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从孤独中突围

人们通常把中世纪称为黑暗的、未开化的、野蛮的时代，一位作家甚至称之为“长达一千年的黑暗”，但现在众所周之不能这么说。中世纪的早期——动荡的时期，残酷的时代——只有罗马人才能成为作家。那些野蛮人虽然踏上了征服者的舞台。但并不喜欢写作，因此，这些作家对入侵者极尽侮辱、悲悯之能事，以极度的恐惧和愤怒，叙述其帝国的倾覆。因此，在他们看来，野蛮人就是坏和低级的同义词。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也用“哥特人”来称呼那些征服者的后代。然而，野蛮人入侵以及他们在罗马建立统治的时期，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欣欣向荣的时期。我在歌德的作品中找到一句话，很能说明这一点。他说，必须注意的是，“信仰和无信仰是人类本性中两个极端对立的原则，整个人类历史的主题，依我们之见，就是这两个原则的斗争。”他继续说道，“凡是信仰占统治地位、信仰是主导因素、信仰是行动的激发动力的时代，都充满了重大的、震撼人心的，丰富多彩的事件，值得人们永远记住。相反，当无信仰占上风时，那个时代就是平淡无奇、乏善可陈、本质上平庸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类缺乏精神食粮，没有精神上的营养可以汲取。”这是迄今为止最富有创造性的段落之一，我们对这一阶段进行专题讨论时，应该把这段话牢记在心，因为我们看到在中世纪，信仰战胜了无信仰这样一个伟大的现象。而且这段话完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以两种个方式给整个世界历史带来了光明，因为信仰既是事实本身，又是其他事实的原因。信仰只出现在心智健全的人心中，它是心智健全的即刻暗示，又是心智健全的原因。因为尽管为了思考一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一种怀疑精神，但它毕竟是理智的一种病态情形、一个中间过度。但说那种思考的结果是怀疑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正如我所说的、怀疑是一种病态，是心智的瘫痪状态，即精神的极度痛苦状态。这对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如果别无良策，就一定要将其彻底摒弃，它除了给人带来心理负担外，没有别的好处。因此，信仰是心智健全的反映，又是心智健全的原因，当整个社会都有信仰时，我们确信这个社会能说到做到。我们上面引述了歌德的话，歌德注重的是情感的而不是理智的，毕竟，情感是最有影响力的。我们有关物理学的知识，有关科学进步的见解，都依赖于每个人的理解以及自己心目中对它的想象。

                                       ——摘自《卡莱尔文学史演讲集》

桑塔格的《诗人的散文》一文，是向二十世纪的俄罗斯的诗人们致敬的作品。桑塔格在文中如此精辟解析了诗人的散文特点：“一般而言，这需要一个包含两种叙述的方式。一种是具有直接自传性质的。另一种也具有回忆录性质的，但却是描绘另一个人，要么是一位同行的作家，要么是一位受人爱戴的亲人。”注意了，接下来的话才是重点，“缅怀别人，是对有关自己的描述的补充；诗人通过对他或她的赞赏所展示的力量和纯粹性，使自己避免陷于粗俗的自我主义。在缅怀重要楷模和回忆真实生活中或文学中的决定性的邂逅时，作者等于是在阐述用来评判自我的标准”。迅速回忆一下布罗茨基谈论到的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马托娃，会发现他们的身影确实是相互重叠的，至少不能很清晰的分开。这种阅读印象的获得，并非简单的说他们都是二十世纪俄罗斯的诗人，而是基于他们在一种共同的压迫制度下平庸琐碎而无力的生活，而后又被迫流亡在外的经历所致。当然，现实中的流亡要比那种单纯精神意义上的流亡更悲惨：一种无根的喜悦，漂泊的家园。乡愁的气息会若隐若现的弥漫在他的所有文字的周围，久久不散。

本书的编者所罗门·沃尔科夫跟布罗茨基一样也是一位流亡在外的文化史学家，共同的经历和偶然的机缘促成了这本文化的对话：《布罗茨基谈话录》。很有意思的是，这位编者想把这本书类比于1836年出版的埃克曼编的《歌德谈话录》。每位作者都会对自己的作品寄予过高的期望，这点倒是无可非议，但是我还是觉得这种类比有点不伦不类。埃克曼是歌德的秘书，他不过是单纯记录歌德的言行而已，而在《布罗茨基谈话录》中，两位谈话者从共同的经历出发，一路行来，精神上的历险，积极的对话，辩难，求证，探求的过程不亚于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尤其布罗茨基谈论到他尊敬的那些诗人的时候，思想上的碰撞和交流，无疑衍生了许多精彩之极的言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罗茨基谈话录》对我们更为真实。桑塔格曾经把她的这位老朋友布罗茨基称之为世界诗人，“部分原因是我不能用俄语读他的诗；主要原因则是，他在诗中达到的那个维度，这些诗在物质标志上，文学指涉上和态度上具有非凡的速度与密度”。布罗茨基在谈话录中同样也涉及到了“诗到语言为止”，“诗歌是加速的思想”以及“每一首诗都是时间的重构”这些诗学理念。这种只有流亡在外的诗人才具有的独特诗学追求源于无家无根的凄凉，抓不住的乡愁，被人剪了舌头一般的孤独。他们所有的寄托都在语言的追求上，所以“家是俄语，不再是俄罗斯”。想想二十世纪俄罗斯的诗歌金链上的那些诗人们吧，他们在1987年的诺贝尔奖上因为布罗茨基的缘故得以一一展现。他在受奖演说中谈到了三位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马托娃，以及另外两位对他同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上的诗人弗罗斯特和奥登。他说时常面对这些身影让他不安，“在最好的时辰里，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他们的综合——但总是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个体”，“若没有他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作家我都无足轻重：至少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布罗茨基用他自己方式向他崇敬的那些人致敬，俄罗斯诗歌金链上因为他的存在又得以让伟大得以延续。

阅读《布罗茨基谈话录》有个细节我不得不谈。第五章关于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部分中，谈话涉及到了诗人与政治，诗人与生活。诗人奥登在生命终结的时候对诗人影响政治事件的可能性表示了悲观：“我所能写下的反希特勒的东西不曾保护任何一个犹太人免遭毁灭。我所写下的东西不曾令战争提前结束一分钟。”而另一位同样对布罗茨基影响深远的诗人弗罗斯特却认为，诗人改变的不仅仅是现实生活，还有政治。在这个问题上，布罗茨基同意了弗罗斯特的观点，他并且解释说，“诗人的影响伸向它的极限，即是说，世界的极限。诗人用间接的方式改变社会。他改变他的语言、发音吐字，他影响到社会自觉的程度……事实上，诗人是语言的仆人……当诗人的作品被人们所接受，结果是，他们讲的是诗人的语言而不是国家的语言。例如，今天意大利人讲的语言大部分与但丁有关，而不是教皇党和皇帝党机器政纲所造成的。”布罗茨基的此种论调我只能说部分的同意，更具体点说，在常态生活中，没有战争、专制、压迫和暴力的情境中，我比较同意布罗茨基的观点。但是如果在相反的情境中，我估计比奥登更为悲观。

海德格尔像荷尔德林一样发问，在贫困时代中诗人何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我宁愿诗人无为的好，否则，总读到类似中国作鞋的某诗人“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这样的诗歌，时代精神不贫困才怪呢。

思郁

2008-6-28书

布罗茨基谈话录，【美】约瑟夫·布罗茨基 所罗门·沃尔科夫著，马海甸 刘文飞 陈方编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定价：39.00元

译者: 刘玉宇
作者: 莫里斯·迪克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