人的价值观，要把写作的神圣义务贯彻到底。而在当时的我看来，写作就是一种纯粹私人的事情，写作的痛苦，写作的愉悦都与个体有关。我无法把写作当作一种教化和宣扬某些社会理念的手段。我所“能写的”和“想写的”无法统一。我所能写的无非是从我的一个个体出发，讲述我一个人和我背后通过有限的阅读积累起来的故事；而我想写的则实在太多，已经脱离了我个人所能承担的范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喜欢王小波。

但是毫无疑问，现在的王小波已经面目全非了。他由原来的一遍遍讲述从自身写作经验获得的常识的王小波变成了现在被过度阐释变成神话的王小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转变，王小波生前写作的时候不止一次说他在讲述常识，但是现在我们认为他讲述的都是真理。一个华丽的转身之后，王小波成为了神话，以至于去世十年之后，我们（包括写这篇文章的我）还在不遗余力的写文章祭奠他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双目失明的博尔赫斯在他七十多岁的时候，写了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他说，我觉得我已经写了我的最好的作品，然而，我不认为我的写作生命已经结束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和我年轻的时候相比，现在的青春距离我更近了。这是一位享誉世界文坛的老人对自己一生谦卑而自足的总结。我们丝毫不认为这是一种夸大，当博尔赫斯说“我已经写了我的最好的作品”的时候。当然，我们不可能猜测说王小波去世之前十分也如此这般的想过他的一生。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王小波去世的时候很可能是痛苦缠身，他不可能如此悠闲的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想表达的是，无论王小波生前十分这样想过这个问题，他的短暂的一生都是一种遗憾，他的写作更是遗憾。无疑，他在写作的道路上可以走得更远。

王小波生前很看好自己的小说，而不是自己的杂文。但是被公众迅速接受的却是他的杂文。实际上这并不奇怪。对于王小波来说，写小说是纯粹私人性的一面，他喜欢在自己的小说中天马行空的想象和虚构，在他的小说世界中，虚构等同于现实。而在进行杂文书写的时候，他所显示出的是他公众的一面，需要承担道义和责任。但是正如“能写的”和“想写的”总不统一，长期形成的焦虑和分裂让他不堪重负。《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把王小波的杂文一度推向公众前台的朱伟先生就曾披露，王小波写杂文后来无法忍受自己写作方面灵感的枯竭而痛不欲生。我认为，正是王小波被看好的杂文害了他，他实际上向往的还是那种写小说的生活。他生前实际上很想从公共写作领域中退回到私人的写作领域。但是，他的公共写作或者说杂文写作所带来的社会影响让他无法退缩。自己“能写的”和自己“想写的”始终无法统一的时候，这种写作过程中的分裂同样会导致精神和肉体上的分裂，这个还没有来得及写出自己最好的作品的人就这样在痛苦中悄无声息的离去了。

叔本华曾说，当我们阅读时，我们是在用别人的思想在思考。但是，阅读王小波文章的时候，我们是否扪心自问过，我们是在用他的思想去思考么？看看现在已经面目全非的王小波，已经被奉为大师的王小波，已经被过度阐释的王小波，我真的希望我们能真正的用王小波的思想去思考。

思郁

2007-4-9书

因为经常写作书评的缘故，一直对书评的写法有下意识的关注。近几期的《中华读书报》上连续刊登了几篇关于书评如何写作的文章，有的来自书评写作者，有的是刊发书评的编辑，也有的是书评的读者。我觉得有必要声明，我是以一个书评写作者的身份进行这篇文章的写作的，而我将要谈的是与书评写作有关的伦理问题。

其实我更愿意从我自身的阅读体验开始说起。这几天读的书当中有一本是加拿大的作家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的《恋爱中的博尔赫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是这位作家多篇阅读笔记的合集。在其中一篇中，我突然被阿尔维托的关于阅读一段文字所吸引：“照我的经验，大多数书评者使读者困惑：在这个世界上这些自封的带领我们穿越小说的地狱或论文集的炼狱的维吉尔到底有何用处？谁需要有人代替我们阅读、傻笑、哭泣或狂喜、厌恶？什么也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阅读，然而评论提供的关于作品的导言或刊后语有时确实能起到提神醒脑的作用。”据我看，在这段引起我思考的话中，他的意思不过是说书评存在的意义不是很大，至少代替不了我们阅读原始文本的作用。

另外一次更深刻的体验是在阅读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随笔集《外面的世界》（作家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的时候获取的。杜拉斯在一篇文章中毫不讳言对批评界的恶意，她说：“我从来不根据批评界确定自己应该看的书。当我读到关于我读过的书的评论时，我都认不出是自己读过的书了。批评的功能，尤其是书面的，报上的，就是扼杀它所知道的书。为了使书在它的操作过程中不妨碍它，批评让书静止，让书沉睡，把书从评论中分离出来，扼杀它，于是书就和阅读的过一同死去了。所有的文学批评都是昙花一现，因为没有强迫的阅读。要么就留在文学的角落里。但书死了。”杜拉斯甚至说她不能想自己成为书评副刊的负责人，“因为我非常爱书以致于我不能胜任。我不客观”。我一向认为自己是因为爱书才写书评的，因为想把自己的阅读体验拿出来和读者一起分享，但是杜拉斯的一句“我不客观”让我一直以来坚持的信念轰然倒坍。杜拉斯对批评界的冷嘲热讽，对书评写作的不信任，让我一直如锋芒在背，每次想起都忐忑不安。但后来又觉得这种批评对我也是一种警醒，至少提醒我写书评的时候要最大努力的做到客观，要抱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进行书写，一言以蔽之，要遵循书评写作的伦理。

所谓书评写作的伦理简单来说从阅读开始到写作完成这个过程中要有一种责任感和道德感，要听从自我内心的召唤，从自我的阅读体验开始进行书写，哪怕这种体验可能含有自我的阅读偏见。古希腊哲人赫拉克里特曾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同样，人不能两次阅读同一本书。每一次的阅读都有不同的体验，所以如何让根据自己的阅读体验书写而成的书评获得其他人的认同就是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评论博尔赫斯的时候说，博尔赫斯在写作的时候发明了一项伟大的写作技艺，这就是他假定他所写的理想之书已经由一位无名氏书写完成，而他剩下的工作就只有复述、描述和评论这本书。卡尔维诺认为，博尔赫斯伟大的篇章就是这样写就的。对博尔赫斯的作品稍微了解的人就知道这些话并非天方夜谭，博尔赫斯一生中写了大量的书评，大都短小精悍、用语经济而且精妙，不愧为简洁的大师。这些大师的经验，正是现在的书评写作者所缺乏的东西。

如果说阅读需要一种伦理的话，那是因为我们在阅读过程当中就意识到接下来我们想为阅读到的这本书负责。而毋庸讳言，对一本好书负责最好的方式就是去评论它，写下自己的阅读体验，这就需要书评写作者遵循一种写作的伦理，写作的责任。阅读的伦理制约着书评写作的伦理。杜拉斯曾经开玩笑似的说，如果有的读者在读完我的书后自杀了，这并不能妨碍我继续写作。而我想说的是，如果书评写作者有这样的写作伦理观的话，他不会是一个负责的书评写作者，因为玩世不恭正是书评写作的大忌。

其实，这篇文章和近期讨论的书评的“慢评”与“快评”没有多大关系，我的目的不过想提倡一种书评写作的伦理，一种书评写作者的责任感。如果非要把这这种写作的伦理和近期讨论的话题扯上关系的话，我觉得我提倡的书评写作的伦理就是罗春伟先生在《新书书评的快与慢》（《中华读书报》2007年5月16日第16版）中总结到的：“书评质量的好坏并不决定于快评还是慢评，而是取决于书评作者的素质：书评人是否具有独特的眼光，选取到有价值的著作；是否具有客观的立场，经得住各种利益的诱惑和人情的影响；是否具有独到的理解，能够发掘出图书的深刻内涵。”仅此而已。

思郁

2007-6-18书

去年十月读到刘擎先生著的《悬而未决的时刻——现代性论域中的西方思想》（新星出版社2006年10版），其中有一章是论述波普尔，第十章《波普尔与决定论的终结》，印象十分的深刻。之所以这样说，除了刘擎先生浅白清晰的书写风格外，更多的是触及到了我原初阅读波普尔时候几乎已经隐匿不见的激情，那是我第一次切实恳切的有了系统阅读了解一个西方大家的思想的渴求，事实上，阅读波普尔构成了我最初思想体系建构过程当中基础与积淀。那种被如此清晰的西方思想所引领的探究的欲望第一次让我意识到西方的哲学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正是从波普尔开始，我开始系统的贪婪的迷恋似的转向了西方的思想的学习。最为可贵的是，这种学习完全是一种自发的、下意识的、偶然的和自由选择的。现在看，我当时是选对了人，尽管这种选择基本上是偶然的，波普尔的书是表述的是如此的清晰，才彻底打消了我的疑虑，虽然一直觉得西方哲学思想是一座仰不可及的高山，但是通过波普尔的书了解到的，这座山也是有道可上，有章可循，我甚至觉得有捷径可走。阅读波普尔让我有了勇气来进一步更深入的学习西方思想，阅读波普尔让我逐渐意识到了西方思想那种厚重和深邃，也让我意识到我原来的那些所谓沾沾自喜的微薄思想其实不过是皮毛而已。敬畏之心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开始。正是通过波普尔我正式打开了西方思想史的大门。

我的印象中，最初开始接触波普尔是在大学一年级的下学期，那是一套最著名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是当时名噪一时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系列中的两本，后来我接触到的哈耶克、米瑟斯等众多学者的著作都是通过这套丛书了解到的。我看到的那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当时我们系的一个同样爱好读书的朋友大秦（大秦经常来我的博客，我再次表示一下我的谢意）的。当时的我们彼此有什么书都互相传递一下消息，有时候晚上睡觉前都会去对方宿舍的书架随便翻翻，当时大秦的这套书就是如此轻易的进入我的视野的。现在想想，当时大秦不知道从哪了买的这套书也不知道他是否是提前听过卡尔·波普尔这个人的名字所以才买的这套书，我的印象中好像他也没有怎么读完过，充其量睡觉前翻翻而已。我那段时间正扎在图书馆里翻阅《鲁迅全集》，很少接触西方思想，所以想在阅读鲁迅的间隙看看西方思想的书，调剂一下疲惫的头脑而已。所以从大秦那里借过来这套书的时候最初也是在睡觉前翻翻而已，没有想到一翻之下竟然被其中的论述吸引住了。最初吸引我的也许就是对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封闭社会进行批判而吸引住的，但是慢慢的阅读进去的时候，那种浅显平易的论述风格，以及“难以阅读但容易概括”、“论证复杂但结论明确”的特征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至少当时能感觉到原来西方思想并不是那么难以理解的，而且波普尔对开放社会的论述深的我心，年轻人性格易走极端，那个时候已经对从小接触到的政治和马克思主义等思想的灌输感到无比的厌恶，所以看到对此进行批判的文章总是觉得很新鲜很投缘，大有“所言深得我心的感慨”和认同感。所以整天在上课之外就开始深入阅读这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甚至在阅读的间隙大段摘抄其中的句子。这就是我接触西方思想的开始，而后，我开始从图书馆中借阅波普尔的其他著作，包括他的《历史主义贫困论》、《科学开放的逻辑》、《猜想与反驳》、《客观知识：一种演化的研究方法》以及自传《无尽的探索》等，与此同时，我也开始有意识的阅读“西方现代思想丛书”中其他学者的作品，哈耶克作为波普尔的朋友，他的一系列著作也是这个时期开始阅读的。我不知道我的这种阅读习惯是否有益。对我来说，接触一位深邃的思想家和他的思想，一旦我接触到的他的思想的皮毛或者一方面的时候，我总是觉得不满足，有种欲望更深入透彻全面的理解他，所以总想搜集阅读他的所有著作，了解他的全部思想。对波普尔是如此，后来的其他人也是如此。开始阅读波普尔的开放社会，而后阅读猜想与反驳，觉这种试错理论非常之好，而后想阅读他科学哲学方面的著作的时候却碰了壁，对数学一无所知的我在此望而却步，徘徊不进，最终无奈放弃。这样的阅读习惯好处是能全面深入的了解把握思想家的思想，但是坏处也是不言而喻，限制了自己更宽广的视野，事实上，在阅读的深度的基础上，更需要有广度的把握，否则很陷入了“天下只此一家”的思想怪圈，以为天外无人，人外无天。所以更多的时候，我开始选择适合自己的阅读，对于某一位思想家而言，我尽可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阅读，然后积极的拓展自己其他领域的兴趣。事实上，当时的我年轻气盛，最无法接受的就是我的一位同样爱好读书的朋友经常很傲慢的说，虽然我只是读了他的一本书，但是我会发挥想象，会由一点透知他思想的全面。到现在我也无法容忍这种自以为是的学问的态度。在我看来，这种所谓的发挥除了是对那位思想家以及他的思想的亵渎之外，一无是处。

在阅读之外，我开始有意识的购买波普尔以及其他西方大家的书，印象中，《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就是我暑假去北京大学闲逛的时候在一家不起眼的小书店选购到的，而且竟然是五折！在大连那个贫瘠的文化都市中买书何曾看到过这种折扣的好书。而后我逐渐的购买了以上列举到的波普尔的书，现在这些图书正安静的树立在我拥挤不堪的书架上，默默见证着我写下这些文字。

阅读波普尔只是我阅读西方的开始，随着我越来越不满足的胃口，以及对西方思想的迷恋，我的视野的转向也几经周转，现代、后现代、现代性以及现代化等诸如此类的字眼不断的进入我的阅读，波普尔逐渐被我遗忘在脑后。直到去年读到了刘擎先生的《悬而未决的时刻》一书，其中有些段落的论的确深得我心。而今读《信仰与政治哲学——施特劳斯与沃格林通信集》（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6月版），施特劳斯和沃格林联手驱逐波普尔在芝加哥大学取得教席的事件重新映入我的眼帘。从信中可以看出，施特劳斯虽然反对波普尔，仅仅是“简直不值鄙视”，而沃格林的回信则要恶毒的多了，尤其最后一段，“简言之，波普尔的著作是胡扯，它也没有什么情有可原的理由。从思想态度上看，他是不成功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产物；从精神撒谎上看，我们非得用卑鄙、粗野、愚笨之类的词来描述它；从技巧上看，它是半吊子的、毫无价值的思想史作品。”尽管后来的许多施特劳斯以及沃格林的崇拜者对此进行委婉的解释，想把这个事件减轻为纯粹是学术上的不同立场而已，但是，当沃格林甚至把这种人身攻击似的言辞落到实处的时候，就是“我认为，通过沉默来支持这样一件丑行乃是对于您所说的天职的侵害”。这种党同伐异的言论与行为让这两位哲人的形象遭到了羞辱。也许波普尔对古典哲学的攻击，以及现代思想上的致命的自负激怒了这两位哲人，但是用次手段打击驱逐波普尔很显然已经脱离了学术交流的范围，让后来人如我辈扼腕叹息。

在这里我无意探究波普尔与施特劳斯以及沃格林他们之间思想的重大差异，事实上我根本不具备如此的能力。我所感兴趣的地方在于，为什么波普尔成了一位“速朽的明星”（刘擎语）？生前如此显赫，拥有白金汉宫的爵士和勋爵的头衔，是英国皇家协会的会员，英国学术学院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去世前拥有20所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著作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但是现在呢，几乎已经被人遗忘了，大学里甚至没有多少人在传播他的思想，读他的书，更具讽刺意义的是，在波普尔任教长达23年的伦敦经济学院，他曾用过的办公室并没有被改建为“波普尔纪念馆”，而是变成了一个厕所！这一切是不是变化太快了？难道一个思想家就该有如此的遭遇么？还是说，我们对这位过世的思想家理解的太浅薄了？

在此我转述刘擎先生在《悬而未决的时刻》的一段话，在我看来，这段论述才是我们误解波普尔的根源，刘擎先生的论述清晰明了，令我信服：“在我看来，这多少是波普尔的‘咎由自取’。正是他独特的学术风格——以罕见的清晰表述深奥而复杂的思想，使其著作具有‘难以阅读但容易概括’和‘论证复杂但结论明确’的特征。因此，人们不需要研读他的著作，就能方便的将其学说概括为一些简单的论点。这使他变得‘通俗易懂’而得以流行，但同时也在被流行中被简单化、通俗化进而被曲解。在这个意义撒谎能够，布赖恩·麦吉的评论颇有见地，他说波普尔的清晰性‘甚至掩盖了他的深度’。波普尔的学说在获得广泛的传播和影响过程中，流失了其复杂深刻的部分，其重要意义被低估了、被忽视以致于被淡忘。而他自己也最终为世俗的声誉付出了世俗的代价。”难道书写的清晰也是一种错？我们书写深邃的思想难道不是让人更多的了解么，否则那些只能被少数人理解的思想有什么用？正如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谴责黑格尔一样让人看不懂一样，我同样鄙视那些认为“只要看不懂的都是深刻的”所谓的高深思想者。他们的存在恰好证明了人的无知，仅此而已。

最后还是要抄书送给我曾经喜爱的现在依然喜爱的波普尔，“一个深刻而清澈的思想者，一个徘徊在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学者，一个反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一个以偏执的风格竭力宣扬审慎与开放的雄辩者，一个享有盛名又在流行中备受误解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卓越而独特的卡尔·波普尔。”因为写出这样的文字，同样的敬意献给刘擎先生。

思郁

2007-8-3书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一年的阅读和写作，那就是：阅读比较世俗，书写比较功利。对许多读书人来说，可能阅读和写作是可以分开的，阅读单凭性情，写作亦是如此。蒙田有言，我若无兴便不下笔。那意思也是提倡阅读的愉悦功能，书读通透了，胸中自有万千丘壑，此时才适合下笔。但是对一个书评写作者而言，阅读和写作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趣味性，变得功利无比。尤其是阅读，具有了一个单一而枯燥的目的性，丧失了本真。

2007年有一个作家对我影响深远，他就是博尔赫斯。早些年买过一套《博尔赫斯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11月版），分为小说卷、诗歌卷和文论自述卷，一直束之高阁。后来小说卷和诗歌卷送给了朋友，只留下文论自述卷。年初过完春节回到郑州，心情甚是浮躁，望着书桌上散乱的新书有种暗暗的绝望，心灰意冷的时刻，随手从堆积如山的书里抽出了《博尔赫斯文集·文论自述卷》闲翻，没想到读第一篇的时候就被吸引住了，从此欲罢不能，那本薄薄的书生生的被我蹂躏烂了。凑着这股热乎劲，又从当当网上订阅了一套《博尔赫斯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12月版），彻底迷失在了博尔赫斯的时间叙事和迷宫叙事里。读博尔赫斯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让我知道有时即使你的生活阅历和直接经验不足，其实也能写出好文章，比如可以依靠图书馆，依靠无边的阅读。当然，我们不可能奢望有博尔赫斯的天赋熟悉那么多外语，从而可以打通世界语言的隔膜，建立自己的“宇宙图书馆”，成为作家们的作家。博尔赫斯对我的另一个影响则在于书评写作。卡尔维诺的《为什么读经典》（译林出版社2006年8月版）中提到了博尔赫斯写作的简洁诗学。也就是说，博尔赫斯在写作之前，是先假定他想写的那本书已经由某个来自另一种语言和文化的无名作者完成了，而他要做的就是描述、概括或评论那本假象的书。有种传言说，博尔赫斯的每一个文本，都通过援引来自某个想象或真实的图书馆的书籍，而加倍扩大或多倍扩大其空间。更有趣的是，这些被援引的书籍，要么是古典的、要么是不为人知的，要么根本是杜撰的。博尔赫斯的一生中撰写了大量的作家和书籍评论，这些文字大都篇幅短小，寥寥数笔，但是下笔如神，值得我辈书评写作之人终日揣摩研习。

博尔赫斯的主要中文译者是现今已经八十多岁的王永年老先生，王老先生的译笔精湛，严谨，又不失古典之美，是我喜爱的翻译家之一。可惜的是现今的许多翻译者都渐渐丧失了原有的素养，把许多西方经典的文本弄的乌七八糟。这里要提到马克斯·韦伯的作品的翻译就是一例。前不久终于购齐一套《韦伯作品集》（十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采用的台湾远流的版本，也是韦伯作品的最为人称道的一个译本。我手头中还有的韦伯的作品《学术与政治》（三联出版社1998年11月版，冯克利译）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87年12月版，于晓、陈维纲等译）都是三联的版本，翻译上虽然不能说烂，但是对比之下，台湾的版本仍然雅古蕴藉，自然一派。不过，手中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对比阅读仍不失为上策。韦伯的作品在国内语境中一直颇为畅销，究其原因，像韦伯这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自然不能排除有所谓的“卡理斯玛”式的个人魅力的影响，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他提倡的新教伦理，在马克思主义统治意识形态中“经济与意识”辨证关系的提法之外，另辟蹊径，独创个人言路，从而打开以往一统天下的意识形态之举。

2007年还有一个思想家对我影响深远：以赛亚·伯林。我手头中关于伯林的作品大都收录于译林出版社刘东先生主持的“人文与社会译丛”。此套丛书主张“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以此译介西学经典，迄今已经连续出版六十余本，诚所谓功莫大焉。我手头藏有此套丛书中的二十余本，而其中关于伯林的著作就有七本。但总觉得惭愧的是，伯林的著作一直都断断续续的翻阅，但却没有系统而静心的梳理过。今年我重点阅读了《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03年2月版）和《伯林谈话录》（译林出版社2002年4月版）。著名学者刘小枫先生论述舍斯托夫时曾提到一种俄国独特的“俄罗斯理念”概念，最早是由俄国思想家索洛维约夫在哲学上阐明的，大意是指俄罗斯传统思想中独特的“沉郁、虔敬、博爱、崇敬苦难的质素”。而伯林在《俄国思想家》中提到的众多俄国思想家托尔斯泰、赫尔岑、别林斯基和屠格涅夫等无不是这种独特的“俄罗斯理念”的知识分子式的人物。伯林对俄国知识分子描述令我印象深刻，他们大都瘦骨嶙峋，脸色苍白，兴奋时候脸色通红，一般有哮喘之类的疾病，病恹恹的样子，形神憔悴。他们在生人面前羞涩、局促、沉闷而自闭；但在朋友面前则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生龙活虎。这种人放在社会中往往沉默寡言，不善交际，但耳闻眼见不平之事，又往往愤勃而起，用赫尔岑的话说，“他可怕的道德愤怒，有万夫莫当之势”。俄国知识分子与其他人等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行事不依凭自身的理智和学识，大都单凭一时激情和道德义愤，因此他们容易感性，容易愤怒，容易矛盾；但同时也容易关注形而下的现实问题。在俄国思想家的头脑中，宏大的历史的哲学的体系不能远离现实，只能深深扎根于生于斯养于斯的大地和人民当中，所以他们追求的自由不是高远于未来，而是着眼于现世。如伯林最为激赏的一位俄国思想家赫尔岑所言：自由何以贵？因为它本身就是目的，因为自由就是自由，将自由牺牲于他物，就是活人的献祭。

相对于《俄国思想家》中伯林气势恢宏的论述，《伯林谈话录》读起来则要轻松的多。不过了解伯林复杂丛生，歧义不断的思想体系，这倒是一本很好的入门书。伯林在书中点评了众多西方的思想家，用语精准，评价得当，但是同时也有许多让后人不舒服的地方。比如伯林点评列奥·施特劳斯和汉娜·阿伦特就遭到了许多的争议，尤其是阿伦特。伯林甚至动用了阿伦特的论敌肖勒姆的话，说任何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和严肃的思想将都不会与阿伦特为伍，还特意指出，“她的意识形态的著作令我讨厌”。

既然提到了列奥·施特劳斯就不得不提到《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华夏出版社006年8月版）和《信仰与政治哲学——施特劳斯与沃格林通信集》（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6月版）。施特劳斯在汉语学界日益成为显学当然免不了刘小枫先生的大力提倡。我一后学末进，对施特劳斯并无更深层的认识，对施特劳斯学派也知之寥寥，但是读施特劳斯与其众多友人的通信却让我感领到更多把“哲学作为生活方式”的大思想家浩淼幽深的历史沧桑，“把哲学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意味着，把哲学视为对正确的追问及其回答：哲人认为哲学生活是正确的生活，并选择过这样的生活，他们也认为，这就是最好的生活”。以哲学为业，以追问为毕生目标，以敬畏为学习的条件，过一种古希腊哲人式的生活，“你是愿意做痛苦的苏格拉底，还是愿意做一头快乐的猪？”数百年前的哲学家穆勒就已经问过了同样的问题，是不是现在的我们给的答案还一样：宁愿选择后者？施特劳斯曾经在给他的好友克吕格的信中论述双方的立场：“我们分歧的原因在于，我不能信仰，因而我在寻求一种没有信仰的情况下生活的可能性。”这句话可以作为现今我们整个时代的注脚，值得我们铭记于心。

2007年还有两本书令我不得不提：苏珊·桑塔格的《激进意志的样式》（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版）和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新星出版社2007年9月版）。桑塔格的中文论著，现今已经出版到了第六本，本本精彩，自不待言。但是《责任的重负》一书出版后鲜有论者提及倒是有些奇怪。论述法国知识分子的著作不能说少，但是托尼·朱特的还是把视角锁定了法国悠久的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之中。本书的最为精彩之处在于论述加缪和不在场的萨特的部分，把批判的目光收回到了法国悠久的知识分子传统自身，重点批判公共知识分子的不负责任才导致法国百年来风雨飘摇，动荡不息。

盘点自己的2007年的阅读，其实有很多的遗憾。阅读多以新书为主，为书评写作保驾护航。但是出版界沉渣泛起，良莠不齐，新书并不一定都是经典，偶遇到心宜之书自然大喜，但是还有很多时间都浪费到了一些没有必要的书上，反而书架上时不时淘到的旧书有许多的可圈可点之处，不过还是都被我冷落了。博尔赫斯谈到经典作品时说，经典作品是一部世世代代的人出于不同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希望未来的岁月里，我能饱有“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更多的经典之作。

思郁

2007-12-16书

2007年我最喜欢的十本书（排名不分先后）：

1、《激进意志的样式》，【美】苏珊·桑塔格著，何宁 周丽华 王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定价21.00元

2、《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美】托尼·朱特著，章乐天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10月第一版，定价：25.00元

3、《启蒙哲学》【德】E·卡西尔著，顾伟铭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二版，定价：22.00元

4、《世纪末的维也纳》，【美】卡尔·休克斯著，李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定价：28.00

5、《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增修版）（上、下卷），王学泰著，同心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定价60.00元

6、《信仰与政治哲学——施特劳斯与沃格林通信集》，恩伯莱 寇普编，谢华育 张新樟等译，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6月第一版，定价39.80元

7、《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美】汉娜·阿伦特著，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定价16.80

8、《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德】马克斯·韦伯著，康乐 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定价28.00元

9、《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刘小枫著，华夏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定价29.00元

10、《金蔷薇》，【俄】康·帕乌斯托夫斯基著，戴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版，定价：1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