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从孤独中突围

1964年，阿伦特接受了德国一个电视节目的访谈，当采访者介绍她是一位“哲学家”的时候，她很有礼貌的打断了采访者的介绍：“恐怕我要对此提出抗议。我 确实不属于哲学家的圈子。我的专业领域，如果必须得到澄清的话，是政治理论。我不认为自己是哲学家，也不相信哲学圈子已接受我。”
　　这确实是一个事实，虽然阿伦特曾经跟随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这些当时一流的哲学家学习过哲学，但是经过了20世纪“具有最黑暗的混乱、最黑暗的野 蛮、最黑暗的残酷”的时代后，她意识到，哲学与政治领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紧张，所以，她希望能“用不曾被哲学蒙蔽的眼睛”去审视政治。
　　阿伦特极力区分开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的做法多少有些让人匪夷所思。但是如果能对她在那个时代的经历有所了解的话，一切存在的疑问就会瞬间烟消云散。她的 这本《黑暗时代的人们》的随笔集正是在如此的意义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启明”的作用。阿伦特在这本书中无数次提到了这个词汇：启明。如果联系到“黑暗时 代”这个借自布莱希特的诗歌《致后人》中的词汇的话，就会恍然的理解“启明”一词在当时的阿伦特的人生当中有多么的重要。
　　“黑暗时代”这个看似含混的词汇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状态的时代？阿伦特说，这样的时代中到处充斥着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刽子手，对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 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也只有在这样的一种马克斯·韦伯所言的通往真实的存在之路、通往真实的自然之路、通往真实的上帝之路、通往真实的幸福之 路一一变幻为时代幻象的时候，我们期待着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 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他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亮射到他们爱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也正是如此，我们看到了 《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中，阿伦特作为一个政治家，和不同职业的人进行的对话和思考。
　　《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中涉及很多的人物，或者更准确的意义上说，涉及到很多的职业，有政治家（卢森堡）、基督徒（龙卡利）、哲学家（雅斯贝尔斯）、 文人/“德国文学唯一真正的文学批评家”（本雅明）、诗人（布莱希特）等等。作为政治家的阿伦特是在和他们对话，同样也是向他们致敬，因为在她看来，正是 这些人代表了在那个无比黑暗的时代中最耀眼的“启明”之光。
　　阿伦特是作为政治家的身份是我一再反复的说明强调的。把政治从哲学领域中分离出来，最初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得到的实际教训。哲学家试图当国王， 那么会出现两种结果：要么哲学被败坏，要么政治被败坏，或者两者都被败坏。因此唯一明智的选择是分离两者，让哲学家以其最大的激情去沉思冥想，但必须要把 他们隔离起来以免造成伤害。这就是哲学难题和政治难题的解决之道。而具体在阿伦特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就是她发表最具哲学抱负的著作《人的条件》，并把它献 给她曾经精神上的父亲和情人、因为亲近纳粹战后遭到谴责的大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时候。
　　阿伦特通过对海德格尔与纳粹事件的反思，用这部著作宣布了她的坚持与哲学方面的分离。她通过捍卫公共领域“积极生活”的尊严，反对自以为是的沉思生 活。阿伦特试图将纯粹哲学与政治思考区分开来，“后者需要自己的话语，遵循自己的原则。”明白这点你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她抗议别人把她再次称呼为“哲学 家”。
　　也许谈到了海德格尔我们可以对《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作一个大胆的揣测。在书中，阿伦特唯一用了两篇文字来谈到了她的哲学老师雅斯贝尔斯。也许，她的 潜在的意义就是和她另外的一位对她的人生道路产生重要影响的哲学老师海德格尔作出对比和抉择。时至如今，我们可以对海德格尔在哲学方面的贡献作出很高的评 价。但是这些都无法掩盖他在那个黑暗时代中与纳粹同流合污的事实。他不是作为黑暗时代的启明之光而存在的，而是作为陪同那个黑暗时代一起沦陷的黑暗之光而 存在的。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组合，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雅斯贝尔斯和阿伦特、阿伦特和海德格尔。他们曾经都是志同道合的友人，因为共同的对哲学的爱欲走 到了一起，但是随着黑暗时代的来临，他们的人生道路面临不同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注定让他们之间的关系面临无比的尴尬和即将破碎的边缘。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于1933年4月离开了他在黑森林中的小木屋，就任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并于5月加入了纳粹党。现在有足够的资料表明，海德格尔的这 一选择并不是像当时很多的人那样是被迫的。他曾经公开表示支持纳粹，校长的职位也是他努力争取的。在任职期间，他还陷害了自己的同事、一位未来的诺贝尔化 学奖的得主，以及他从前的一位学生。他的这一做法不但让他的好友雅斯贝尔斯痛心的无法理解，也让他的学生和情人一直流亡在外的阿伦特同样无法相信。但是在 战后，雅斯贝尔斯还是为老友的行为给予了宽容：海德格尔不谙政治，更像是一个不小心将手指插入历史车轮的儿童。阿伦特也为自己的老师恢复哲学声誉四处奔走 呼告。但是经过了那个最黑暗时代的考验，已经作出不同选择的三个人能回到最初的友谊之中么？
　　《黑暗时代的人们》对那些一直期待着“启明”之光照亮整个人性原野的人的书写和致敬，尤其对雅斯贝尔斯的赞誉和致敬，无益对海德格尔是一个潜在无声然而却是最为明晰的回答。

现当代世界文学丛书：

1、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簿狱，【法】米·图尼埃著，王道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定价：16.40元

2、旋律的配合，【英】奥·赫胥黎著，龚志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定价：35.00元

3、散步，【瑞士】罗伯特·瓦尔泽著，范捷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定价：19.00元

4、三毛钱小说，【德】贝·布莱希特著，黄明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定价：25.50元

 

5、船夫日记，【匈牙利】凯尔泰斯·伊姆莱著，余泽民译，冒寿福审校，作家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定价：22.00元

6、英国旗，【匈牙利】凯尔泰斯·伊姆莱著，余泽民译，冒寿福审校，作家出版社2003年6月第一版，定价：15.00元

7、尼古丁女郎：烟草的文化史，【英】伊恩·盖特莱著，沙淘金 李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定价：22.80元

8、殉葬人手记：一个阴森行业的生活研究，【美】托马斯·林奇著，张宗子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定价：20.00元

9、致新知识分子：安·兰德哲学，安·兰德著，冯涛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定价：20.00元

10、            屠猫记：法国文学史钩沉，【美】罗伯特·达恩顿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定价：26.00元

以上购于谭相栋兄的万象书店，共计75元

11、            晚清变法思想论丛，汪荣祖著，新星出版社2008年2月第一版，定价：21.00元

12、            黑暗时代三女哲，：施泰因，阿伦特，韦伊评传，【法】西尔维·库尔廷-德纳米著，高毅 高煜译，新星出版社2008年2月第一版，定价：32.00元

以上两册多谢三辉图书应亚敏相赠

13、            论扯淡，【美】哈里·G·法兰克福著，南方朔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定价：16.00元

人文与社会译丛：

14、            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美】玛莎·纳斯鲍姆著，徐向东 陆萌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定价：55.00元

15、            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一种衍生的话语？【印度】帕尔塔·查特吉著，范幕尤 杨曦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10月第一版，定价：18.00元

16、            美国精神的封闭，【美】艾伦·布鲁姆著，战旭英译，冯克利校，译林出版社2007年10月第一版，定价：28.00元

17、            浪漫主义的根源，【英】以赛亚·伯林著，译林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定价：18.00元

以上多谢译林出版社孙茜相赠

18、1925年革命：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德】彼得·布瑞克著，陈海珠 钱金飞 杨晋 朱孝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定价：35.00元

影像阅读 约翰·伯格作品：

18、            抵抗的群体，【英】约翰·伯格著，何佩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定价：24.00元

19、            毕加索的成败，【英】约翰·伯格著，连德诚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定价：25.00元

20、            另一种讲述的方式，【英】约翰·伯格，【瑞士】让·摩尔著，沈语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定价：39.00元

以上多谢北京贝贝特图书孙瑞岑相赠

晚上整理完近期的书单开会死读书的时候才发现手里拿的竟然是一本《巴列霍诗选》。这个书好像是年前买的，华夏的外国文学名著文库丛书中一本，很清淡封皮，让人看着凉静的一本书，竟然忘记入库登记了：

21、巴列霍诗选，【秘鲁】巴列霍著，黄灿然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10月第一版，定价：14.00元

最初进入我视野中的袁筱一是因为她的翻译，读米兰•昆德拉的时候已经有些模糊印象，等后来读杜拉斯随笔的时候，袁筱一已经隐入了杜拉斯的背后——我觉得现在的译者很难做到这点。也许是同为女人的缘故吧，当女人面对女人的时候，语言间的差距已经不是问题了，那个总是陷入孤独和绝望的杜拉斯在袁筱一的笔下，让我读的心疼。袁筱一说，她十八岁第一次读杜拉斯，一见钟情，毫不犹豫地跳入了她绝望的爱情，在以后将近十年的时间中，仍然在她的绝望中辗转：这其实已经不是纯然地翻译了，这是另一个杜拉斯的身影。
　　袁筱一现在大学任教，讲授二十世纪的法国文学，同时翻译，还有创作。如果单纯地把《文字•传奇：法国经典作家与作品》看做是一本讲义的话，这本书估计已经没有多少读者了。它其实是另一种形式上的创作，让自己的生命体验并融入对二十世纪法国作家的经典的解读当中，所以这样的文字才如此的感性和迷人。我相信现在的大学教师已经很少像袁筱一一样用自己的感性的体验讲述那些作家了，他们会干脆的说，我不客观。其实从某种角度说，文字都是主观的，那些力求在文学作品的解读中追求科学和客观的人都把所要讲述的作家和作品当作了一个冷冰冰的对象，这样的解读看似客观，其实是拉长了与作品之间无尽的距离。我喜欢袁筱一用主观的角度解读这些作家和作品，我可能不客观，但有无法磨灭地魅力。文字除了魅力能吸引人外，你还能指望什么呢？袁筱一引用刘小枫的一句话说，我们要用文字的性感抵御存在的死感。说的好极了。其实我们有时候阅读不是想得到什么人生的真谛，也不想得到什么教育意义，哪怕整本书读下来，哪怕只有一个细节打动我，这趟阅读的旅程也就足够了。正像袁筱一所说，作品里的一个段落，一句话，一个词就能给你带来一种颠覆性的快乐：就能令你在某个午后，在纷飞的大学之中，或是透过树叶照下来的斑斑驳驳的阳光中，忘记尘世里的还有其他的东西存在。难道我们阅读不是追求的这样一种心神合一的极致么？
　　袁筱一在《文字•传奇》中选中了二十世纪法国的九位作家作为解读的对象。根据我的好恶，我很干脆的说，这九位作家中，我一点也不喜欢萨特，顺便也不喜欢波伏瓦——我觉得有些小小的歉意，我得承认，我确实是因为不喜欢萨特所以才不喜欢波伏瓦的。我不喜欢萨特是因为他是一个伟人，让我敬而远之，亲近不起来。虽然法国的二十世纪是萨特的世纪，但是这个人远去瘦削的背影总让我觉得不舒服。至于波伏瓦，我虽然不至于像米沃什一样对她反感，并且用恶毒的声音诅咒她是个下流的母夜叉，但是我不知道该对这个终生生活在萨特阴影中的女人表达一种男人的敬意还是女人的悲哀。也许，我真的太不客观了。所以我宣布剩下的都是我喜欢的：我喜欢加缪，因为桑塔格说过，加缪是当代文学理想的丈夫；我喜欢杜拉斯，因为我想做他文字中的情人；我喜欢萨冈，因为我喜欢她淫逸的天真，当然还有那种无辜的一抹忧伤；我喜欢巴特，因为我喜欢在文本中彻底的放纵和狂欢；我喜欢罗布-格里耶，因为这个法国最知名但被最少人理解的他刚刚去世了——这个喜欢的理由是否有些太过于无厘头了？；我喜欢克莱奇奥，因为这个力图把永恒在刹那之间收藏的人让我莫名感伤；我喜欢昆德拉，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他，喜欢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喜欢他永远“生活在别处”，喜欢他在小说中进行堂吉诃德式的冒险，总之，这个可能不算完整意义上的法国作家，赢得了我最高程度上的尊敬，甚至高于萨特和加缪。
　　男人与女人，男作家与女作家，作品与生活，这样的区分是否有存在的合理性？如果根据建构起来的某种现成的文学理论的模式进行分析的话，这种区分意义重大，但是对一个读者，尤其是一个无时无刻都沉迷于阅读中的人来说，这种区分还有意义么？热爱阅读，可能这种阅读不是拯救，是绝望，是孤独，是忧伤，是沉迷，是仇恨，是沉沦，可是我们依然如往，我们甘心在阅读中沉沦，这其实是经典的魅力，也是阅读的魅力。直接说吧，我很喜欢袁筱一在后记中说到的那个场景：在“法国现代经典作家与作品”这个课程最后一讲的时候，她带去了一张巴伦博伊姆弹奏的德彪西，画面上，蓝色的彩绘玻璃窗一扇扇地打开，阳光一点点地透进来，穿着白裙的女子在舞蹈。她说，她在学生的眼睛里看到了很多的困惑和感动，“困惑和感动在这样的时刻，真的是最美丽的搭配”。读了这个句子，我都心动了。
　　思郁
　　2008-3-11书
　　
　　文字•传奇：法国现代经典作家与作品，袁筱一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定价：18.00元

朱大可：走出思想的童谣　
　　
　　青春　　　
　　在“80后文学”的震耳欲聋的市场叫卖声背后，有一种声音低哑而沉重。它来自一个细小的青春群体。他们的话语摇篮与卡通、电玩游戏和武打片无关。越过那些丧失了乡愁与童谣的集体性人格，他们拥有类似苦难时代的奇异品质。从羽戈的文字里我获得了这样的印象：这个人是如此的年轻，但其额头上却隐现出早熟的皱纹。那是一种怎样的条纹啊，附着在思想的斑马上，继而行走在狂欢的时代，发出喑哑的不合时宜的叫喊。 　
　　　　
　　贫困　　
　　　　　　
　　贫困不是优秀的品质，也不是思想丛生的原因，而是痛苦的最形而下的根源。但在嗜血的资本主义年代，它极易成为炫耀的事物。只有在自我认知照临的时刻，贫困才能成为一种灵魂生长的激素。饥饿与寒冷塑造了我们，令我们获得了身体和灵魂双重苏醒的契机。羽戈置身于贫困的边界，被这种困境所激怒，向形而上的世界展开探险。他们逼迫自己站到了天堂和深渊之间。 　　　
　　　　
　　苦难
　　　　
　　贫困是肤浅的痛苦。它根本不是苦难本身。一面是深重的民间苦难，一面是世人的痛苦感受力的高度麻木，这种尖锐的反比效应，已经超出了历史常识的范围。这就是零年代赏赐给我们的悲惨礼物。小资时尚总是迫切地转换一切现存的痛苦，把它变成可以吞服的文化糖果。没有任何一种事物像流行写作那样，不倦地抹除着痛苦留在我们心里的刻痕。但我还看见了另一种景象：苦难正在成为强烈的道德快感，并且总是停留在知识精英的表情上，仿佛是一种供人景仰的标签。痛苦是最容易沦为面具的那种事物。
　　　　　
　　羽戈的书写，体现了一种紧迫的使命，那就是不断地验证个人痛苦，并且向苦难世界伸出自己的触手。但对于羽戈和他的小群体而言，焦灼是比痛苦更为撩人的心情，他自言“日日夜夜焦灼难安”，表达了自我崛起的强烈渴望。80后的思想者善于从前辈那里获得养分。他们温柔地“弑父”，以继承和反叛的双重姿态现身，利用互联网平台，走向言说权力的现场，并且注定要对历史作出自己的判决。
　　　　　　
　　愤怒
　　　　　　
　　愤怒不是一种歌唱，它只是一种孕生暴力的激情。面对普遍的苦难，愤怒像头发一样向上生长，越过头颅的理性高度，点燃思想叛乱的火焰。我们每天都数度被各种坏消息所激怒，那些苦难消息、死亡消息、黑暗消息和罪恶消息，如此地笼罩我们，迫使我们做出最直接的生理反应。这是愤青诞生的广阔土地。
　　　　　　　
　　我注意到羽戈的理性主义立场。他很少直接被愤怒所左右，相反，他总能驾驭这种情感，把它们转换为一种知识考古的理性立场。他的观察限定于文本，也就是限定于那些知识性言说的范围。他从哲学与神学的血库里获取养分，同时也反观它们，从这种彼此的形而上打量中，验证存在的意义。这完全超越了青春期的惯常特性。愤怒从哲学的角度退出了书写。它打断了童谣生长的寻常程序。 　　
　　　　
　　信仰 　　　
　　　　
　　这是一个与灵魂而不是身体相关的话题。一个自诩富有的种族，沉浸于所谓经济增长的奇迹之中，而信仰却轻蔑地掉头离去。这难道不是一种令人悲恸的景象？正如屈原在两千年前所质疑的那样，我们从哪里去召回我们的精神家园？在新儒家和基督教之间痛苦地徘徊，被东西方两种传统所迷惑，中国变成了巨大的迷津。没有任何一种现存的心灵指南，能够把我们带出这个天堂的幻影。 　
　　　　
　　羽戈的文论部分地指涉了信仰，这个被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所忘却的话题。但他的困顿和笃信却是等量的。就放在我面前的这个文本而言，他在悉心盘点那些二级价值，却难以直面终极的拷问。他的精神攀援行动遭遇了崎岖的地貌。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故。他正在重复我们这一代的历史际遇。但他也许有更多的时间寻找出路，而这就是我的寄望。尽管文化进化论是可笑的信念，但我愿意看见一个更健康有力的新世代的崛起。 　
　　　　
　　救赎
　　　　　　
　　救赎（也许还应包括“忏悔”和“良知”）是我最不愿轻易指涉的语词，这不仅是因为从话语内部并不能达成救赎，也是因为它遭到了伪基督徒的篡改，沦为扮演道德精英的庸俗道具。我仅仅支持那种拒绝言说的救赎，包括各种内在的忏悔，以及那些被行为所证实的良知。“救赎”是自救与拯救两种行为的泛称，其中唯一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是自救。在尚未握住信仰的核心及其完成自救之前，必须慎言救赎与它的各种衍生词。这是我的唯一忠告。我们的言说完全不足以改变世界的进程，但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的心灵。仅此而已。 　　
　　　　
　　言说
　　　　　　
　　我们置身于一个庞大的话语废墟。毛语的统治无所不在，毁坏了我们的日常言说体系，令它变得粗鄙、低贱、充满无耻的暴力。互联网加剧了这种话语的灾变。值得庆幸的是，羽戈接纳了80年代少数人的话语遗产。尽管言说品质还有待纯化，但它已经获得一种近似澄明的非毛化气质。就这点而言，羽戈，还有他的挚友姚伟与张鹭等，超越了那些声名显赫的思想前辈。
　　　　　
　　我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反讽创造了颠覆极权主义的伟大奇迹，但它也颠覆了我们的信仰基石。羽戈的个性与反讽无关，他站在反讽的江湖里，手足无措，茫然四顾。他在本质上是正谕话语的后代，在出席过针对话语极权主义的告别仪式之后，他只能在正谕之路上一意孤行，从那里去探求真理或真知的极地。这使他的话语维度变得单一起来。这是某种相当严厉的限定，却可能是下一次飞跃的起点。我喜悦地看见，羽戈已经羽翼丰满。他大步走出了思想的童谣。
　　
　　

                   志谢　
　　2002年春天，刘晨光借给我一本名叫《拯救与逍遥》的书，白色的封皮，很洁净，正如书的内容。我用最快的时间读完它，其间不止一次感触到犹如被电流震击一般的眩晕或虚无，书中提出的问题化作一柄柄解构的刀子，使我旧时辛苦累积的信念体系轰然崩塌。很多年以后，我才晓得，这本书将我送进了思想的大门。
　　那年秋天，我在重庆沙坪坝区图书馆锈迹斑斑的书架一角邂逅到《燃烧的迷津》，书比书架还要破，它的出版寿命已超过十载。我读得相当缓慢，因为作者的话语模式很难进入与把握，但翻过最后一页，我终于解决了一个长久以来令我困苦不堪的难题，从此我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写作。
　　转眼是2003年，忘记是谁的推荐，我浏览到一张叫“心魂书写”的网页，那里收录了大约二十多篇文章，五花八门，可读罢第一辑，我发现作者拥有一个固定而清晰的问题意识。随后我便将其中的大多数文章打印出来，为节省纸张，使用的是小五号字体，这无疑加重了阅读的困难，使我不仅要与自己的视力作战，还要与自己的耐心作战。数月之后，我仍没有读完它们，但我已然生出一种深切的意识：我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灵魂的胜利者——我找到了个体思想的基点。
　　我对这三本（张）著作或网页的作者一直心怀感激。我从来不敢声称是他们的学生，而他们，却实实在在是我的老师。没有他们的引导，我可能会在诗歌的道途徘徊终生，而始终迈不进思想国的金色城门。当然，最后我还是走出来，走自己光荣的荆棘路。但我不愿掩饰自己的感恩之心。更为幸运的是，我与三位先生中的后两位相识，并当面聆听他们淳朴而诚挚的教诲。他们中的一位，还屈尊为这本随笔集作序——需要声明的是，此序言2004年底即已写成，而书稿经过两年的辗转颠簸，早不复原初的模样，可序言中的劝勉与批评并不过时，它一度是终点，如今却是我重新跋涉的起点。两年的努力，希望我上缴的答卷能够对得住他们的期待。
　　在三位先生之外，我必须提到我的两位好朋友：刘晨光与姚伟，他们在成就这本书的过程之中所扮演的角色丝毫不弱于前者。我们在2002年初相逢，从而极有默契地结成一个读书与思考的共通体，无休止的辩论、争吵、激励、沉默——那些细节像一部永远放不完的黑白电影，铭刻着歌乐山下艰辛而欢乐的劳作岁月。与他们二人的精神碰撞，构成了我的思想之前行的灵感和动力，亦让我懂得，在友爱的无尽馈赠之中阅读和写作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尽管今日我们天各一方，斗转星移的世事变更每每令我黯然神伤，可我们之间的友情却恒久不变。
　　还有诸多师友，需要说一声谢谢。但请原谅我不再提及你们的名字。惟愿你们阅读到此书的某一段、某一句，发觉那是源自你的批评或修复，你尽可会心一笑。因为你的参与，这本书——以其为媒介，我们结成了公开或隐秘的共通体——才充满无限的张力。它的打开是为了到来，没有终点、超越言辞、朝向一切人的虚拟聚会。在此，我愿意领受“作者死了”的后现代判词，而作品不死，它化作一颗种子，无论未来是什么土壤，它终归拥有独立的生命。现在，我将这枚凝聚着感激之情的礼物交到你手上。
　　感谢花城出版社的邹峥华老师，还有丁放鸣老师，她们接纳了这颗种子，并以非凡的眼光、热情与认真，将其培育成尚且可观的果实。感谢品尝这枚果实的所有读者，并代为感谢你们受伤或受益的牙齿、胃，还有头脑。
　　如果这本书能够生长一点荣光的话，我愿将它献给我的父母和我的女友K。前者赐予我生命，并在苦难之中抚养我成人；后者带给我的宽容、鼓励与爱，使我逐渐认清了生命及苦难的真实涵义。
　　感谢命运。　
　　
　                          后记　
　　
　　这是一本关于记忆或遗忘的书。它首先是一种见证，见证着作者自2002年放弃诗歌、开始随笔书写以来，所穿过的门，走过的路，遗留的足迹，辛酸而浪漫。近四年，我的生命完全被分割成两块，似乎决定着这本书的分裂气质：一半写于白天，一半写于黑夜；一半是著书只为稻粱谋，一半是无关功利的个体化写作；甚或文字的调子亦一半沉郁，一半昂扬；一半严肃，一半戏谑，沾染上这个时代流行的颠覆或解构的喜剧精神。由此，这本书并不成熟，它展现了作者与分裂的灵魂进行肉搏战之时的剑拔弩张，还有其后的伤痕累累；它充斥着矫情、偏激、武断、浅薄与大言不惭的自得。而我无法否认它的优点，那就是对问题的敞开，却不是遮蔽——正是基于这一在我们生存的时代相当罕见的品质，我认可了出版它的必要。
　　对我个人而言，见证的意义高于一切。此书中的大多数文章，恐怕我今生都不会再写，甚至连重读一遍的冲动都已流失。我试图遗忘它们，就像遗忘在黑夜行走之时身后拉长的令人悚然的影子。但我晓得未来的结果，忘不掉，就像你永远抹不消自己的原罪。我们终归得正视残酷的历史，不论它属于国家，还是私人。而出于对这种见证的尊重，我在编辑书稿的时候，并没有对旧日的幼稚文字做过多的硬性修改，除了使文字通畅，纠正一些常识性的错误——这不是自恋，或者骄狂，而是要表达对历史、对消逝的时光的敬意。比起伪装的成熟，我更愿意看见原始的青涩绽放于青春的枝头。这些因愤怒、悔恨与虚无而写下的文字，一种谦卑的真实感一直流淌其间，即便时代列车的颠簸再过剧烈，终究难以消磨它们的价值。
　　这本书的公共意义，依然与记忆或遗忘相关。我要再次重复米兰·昆德拉的话：“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权力”的另一种译法是“强权”，或可翻译为“专制权力”。古往今来的专制者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不仅要统治民众的身体，还要统治民众的灵魂；它们不仅要控制现世的所见所闻，还要改写这块土地的历史记忆。龚自珍曾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说的亦是这个道理。当然，此书基本与政治无涉，但人们未尝不可将其视作政治史的隐晦一面。它在反向上努力使人们牢记某些事物，包括瓦尔特·本雅明的这句话：“不管我们所托付的东西的未来是多么不确定，今天我们成功地出版出来的每一行字，都是从黑暗力量的手中扳过来的一个胜利。”
　　
　　2006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