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读到刘擎先生著的《悬而未决的时刻——现代性论域中的西方思想》（新星出版社2006年10版），其中有一章是论述波普尔，第十章《波普尔与决定论的终结》，印象十分的深刻。之所以这样说，除了刘擎先生浅白清晰的书写风格外，更多的是触及到了我原初阅读波普尔时候几乎已经隐匿不见的激情，那是我第一次切实恳切的有了系统阅读了解一个西方大家的思想的渴求，事实上，阅读波普尔构成了我最初思想体系建构过程当中基础与积淀。那种被如此清晰的西方思想所引领的探究的欲望第一次让我意识到西方的哲学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正是从波普尔开始，我开始系统的贪婪的迷恋似的转向了西方的思想的学习。最为可贵的是，这种学习完全是一种自发的、下意识的、偶然的和自由选择的。现在看，我当时是选对了人，尽管这种选择基本上是偶然的，波普尔的书是表述的是如此的清晰，才彻底打消了我的疑虑，虽然一直觉得西方哲学思想是一座仰不可及的高山，但是通过波普尔的书了解到的，这座山也是有道可上，有章可循，我甚至觉得有捷径可走。阅读波普尔让我有了勇气来进一步更深入的学习西方思想，阅读波普尔让我逐渐意识到了西方思想那种厚重和深邃，也让我意识到我原来的那些所谓沾沾自喜的微薄思想其实不过是皮毛而已。敬畏之心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开始。正是通过波普尔我正式打开了西方思想史的大门。
我的印象中，最初开始接触波普尔是在大学一年级的下学期，那是一套最著名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是当时名噪一时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系列中的两本，后来我接触到的哈耶克、米瑟斯等众多学者的著作都是通过这套丛书了解到的。我看到的那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当时我们系的一个同样爱好读书的朋友大秦（大秦经常来我的博客，我再次表示一下我的谢意）的。当时的我们彼此有什么书都互相传递一下消息，有时候晚上睡觉前都会去对方宿舍的书架随便翻翻，当时大秦的这套书就是如此轻易的进入我的视野的。现在想想，当时大秦不知道从哪了买的这套书也不知道他是否是提前听过卡尔·波普尔这个人的名字所以才买的这套书，我的印象中好像他也没有怎么读完过，充其量睡觉前翻翻而已。我那段时间正扎在图书馆里翻阅《鲁迅全集》，很少接触西方思想，所以想在阅读鲁迅的间隙看看西方思想的书，调剂一下疲惫的头脑而已。所以从大秦那里借过来这套书的时候最初也是在睡觉前翻翻而已，没有想到一翻之下竟然被其中的论述吸引住了。最初吸引我的也许就是对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封闭社会进行批判而吸引住的，但是慢慢的阅读进去的时候，那种浅显平易的论述风格，以及“难以阅读但容易概括”、“论证复杂但结论明确”的特征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至少当时能感觉到原来西方思想并不是那么难以理解的，而且波普尔对开放社会的论述深的我心，年轻人性格易走极端，那个时候已经对从小接触到的政治和马克思主义等思想的灌输感到无比的厌恶，所以看到对此进行批判的文章总是觉得很新鲜很投缘，大有“所言深得我心的感慨”和认同感。所以整天在上课之外就开始深入阅读这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甚至在阅读的间隙大段摘抄其中的句子。这就是我接触西方思想的开始，而后，我开始从图书馆中借阅波普尔的其他著作，包括他的《历史主义贫困论》、《科学开放的逻辑》、《猜想与反驳》、《客观知识：一种演化的研究方法》以及自传《无尽的探索》等，与此同时，我也开始有意识的阅读“西方现代思想丛书”中其他学者的作品，哈耶克作为波普尔的朋友，他的一系列著作也是这个时期开始阅读的。我不知道我的这种阅读习惯是否有益。对我来说，接触一位深邃的思想家和他的思想，一旦我接触到的他的思想的皮毛或者一方面的时候，我总是觉得不满足，有种欲望更深入透彻全面的理解他，所以总想搜集阅读他的所有著作，了解他的全部思想。对波普尔是如此，后来的其他人也是如此。开始阅读波普尔的开放社会，而后阅读猜想与反驳，觉这种试错理论非常之好，而后想阅读他科学哲学方面的著作的时候却碰了壁，对数学一无所知的我在此望而却步，徘徊不进，最终无奈放弃。这样的阅读习惯好处是能全面深入的了解把握思想家的思想，但是坏处也是不言而喻，限制了自己更宽广的视野，事实上，在阅读的深度的基础上，更需要有广度的把握，否则很陷入了“天下只此一家”的思想怪圈，以为天外无人，人外无天。所以更多的时候，我开始选择适合自己的阅读，对于某一位思想家而言，我尽可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阅读，然后积极的拓展自己其他领域的兴趣。事实上，当时的我年轻气盛，最无法接受的就是我的一位同样爱好读书的朋友经常很傲慢的说，虽然我只是读了他的一本书，但是我会发挥想象，会由一点透知他思想的全面。到现在我也无法容忍这种自以为是的学问的态度。在我看来，这种所谓的发挥除了是对那位思想家以及他的思想的亵渎之外，一无是处。
在阅读之外，我开始有意识的购买波普尔以及其他西方大家的书，印象中，《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就是我暑假去北京大学闲逛的时候在一家不起眼的小书店选购到的，而且竟然是五折！在大连那个贫瘠的文化都市中买书何曾看到过这种折扣的好书。而后我逐渐的购买了以上列举到的波普尔的书，现在这些图书正安静的树立在我拥挤不堪的书架上，默默见证着我写下这些文字。
阅读波普尔只是我阅读西方的开始，随着我越来越不满足的胃口，以及对西方思想的迷恋，我的视野的转向也几经周转，现代、后现代、现代性以及现代化等诸如此类的字眼不断的进入我的阅读，波普尔逐渐被我遗忘在脑后。直到去年读到了刘擎先生的《悬而未决的时刻》一书，其中有些段落的论的确深得我心。而今读《信仰与政治哲学——施特劳斯与沃格林通信集》（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6月版），施特劳斯和沃格林联手驱逐波普尔在芝加哥大学取得教席的事件重新映入我的眼帘。从信中可以看出，施特劳斯虽然反对波普尔，仅仅是“简直不值鄙视”，而沃格林的回信则要恶毒的多了，尤其最后一段，“简言之，波普尔的著作是胡扯，它也没有什么情有可原的理由。从思想态度上看，他是不成功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产物；从精神撒谎上看，我们非得用卑鄙、粗野、愚笨之类的词来描述它；从技巧上看，它是半吊子的、毫无价值的思想史作品。”尽管后来的许多施特劳斯以及沃格林的崇拜者对此进行委婉的解释，想把这个事件减轻为纯粹是学术上的不同立场而已，但是，当沃格林甚至把这种人身攻击似的言辞落到实处的时候，就是“我认为，通过沉默来支持这样一件丑行乃是对于您所说的天职的侵害”。这种党同伐异的言论与行为让这两位哲人的形象遭到了羞辱。也许波普尔对古典哲学的攻击，以及现代思想上的致命的自负激怒了这两位哲人，但是用次手段打击驱逐波普尔很显然已经脱离了学术交流的范围，让后来人如我辈扼腕叹息。
在这里我无意探究波普尔与施特劳斯以及沃格林他们之间思想的重大差异，事实上我根本不具备如此的能力。我所感兴趣的地方在于，为什么波普尔成了一位“速朽的明星”（刘擎语）？生前如此显赫，拥有白金汉宫的爵士和勋爵的头衔，是英国皇家协会的会员，英国学术学院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去世前拥有20所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著作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但是现在呢，几乎已经被人遗忘了，大学里甚至没有多少人在传播他的思想，读他的书，更具讽刺意义的是，在波普尔任教长达23年的伦敦经济学院，他曾用过的办公室并没有被改建为“波普尔纪念馆”，而是变成了一个厕所！这一切是不是变化太快了？难道一个思想家就该有如此的遭遇么？还是说，我们对这位过世的思想家理解的太浅薄了？
在此我转述刘擎先生在《悬而未决的时刻》的一段话，在我看来，这段论述才是我们误解波普尔的根源，刘擎先生的论述清晰明了，令我信服：“在我看来，这多少是波普尔的‘咎由自取’。正是他独特的学术风格——以罕见的清晰表述深奥而复杂的思想，使其著作具有‘难以阅读但容易概括’和‘论证复杂但结论明确’的特征。因此，人们不需要研读他的著作，就能方便的将其学说概括为一些简单的论点。这使他变得‘通俗易懂’而得以流行，但同时也在被流行中被简单化、通俗化进而被曲解。在这个意义撒谎能够，布赖恩·麦吉的评论颇有见地，他说波普尔的清晰性‘甚至掩盖了他的深度’。波普尔的学说在获得广泛的传播和影响过程中，流失了其复杂深刻的部分，其重要意义被低估了、被忽视以致于被淡忘。而他自己也最终为世俗的声誉付出了世俗的代价。”难道书写的清晰也是一种错？我们书写深邃的思想难道不是让人更多的了解么，否则那些只能被少数人理解的思想有什么用？正如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谴责黑格尔一样让人看不懂一样，我同样鄙视那些认为“只要看不懂的都是深刻的”所谓的高深思想者。他们的存在恰好证明了人的无知，仅此而已。
最后还是要抄书送给我曾经喜爱的现在依然喜爱的波普尔，“一个深刻而清澈的思想者，一个徘徊在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学者，一个反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一个以偏执的风格竭力宣扬审慎与开放的雄辩者，一个享有盛名又在流行中备受误解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卓越而独特的卡尔·波普尔。”因为写出这样的文字，同样的敬意献给刘擎先生。
思郁2007-8-3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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