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3-10
志谢 2002年春天，刘晨光借给我一本名叫《拯救与逍遥》的书，白色的封皮，很洁净，正如书的内容。我用最快的时间读完它，其间不止一次感触到犹如被电流震击一般的眩晕或虚无，书中提出的问题化作一柄柄解构的刀子，使我旧时辛苦累积的信念体系轰然崩塌。很多年以后，我才晓得，这本书将我送进了思想的大门。
那年秋天，我在重庆沙坪坝区图书馆锈迹斑斑的书架一角邂逅到《燃烧的迷津》，书比书架还要破，它的出版寿命已超过十载。我读得相当缓慢，因为作者的话语模式很难进入与把握，但翻过最后一页，我终于解决了一个长久以来令我困苦不堪的难题，从此我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写作。
转眼是2003年，忘记是谁的推荐，我浏览到一张叫“心魂书写”的网页，那里收录了大约二十多篇文章，五花八门，可读罢第一辑，我发现作者拥有一个固定而清晰的问题意识。随后我便将其中的大多数文章打印出来，为节省纸张，使用的是小五号字体，这无疑加重了阅读的困难，使我不仅要与自己的视力作战，还要与自己的耐心作战。数月之后，我仍没有读完它们，但我已然生出一种深切的意识：我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灵魂的胜利者——我找到了个体思想的基点。
我对这三本（张）著作或网页的作者一直心怀感激。我从来不敢声称是他们的学生，而他们，却实实在在是我的老师。没有他们的引导，我可能会在诗歌的道途徘徊终生，而始终迈不进思想国的金色城门。当然，最后我还是走出来，走自己光荣的荆棘路。但我不愿掩饰自己的感恩之心。更为幸运的是，我与三位先生中的后两位相识，并当面聆听他们淳朴而诚挚的教诲。他们中的一位，还屈尊为这本随笔集作序——需要声明的是，此序言2004年底即已写成，而书稿经过两年的辗转颠簸，早不复原初的模样，可序言中的劝勉与批评并不过时，它一度是终点，如今却是我重新跋涉的起点。两年的努力，希望我上缴的答卷能够对得住他们的期待。
在三位先生之外，我必须提到我的两位好朋友：刘晨光与姚伟，他们在成就这本书的过程之中所扮演的角色丝毫不弱于前者。我们在2002年初相逢，从而极有默契地结成一个读书与思考的共通体，无休止的辩论、争吵、激励、沉默——那些细节像一部永远放不完的黑白电影，铭刻着歌乐山下艰辛而欢乐的劳作岁月。与他们二人的精神碰撞，构成了我的思想之前行的灵感和动力，亦让我懂得，在友爱的无尽馈赠之中阅读和写作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尽管今日我们天各一方，斗转星移的世事变更每每令我黯然神伤，可我们之间的友情却恒久不变。
还有诸多师友，需要说一声谢谢。但请原谅我不再提及你们的名字。惟愿你们阅读到此书的某一段、某一句，发觉那是源自你的批评或修复，你尽可会心一笑。因为你的参与，这本书——以其为媒介，我们结成了公开或隐秘的共通体——才充满无限的张力。它的打开是为了到来，没有终点、超越言辞、朝向一切人的虚拟聚会。在此，我愿意领受“作者死了”的后现代判词，而作品不死，它化作一颗种子，无论未来是什么土壤，它终归拥有独立的生命。现在，我将这枚凝聚着感激之情的礼物交到你手上。
感谢花城出版社的邹峥华老师，还有丁放鸣老师，她们接纳了这颗种子，并以非凡的眼光、热情与认真，将其培育成尚且可观的果实。感谢品尝这枚果实的所有读者，并代为感谢你们受伤或受益的牙齿、胃，还有头脑。
如果这本书能够生长一点荣光的话，我愿将它献给我的父母和我的女友K。前者赐予我生命，并在苦难之中抚养我成人；后者带给我的宽容、鼓励与爱，使我逐渐认清了生命及苦难的真实涵义。
感谢命运。
后记
这是一本关于记忆或遗忘的书。它首先是一种见证，见证着作者自2002年放弃诗歌、开始随笔书写以来，所穿过的门，走过的路，遗留的足迹，辛酸而浪漫。近四年，我的生命完全被分割成两块，似乎决定着这本书的分裂气质：一半写于白天，一半写于黑夜；一半是著书只为稻粱谋，一半是无关功利的个体化写作；甚或文字的调子亦一半沉郁，一半昂扬；一半严肃，一半戏谑，沾染上这个时代流行的颠覆或解构的喜剧精神。由此，这本书并不成熟，它展现了作者与分裂的灵魂进行肉搏战之时的剑拔弩张，还有其后的伤痕累累；它充斥着矫情、偏激、武断、浅薄与大言不惭的自得。而我无法否认它的优点，那就是对问题的敞开，却不是遮蔽——正是基于这一在我们生存的时代相当罕见的品质，我认可了出版它的必要。
对我个人而言，见证的意义高于一切。此书中的大多数文章，恐怕我今生都不会再写，甚至连重读一遍的冲动都已流失。我试图遗忘它们，就像遗忘在黑夜行走之时身后拉长的令人悚然的影子。但我晓得未来的结果，忘不掉，就像你永远抹不消自己的原罪。我们终归得正视残酷的历史，不论它属于国家，还是私人。而出于对这种见证的尊重，我在编辑书稿的时候，并没有对旧日的幼稚文字做过多的硬性修改，除了使文字通畅，纠正一些常识性的错误——这不是自恋，或者骄狂，而是要表达对历史、对消逝的时光的敬意。比起伪装的成熟，我更愿意看见原始的青涩绽放于青春的枝头。这些因愤怒、悔恨与虚无而写下的文字，一种谦卑的真实感一直流淌其间，即便时代列车的颠簸再过剧烈，终究难以消磨它们的价值。
这本书的公共意义，依然与记忆或遗忘相关。我要再次重复米兰·昆德拉的话：“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权力”的另一种译法是“强权”，或可翻译为“专制权力”。古往今来的专制者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不仅要统治民众的身体，还要统治民众的灵魂；它们不仅要控制现世的所见所闻，还要改写这块土地的历史记忆。龚自珍曾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说的亦是这个道理。当然，此书基本与政治无涉，但人们未尝不可将其视作政治史的隐晦一面。它在反向上努力使人们牢记某些事物，包括瓦尔特·本雅明的这句话：“不管我们所托付的东西的未来是多么不确定，今天我们成功地出版出来的每一行字，都是从黑暗力量的手中扳过来的一个胜利。”
2006年10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