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从孤独中突围

我从不曾想把习作当成一种职业，这是一个孤栖独立的行动，联系永远无法积蓄资历。幸运的是任何人都可以开始这一行动。无论政治的抑或是个人的动机促使我写点什么，一旦笔尖触及纸面，写作便成了赋予经验以意义的奋斗。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领地，同时也有其权能的极限。而在我看来，写作，却没有自己的领地。写作不过是去接近所写经验的行为，正如（但愿）阅读是去接近所写文本的行为一样。

然而，接近经验与接近房子不同。经验是不可分的，它至少在一个甚至可能数个人生里延续。我从未有过我的经验完全属于自己的印象，反倒经常觉着经验先我而行。总之，经验层层叠加，通过希望和恐惧的指涉，反复重新定义自身；此外，通过最古老的语言——隐喻，它不断地在似与不似、小与大、近与远之间比较。于是，接近一个特定经验时刻的行为同时包括探究（近者）和连接（远者）的能力。写作的动机如同打羽毛球的动作：不断地接近、拉远、后退、趋前。然而，与打羽毛球不同的是，写作不拘泥于固定的框架。随着写作动作的重复，它与经验之间的距离缩短，关系更加亲密。最后，弱势幸运的话，亲密就会解除意义这个果实。

对于这老汉而言，他所讲述的故事的意义更加确定，但故事却不因此而缺乏神秘感。实际上，这神秘感广为人知。我会努力解释我的意思。

所有村子都讲故事，过去，甚至很久以前的故事。有一次，我和另一个七十岁的朋友在山里的峭崖下走着，他跟我讲起，一个年轻女孩在山上的夏天牧场割晒牧草时，如何从峭崖下跌落摔死。是战前么？我问道。大约是在1800年（不是误写），他说道。他又讲了些那天里发生的其他故事。一天结束前，这一天里所发生的大多数事情会被人讲述。故事是纪实的，或目睹，或耳闻。每天发生的事件和遭遇被纳入人们的日常叙事，这些尖刻的评判和彼此间终生的熟稔构成了所谓农村的闲话。有时候故事暗含着道德判断，不过这个判断——公正抑或偏颇——都只是一个细节：作为一个整体，故事的讲述待着某种宽容，因为说者和听者仍然得与故事的主角在一个存在生活。

鲜有故事是为了理想化或非难而讲述；相反，故事证明了可能性那总令人略吃一惊的广度。虽然都是些日常事件，但它们也是神秘的故事。一丝不苟的C怎会推翻了自己的干草车？L怎么将她的相好J骗个精光，J这个铁公鸡，又怎会让自己上人当？

故事邀请评论。实际上，它创造评论，因为即便是默不作声也被当作某种评论。评论也许是恶意的，或者是偏执的，但是，若是如此，评论本身也会变成一个故事，因而反过来成为评论的对象。为什么F从不放过机会诅咒她兄弟？更多的时候，附加于故事的评论是作为，也被理解为评论者个人——根据故事——对于生存之谜的回答。每个故事允许每个人定义自己如此。

这些故事实际上是亲近的、口头的、日常的历史，它们的功能是使得整个村子定义自身。跟村子的自然和地理属性不同，村子的生活是存在于其中的所有集体和个人的人情关系的总和，它们的结合社会和经济关系——通常是沉重的——将村子和外面的世界联系起来。但是，我们也可以这般形容一些镇子的生活，甚至一些城市的生活。农村生活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同时也是一幅活动的自画像：一幅画像，在这幅肖像，人人都被描慕；这只有在人人彼此熟知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正如罗马式教堂柱头的雕刻，在所显现的与如何显现之间有种精神的一致——仿佛所雕刻的便是那雕刻者。村子的自画像不是由石头造就，而是由述说、流传的词语造就；由舆论、故事、目击者的陈述、传说、评论和道听途说造就。这是一个绵延的肖像，它生生不息。

及至新近，村子和村民可用来定义他们自身的唯一材料仍是自己的口头语言。村子的自画像——除却他们劳动的物质成就——是他们生存意义的唯一反映。这个意义只被他们自己认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自画像——“闲话”是其素材——村子会被迫怀疑自身的存在。每个故事，以及对于每个故事的评论——它是故事被目击的证明——成就了这自画像，证实了村子的存在。

与大多数自画像不同，这个绵延的自画像是极为写实的、随性的、不矫揉造作的。由于生活的不安全，农民与其他人一样，或可能比他们更强烈地需要形式，一种通过典礼和仪式表达的形式。但是作为他们自己群像的制作者，农民又是随性的，因为随性更符合真理：典礼和礼仪只能支配部分真理。所有婚礼都是相似的，而每个婚姻是不同的。死亡走向每个人，而亡灵只能独悼。这就是真理。

在村子里，一个人为人所知的一面与不为人所知的一面之间的差异甚小。村子里可能有一些瞒得结实的秘密，的暗示一般来说，欺罔是罕见的，因为这不可能发生。因而，也少有好管闲事——在窥探意义上的，因为这没有太大的必要。好管闲事是城市看门人的特征。通过向X道说起不熟悉的Y，看门人可以得到丁点权力或认可。在村子里，X对Y了如指掌。于是，这里少有表演：农民不像城里人那样扮演角色。这不是因为他们“简单”，或者更诚实，或者从不耍诡计；这只是因为一个人的为人所知与不为人所知的空间——这是给予所有表演的空间——过于狭小。当农民表演时，他们表演的是实际的玩笑。比如说，某个星期天上午，村里人都在教堂里做弥撒，四个男人推来村里所有运堆肥的独轮车，在教堂门廊一字排开。每个走出教堂的男人，只得寻着自家的独轮车，推回家去。穿着最好的星期天礼服，在村子大街上推推堆肥车！正因为如此，村子绵延的自画像最尖锐的、直率的，偶尔有些夸张，但绝少有理想化或矫饰。这其中的意味是矫饰和理想化关闭问题，而现实主义则开放问题。

现实主义有两种形式，政治的和传统的。作为一种被艺术家或作家（像我本人）所选中的方法，政治的现实主义总是有意识地带有政治性；它旨在瓦解统治意识形态的晦涩之处，因此，通常现实的某些方面一直被扭曲或摒弃。而传统的现实主义，就其起源而言更为大众化，在某种意义上，更具科学性而非政治化。假定一组实证知识和经验提出未知的谜题。该当如何？与科学不同，传统的现实主义可以无需回答二继续存在。可是它的经验过于庞大，以至于它无法忽视问题。

与常言相反的是，农民对村子之外的世界很好奇。然而四处走动却仍做个农民的几率终归不大。农民没有选择地点的权利，他的位置在受孕瞬间就被指定。因此，如果他把村子看作世界的中心，与其说这是乡土观念的问题，倒不如说这是现象学的真理。他的世界有个中心（我的没有）。他相信村里所发生的事件是人类经验的典型。如果用技术性的或组织学的术语来解释，这个信念无非天真的。他将人作为“类”来诠释。让他着迷的是各色人等的类型学，以及无人逃脱的生与死的共同命运。因此，村子的活动自画像的前景极为具体；而其背景则是由最开放、最普遍、永远不可能被完全解答的问题构成。在那里，便是公认的神秘。

这老汉知道，我与他一样，深刻地理解这一点。

——约翰·伯格《讲故事的人》P31-35

诗五首

一

我仿佛俯在天边的云端，
把你讲过的话儿思念，

而你听到我的语句，
黑夜变得比白昼明丽。

我们，就是这样离开了大地，
象星星漫步于高高的天际。

无论是现在、将来，或者当初，
都不会与绝望，也不会有耻辱。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你可听见
我怎样把活着的你呼唤。

我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
关上你虚掩的门板。

1945年11月26日

二

声音在太空中消逝，
霞光变得昏暗。
永远沉默的世界里
只有你和我交谈。
如同穿过阵阵的钟鸣，
风儿来自无形的拉多加湖畔，
彻夜娓娓的倾诉变成了
彩虹交叉的微弱的光线。

1945年12月20日

三

很久以来我就不喜欢
别人对我表示怜悯，
可是有了你的一点同情，
就象太阳暖我身心。
所以我觉得周围一片晨曦，
所以我能够边走边创造奇迹，
就是这个原因！

1945年12月20日

四

你自己何尝不知道，我不会
颂扬那天伤心会晤的惨景。
把什么留给你作为纪念？
我的影子？影子对你有何用？
那部烧掉的剧本的献词，
可是它连个灰儿也已不见，
或者是突然从镜框中走出来的
那张可怕的新年照片？
或者是焚烧白桦劈柴的
隐隐约约可以听见的响声，
或者是还没有给我讲完的
他人的爱情？

1946年1月6日

五

我们不象沉睡的罂粟花那样呼吸，
也不知道花朵自己有什么过失。
我们是在哪些星辰指引下，
为受苦受难而降生此世？

这正月的昏暗给我们端上了
什么难吃的浆羹？
是一种什么样的无形反照啊，

弄得我们知道黎明时头脑发疯？

1946年1月11日

乌兰汗 译

来源 诗人(www.cnpoet.com) 原文：http://www.cnpoet.com/waiguo/russia/022.htm

他始终在寻求着天才人物对自己的肯定：弗吉尼亚·伍尔夫、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和凯恩斯这些人都曾经看到过他的价值，这一点对他来说是事关重大的。但是与阿赫玛托娃的这次相遇却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更重要。在他面前的是用他的母语写作、尚在人世的诗人中最伟大的一个，她跟他说话的时候就好像他始终都是她那个圈子里的人一样，就好像她认识的每个人他也认识，她读过的东西他也都读过，她说的话以及她的言外之意他全都明白。当然，这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幻觉：他对她的了解远比她想象中的要少。虽然如此，他们之间进行的却是那种人的一生当中只可能发生一两次的最纯粹的交流。

沉浸在越来越强烈的热切心情和怀旧情绪之中的阿赫玛托娃向他说起了她在黑海之滨度过的童年时代——那是“一片不信教的、未受洗的土地”——以及自己终身保持的与俄国南部海岸的“一种古老的、半希腊半野蛮人式的、其精神与俄罗斯文化迥异的文化”的密切联系。她回忆起自己年轻的时候见过的敖德萨，伊萨克·巴贝尔的故事中那喧嚷的海港城市，犹太人、比萨拉比亚人、土耳其人和乌克兰人聚会的场所。他则给她讲他在里加度过的童年，在彼得格勒的少年时代，以及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当时她已经是一位著名诗人，她的崇拜者们能够逐字逐句地背诵她新出的选集——怎样一个人呆在他父亲的书房里，看梅恩·里德的牛仔故事。

她谈到了与古米廖夫的婚姻，也谈到两人尽管离异，自己却始终记得他在接受她的才华时那种简洁和毫不犹豫。在描述1921年他遭枪决的情况时，她热泪盈眶。接着她开始背诵拜伦的《唐璜》。她的发音很难懂，但是她在背诵的时候倾注了如此强烈的热情，以至于以赛亚不得不站起身望着窗外，以掩饰自己的感情。

很快她又背起了自己的诗：《耶稣纪元》、《白色的群鸟》、《选自六书》以及《克里奥帕特拉》，最后一首诗写于1940年，她生命中最难熬的时期之一，当时她还不知道除了像那位埃及女王一样自杀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她告诉他，像这样的诗曾经导致一位比她更为伟大的诗人的死——但伯林不清楚她指的是曼德尔施塔姆还是古米廖夫，因为她再一次情不自禁地痛苦起来。哭过以后，她开始背诵1940年始作于列宁格勒、当时尚未完成的《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以赛亚后来写道，那是“对她作为诗人的一生以及那座城市的过去的一种最后纪念”，“其体裁如同《第十二夜》式戴面具人物的狂欢游行”。在听她背诵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在这部作品中——她在1962年对它就行了修改——自己后来成了神秘的“未来访客”、“来自镜子上方的客人”。

然后，她为他朗读《安魂曲》的一份手抄本，这首诗大部分都是在他们现在坐着的这间屋子里写成的。这部组诗是她对自己那一代人当中所有被折磨、被残害的人的纪念：

我本想一一报出大家的名字，

无奈名单已被攘夺，无从寻觅。

我用偷听到的她们的不幸的话，

为她们编成了一张巨大的披褂。

今后我会时时处处将她们回忆，

即使新的灾难来临也绝不忘记。

她突然停下来，向他描绘了她的儿子和丈夫，在以赛亚的记忆中，她用一种平淡的声音讲到自己在监狱门口的守夜，丈夫和儿子在狱卒手里所受的折磨，还有许许多多以前的朋友的绝情与背叛。她不停地打断自己的话。他还记得她曾说“没用。你是从人的社会力来的，我们在这儿却被人与人之间的高墙所隔绝，而且……”在二战开始以前，背叛和唾骂已经在她身上残酷地压迫了许多年，以至于她已经无法信任除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和丽迪亚·朱可夫斯卡娅之外的任何人了。关于曼德尔施塔姆和他的命运，她无话可说。她改变了话题，逼自己去回想战争期间在塔什干度过的更愉快一些的时光了。

她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了。他比以赛亚小两岁——以赛亚当时三十六岁，他三十四岁——受过出色的教育，学识渊博非凡，不过曾在二十四岁那年被逮捕过。他读过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著作原文，不过从来没有走出过苏联边境，而且显然认为他自己像他的母亲一样，也是在苏联的不利形势之下保持着欧洲文化的标准。他曾经遭到逮捕，罪名是尼古拉·古米廖夫和安娜·阿赫玛托娃是他的父母。现在他似乎相信自己的厄运已经结束，想要在自己出生的城市里重新开始学者的生活。他走进建在凹室里的厨房，在一个盘子里找到了一点煮土豆。他的母亲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招待客人而觉得非常尴尬，但是以赛亚却很高兴地记得，当时在那间昏暗的房间里，他们几个人如何坐在闪动着火光的炉子旁边，一起把盘子里的那串土豆分着吃了。

她的儿子走后，以赛亚请求阿赫玛托娃让他抄下《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和《安魂曲》。她拒绝了他，同时许诺说她会给他寄去自己应于次年出版的一部诗集，这说明了她当时是如何满怀希望。然后他们讨论起了自己最喜欢的作家，并且第一次开始争执起来。和她一样，他也尊敬普希金，讨厌契诃夫的“泥浆色世界”，但是他不喜欢她热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她则对他欣赏的屠格涅夫不屑一顾。这些不仅仅是爱好的不同：他们标志着他俩情感世界之间的界限——以赛亚被屠格涅夫的轻快、精致和嘲讽意味所吸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暴力、阴暗以及强烈的感情则让他反感；阿赫玛托娃认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内心世界深入的描写，却无法忍受屠格涅夫的微妙和精细之处。这种品味的区别当然也是环境造成的。屠格涅夫的纤细精美在以赛亚所在的牛津可以打动一颗安逸的心，但很难想象它在斯大林的列宁格勒能够找到接受者。以赛亚最喜欢的俄国作家——赫尔岑和屠格涅夫——其艺术成形于逃亡生涯中，阿赫玛托娃喜欢的艺术家其作品都是在俄罗斯的土壤上锻造而成的。他总是将“开朗、热情、纯粹出于自然的宽广的俄罗斯性格”和“斤斤计较、枯燥乏味、被抑制和约束着”西方相对比，但是事实上最能打动他的是这二者的结合——而这只有在流亡艺术家哪里才是可能的。这并不是他们唯一的分歧。以赛亚因为托尔斯泰宽广的历史眼光呃将他理想化，阿赫玛托娃则厌恶他身上那种她看做是对性的伪善态度的东西。她说，在让安娜·卡列尼娜被追逼致死这一点上，托尔斯泰其实是向他声称对之表示谴责的那种庸俗社会风尚投降了。

以赛亚很高兴发现了她身上轻蔑、嘲讽和略带恶毒的一面；这时候那种女王般的举止被某种更幽默和人性化的东西代替了。他还是看出她是一个饰演女王角色的完美无缺的女演员，但有着足够的敏锐和自知之明来将自己与角色本身区别开来，以一种偶尔一闪的嘲弄来看待自己喝他人。她曾经以讲述趣事的口气说起帕斯捷尔纳克对她的一再的迷恋；在二十年代，他如何向她走来，叹着气说他没有她就不能活，他这样做只能让她觉得厌烦，并去恳求他的妻子来将他带回家。

她坦白地承认自己是多么孤独，她的列宁格勒已经变成了一个多么凄凉的地方。她说起了她以前的恋情：古米廖夫、希列伊科和蒲宁。以赛亚被她坦诚的方式所动——但同时或许也是为了先发制人地止住对他的肉欲——也向她坦白了自己正和某人相爱。他虽没有明说，但是很明显，他指的是帕特里西亚·道格拉斯。阿赫玛托娃似乎把他这些有关自己恋爱史的话加以严重的歪曲之后透露给了科尔涅·茹科夫斯基，后者在他数年以后出版的回忆录中把伯林说成是一个唐璜式的人物，他来到列宁格勒的目的是要将阿赫玛托娃列入他的俘虏名单。阿赫玛托娃自己似乎应当对这场误会负责。这种误解从此以后就一直和他们这次见面连在一起，没有一个读过《诗五首》——她先给他们共度的这一夜的诗——的俄国人能够相信他俩没有同床共枕。实际上，两人几乎连碰也没碰过对方。他呆在房间的一边，她则呆在另一边。以赛亚根本不是一个唐璜，而是一个性爱方面的新手，独自一人呆在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狐狸精的公寓里，后者曾经和半打极富天分的男人发生过深厚的罗曼蒂克的恋情。她试图赋予二人这次见面以神秘的、历史性的一级肉体上的重要意义，他则努力躲避着这些感情的潜流，保持着一段安全、理智的距离。同时他还有一种更日常的需要。他到这儿已经六个小时了。很想去方便一下。但是着这样做会破坏当时的气氛，更何况公共厕所在下面没有灯的过道里；因此他只好呆在那儿，听着，抽着自己的另一支瑞士雪茄。当她滔滔不绝地讲着自己的恋爱故事的时候，他把她比作《唐·乔万尼》里面的安娜小姐，他自己则来回晃动着夹着雪茄的手——这是她后来在一行诗中捕捉到的一个动作——跟随着萦绕在两人之间空气中的莫扎特旋律。

现在他们已经一连谈了好几个小时了，来来回回地从“迷路狗”咖啡馆说到大封锁，从列宁格勒说到牛津，穿越了他们他们世纪的整个进程，共同编织着一根交往联络的链条，它将在他们的余生中把两人连在一起。他们已经说到了最隐私的事情，现在他们又谈起了最抽象的、纯精神性的话题。他问她，文艺复兴时代对她而言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还是一个想象中的世界；她回答说是后者。她说，一切诗歌和艺术都是“怀旧情绪以及对具有普遍性的文化的渴望的一种形式，就像歌德和施莱格尔设想的那样，是所有那些成形艺术和思想中的事物——自然、爱、死、绝望和牺牲——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没有历史可言的现实的形式，在它之外空无一物”。在喷泉屋度过的那个晚上，在那间空荡荡的房间里，伴着盘子里的土豆、莫迪里亚尼的画、缓缓下沉的雪茄烟雾，以赛亚的生命与艺术的沉静完美之间的距离缩短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这时天色已明，两人都能听见冻雨落在枫丹卡运河里的声音。他起身吻了吻她的手，步行回到阿斯托里亚，心情迷乱，“神魂颠倒”，飘飘欲仙。他看了看表，发现已经是上午十一点了。布伦达·特里普清楚地记得他一头倒在自己房间床上的时候，嘴里说着：“我恋爱了，我恋爱了。”

——伊格纳季耶夫著《伯林传》P209-215

我来到伯尔尼几个礼拜之后，我们的关系首次出现了麻烦，这种麻烦一年之内经常发生。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对这段时间寄托了太高的期望。我期待他的是某种先知性的东西，一个不仅精神上、道德上也绝对突出的形象。事实很快表明，在我的入伍经历和随后我们之间的通信之后，瓦尔特和多拉对我的希望很高，希望我理解他的世界，而我无法不加批判地，我几乎可以说是，不分是非黑白地满足它们。更主要的是，这些紧张的原因不像后来被本雅明称作“激烈争吵”回忆有关他在思想争论中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谈话和书信，而在于我们性格上的不同。这体现在生活方式的实际问题和对资产阶级世界的态度（金钱问题、跟父母的态度和与人交往等）。多次出现失控的场面，没有多拉好心地斡旋很容易灾难性的结束。我陷进的冲突是一种道德上的冲突。本雅明的思想对我有一种光芒四射的道德灵光，只要我能理解地置身于它们，它们就有一种独特的道德，它是跟他们一目了然地处于其思维遁点的宗教氛围的关系是分不开的。相反，在本雅明跟日常生活的关系中却存在一种极其反道德的因素，我无法习惯，虽然他因为看不起资产阶级而为之辩护。多拉和他在这种事情上的一些思考引起了我的抗议，因此多次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有时十分突然，争吵中我俩发生冲突，因为我们做出了不同的道德决定。他周围有某种纯粹和绝对的东西，一种对宗教的献身，像一位犹太教经师，他漂泊到了另一个世界，在寻找他的“经书”。当我在密切交往中不得不认识到它的极限时，这对我是一种危机。他的生活没有他的思想所体现的那种高度纯洁。我太年轻，我经常告诫自己，说到底我们大家都一样，我们无法摆脱外界形势的纠缠，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因为我们在那些年的迷惘中试图为我们保留一个它们钻不进的领域，可这无济于事。我渐渐明白，本雅明和多拉虽然承认在宗教领域内上帝的启示是最高级的，可我认为接受十诫为道德世界的绝对价值同样重要，但这不适用于他们：凡涉及他们跟他们的生活环境的具体关系时，他们就辩证地分析它们。这首先表现在我们就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父母从经纪商充分利用到什么地步的问题进行过一次长谈中。本雅明对资产阶级世界的立场是一种激怒我的肆无忌惮，具有虚无主义的特点。他只承认他在他周围建立起的生活范围和宗教世界里存在道德标准。他俩都指责我天真，说我听任我的姿态的控制。我被一种“恼人的健康”所伤害，不是我拥有这种健康，而是这种健康控制我。本雅明解释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只有自己的义务，而不必遵守我们所摒弃的社会规则。我对责任感的理解，比如对待我们的父母的要求，遭到完全地拒绝。让我很吃惊的是，他讲话中经常有很浓的尼采成分。尽管如此，很奇怪，这些争执虽然有时非常激烈，经常结束语本雅明的特别诚恳。有一回在这么一场暴风雨之后，它结束时双方都惊呆了，本雅明陪我往外走，他紧紧攥住我的手很久，深情地凝望着我。这是一种在热烈交锋中走得太远的感觉吗？这是那种不想失去这段时间在精神和空间商离他最近的多拉之外的唯一一个人的原因吗？

在这里我想说，本雅明实际上绝不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这是跟他的根深蒂固的弥赛亚信仰分不开的。肯定，他对资产阶级社会报以不小的玩世不恭，可这甚至都让他难过。在这个范围之外他根本不这样。凡涉及重要对象的地方，在宗教、哲学和文化里，在本雅明身上根本谈不上玩世不恭。他的无政府主义跟玩世不恭毫无关系，在我们交往最密切的那几年里，他所认为的“精神秩序”是一种完全排斥这种东西的概念。但在他身上还是不缺对那些将玩世不恭和严肃智慧结合在一起的极其可信的钦佩。这一点我首先是从三个例子上在他身上观察到了：他对福楼拜的《布法与白居谢》的欣赏，在这里更多是他对资产阶级虚伪的蔑视分不开的，特别是他对那马诺纳，也许还有对费迪南德·哈德科普夫的欣赏。他欣赏米诺钠我很容易理解，但对哈德科普夫我缺少必要的感受能力。

——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P53-56

我亲爱的怀特夫人：

我觉得，为你着想，也许自己应该尽量把这个“公元年”（或者照我的说法，就叫“我这一年”）的计划说清楚。每当脑海里浮现这个计划，我就觉得你会微微一颤，仿佛有一阵风吹过，希望有人把门关上。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形下，这种微妙的精神震颤完全是自然的，只是一种掺杂着女性疑虑的体贴和关心。在当今世上，任何一位辞掉薪水工作的人都会令人怀疑；此外，在一个井然有序的家庭里，任何偏离日常生活的行为都会引起警惕。既然已经表达了想要离开惯常行径的愿望，我就该向你表明自己内心大致的计划，这样你就能大概知道我会干些什么，不会干什么了。写信倾诉这一计划要简单得多，只要一个词一个词地敲下去，比捧着咖啡杯向你倾诉轻松多了，否则我会结结巴巴的，会对自己的词不达意大为光火（你若误解了我含混的言辞，我很可能也会对你发火）。

首先，是我为什么要放弃工作的问题。这个问题不难。我辞职，部分是因为我对自己如此这般地发挥才智感到很不满意；部分是因为我觉得工作得不太愉快，总是一成不变；还有是因为我喜欢能重新拿回某样东西，当每个人为了一笔特定的金额，答应要在特定日期内完成某些富有创意的奇迹时，他就是失去了这样东西。（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这样东西是什么，不过请相信我那是真的。对你来说，它也许只是又一个尼斯湖水怪，不过在我看来它和达克斯猎犬一样，是活生生的。）

现在再来说说辞了工作后我打算干什么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很合理，也就是我拿什么赚钱。这些问题自然是你、埃斯坡西托以及每个人所关心的。很多人这样问我：“你打算做什么？”我很清楚自己不该干什么，但我也不会假装（至少对你），让人觉得整件事就是这个样子。大体说来，我的计划就是没有计划。不过每个人都会秘密规划，我也不例外。写作是一种秘密恶习，就像自我虐待。一个对这样或那样事物充满了诗意渴望切倍受渴望煎熬的人，会去找寻一种才智和精神的隐秘之处，并沉溺于此。为了找到这隐秘的所在，即抒情精神徜徉之地，他并不一定非得愁肠百结，在生活中真的摒弃所有人和事物（我觉得，这么做的话，常常会让人在自己的游戏中败北），但是确实得放弃某些简单的例行习惯，如上班赚钱和疲于奔命等。这就是我打算在我这一年要“做”的事情。我辞了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我也就撇开了家人，这可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了，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费心写此信的原因。长期以来，我一直坚持写笔记，有时候记在纸片上，有时记在脑海中那本乱糟糟的便笺上，写的都是那些让我关注的问题。如果可以的话，我打算用这一年时间把这些笔记好好整理汇集，也许把它们记载于标准打印纸之上。总之，这也算一个简单的文学计划吧。我并没有太多的奢望，不过我很愿意为此做点什么。如果到了年底，除了一大碗烟蒂外一事无成的话，我也会为此患得患失，希望你也不会。人们说飞艇在空中飞了一段时间后，会充满静电，直到降落绳碰到地面，飞艇着陆，电流才能释放出来。我在每周快乐园地里当学徒时日已久，这期间也贮存起了内置湍流，现在着陆时间到了。

别人问起时，我不会告诉他们自己准本在“我这一年”里写点东西。如上所述，也许不会有什么成果的，而且最初就干脆否定会更加轻松，否则最终还要编造理由，加以解释。我希望你也采取同样的方式，就说我打算好好休息，什么重要的事情都不做，没准这么说还更加贴近事实。

说要撇开家人，我的意思并不是要离开大家。我只是说想遵从男人古已有之的那种来去不定，无拘无束的特权，而不是循规蹈矩。我要有几次游历，要去动物园、去佛农山、去贝尔格莱德，还要去贝尔波特，以及其他想去的地方。我可能会大量的时间在公园、图书馆，火车站候车室，那里是我在享受这些宜人生活前徜徉的地方。吃饭时间也许无法固定，因为在这12个月中，我不会为餐饮时间而改变行程。希望这话听起来不像是忘恩负义，也不是一次独立宣言，我只想借此告诉你，我有了新规则，怎么想就怎么干，而不是固定的家庭劳务和办公室工作。我想有一个重要特权，即不回家吃晚饭，我没有计划缺席，也没计划出席，只是没有计划。

这种出轨在财政方面并无凶兆，也无不祥。我准备让阿蒂把我的有价证券折合成现金寄过来。我还打算卖掉P·A·（皮尔斯·亚罗），这样就有2000美金，你从中拿1500。我的税已经付过了，银行里的钱也够维持历来五五开的财务支出，无论是在日常生计、娱乐，还是喜好方面。我的午餐开销是五毛钱，而不是一块两毛五，我会使用公共交通，而不是阳光公司出租车。为了省掉汽车修理费，我希望你能同意让我在普利茅斯附近找个廉价的屋子住下。我可不打算在酒窖里睡觉，或买新的阔幅地毯。我觉得，如果我小心翼翼，你凡事谨慎的话，我们就能应付得了。我想最好这样，而不是去尝试某种可能会失败的调整，例如把顶楼一层租给宾果会，或去法国买便宜飞葡萄酒。我注意到乔已开始卖画了。

好了，我这一年大概就是这样。我恳请你不要把这事或我想得太严重。我还是原来的这个老家伙，我也希望能给予和得到同样的关注和麻烦。我不想让你蹑手蹑脚地在客厅里来回走动，让其他人别打搅我，因为我很可能什么都没干，除了给鸟儿换水。不过我希望你能大致理解我在这段宽限期内的心中所想，希望当你看到我在某个周四下午冒雨离家去贝尔波特时，即使内心窝火，也能泰然面对。

                                                                                                                   爱你并尊敬你的

                                                                                                                             怀特先生

又及：这封信太长了，不过我没时间删减了，这些都是几天里我林林总总的诸多要求。我也意识到，整个计划听起来很自私，对你并不公平；但是艺术就是这个样子。你让自己陷了进来，和一个想有点创作的男人结了婚，尽管他还什么都没做。

再及：不必费心回信，这会耽误你宝贵的时间。带上一包“比曼斯”示好即可，走陆路就带一包，走海路的话就带两包吧。

又再及：很高兴能够回答所有的问题，至少，在事情不能得到你认可或让你开心的情况下，能就整件事情就行辩解。不过，我不想对这个计划的实质进行讨论，因为你是我的b.f（最好的朋友）和s.c（最严苛的批评者），我始终得自己写自己的东西。

注：

此信日期是1937年5月31日，当时怀特38岁，果然有大龄文艺青年的风范\(^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