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从孤独中突围

阅读一本书，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不单单是阅读一本书，就如同博尔赫斯曾言，阅读一本书最大的乐趣就是仿佛看到了自从成书之日起经过的全部岁月。也许，博尔赫斯所谈到的还不是阅读的极致，我们甚至可以说成是从书中描述的那些曾经鲜活的人物所生活的日月开始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岁月。对我来说，阅读尼古劳斯·桑巴特的《海德堡岁月》就是这样一种生动无比的体验。

本书作者桑巴特是德国当代著名自由作家、德国重要的文化评论家、“四七社”的创始人之一，甚至是一位花花公子和无政府主义者——在桑巴特看来这也是一个很值得炫耀的身份。他于1945年德国被苏联攻破前夕做了逃兵，很庆幸的逃离了那个战火纷飞的领地，来到了海德堡。这是个座落在南德的小型大学城，一直远离硝烟和战火，保存了数百年深厚的传统。这个静谧的小城，除了风景秀美宜人，便是以大学历史悠久而闻名。桑巴特在这里开始贪婪的吸收各种知识和思想，有幸跟随德国历史上有名的文化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和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进行学习。几十年后，桑巴特书写了他的生命告白“自传三部曲”，其中《海德堡岁月》（另外两部分别是《柏林的青年生活》和《巴黎的学习岁月》）独立成书，可见海德堡在他的整个生命历程中是如何的重要。

在《海德堡岁月》一书中，桑巴特所看重的不是他如何学习成长的变化历程，而是他一直都在思考的“海德堡精神”。在他看来，海德堡之所以能在战火中岿然屹立，毫发无损，而且能把一种学习、思考和理性的氛围传递给在那里生活的人正是有一种海德堡的精神暗流悄悄影响着人们思维观念。他甚至毫不掩饰的说，他对海德堡的爱，是和人物及他们的命运相关，和人，和人的性格、观念与理想有关，“其客体是非物质的、‘精神的’、是符合黑格尔世界精神的意义的”。严格来说，所谓的海德堡精神是德国精神历史的产物，是一代代人尤其是那些伟大的思想者的精神遗产和他们自身人格精神的延续。海德堡精神无关乎个人，但是在那里生活的每个人却能时时刻刻感领到这种精神的影响和引导。时隔百年，远在时间之外的我们已经无法亲身感受到那些代表这种精神的大师们的风采，但是透过桑巴特的这些发黄的文字，那些写下的名字依然焕发耀眼的光彩。这个不动声色的海德堡，数百年来接纳了无数的大师，包括1905年革命失败后来到海德堡的俄国人，他们的行囊中装着托斯陀耶夫斯基和索洛维约夫；著名的德国诗人和作家施特凡·格奥尔格，一位“秘密德国”的国王；来自布达佩斯的乔治·卢卡奇，一位精致的诗艺行家，一位有趣的哲学美学家；来自曼海姆的恩斯特·布洛赫，当时还是一位热情大方但是充满才华机智的年轻人，后来和卢卡奇一样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来自巴黎黑格尔主义者亚历山大·科耶夫，后来成为法国知识分子灵魂的导师，曾经在海德堡受教于雅斯贝尔斯。当桑巴特亲耳从雅斯贝尔斯口中听到这些名字的时候，真的有些目瞪口呆。是的，我们曾经无数次阅读这些大师的著作，从书中从他们一点一滴深邃的思想中受益，并为之倾倒的时候才发现这些人物就在你身边生活过的地方也同样生活过，而我们却懵然不知！半个世纪后回顾这些事情的时候，桑巴特说，“这种无知显得荒诞不经”。

这个迷人的海德堡，这种令人神往的海德堡精神，存在于一个个老人的记忆中，存在于一本本的书的氛围中，也存在于一次次的争论中，更存在于那些对知识充满渴求对思想者充满敬意的年轻的生命躯体中。桑巴特曾经在书中无数次的提到海德堡精神，可以看出，他对从他老师雅斯贝尔斯和韦伯继承下来的海德堡精神并不是单纯的继承和认同，相反，他无数次的质疑反思这种存在的海德堡精神，所以他说海德堡精神“一直是一种边缘之物，一种亚文化之物，一种怪异的衍生物……这是一种自由的和植根于个体自由上的社会理论，是德国闻所未闻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并不总是单纯的积极的东西，事实上，海德堡精神同样有着令人不愉快的一面。1938年11月9日，和德国所有较大的城市一样，海德堡的犹太教会堂被烧毁，许多犹太人的住处和店铺被烧毁，犹太人宝贵的经卷被烧毁，与此同时，海德堡的人民，做了一个可耻的旁观者，他们只是默默的观看暴行的过程。1940年的10月，所有海德堡的犹太人被运走，后被证明运往了法国的集中营。这是海德堡历史上的一个无法抹去的污点，而最让人惊讶的是，这件丑闻在战后海德堡竟没有被提起过，众人都对此保持了缄默。海德堡精神成了对海德堡最大的讽刺。以此作为契机，桑巴特在对海德堡精神进行了反思，对德国的历史进行了反思，这种反思的结果是1986年出版的《德国男人及其敌人》一书。在这本书中，桑巴特试图通过他的另一位老师，走向自由主义的反面，走向海德堡精神的反面的卡尔·施密特这位纳粹法学家的例子来思索，思索这种暴行思想的迷人之处，思索为什么这种思想还能如此固执的附着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这种思索的结果导致了桑巴特走向了社会主义，走向了乌托邦主义。正像桑巴特书中所言，19世纪是伟大的乌托邦规划世纪，20世纪则是伟大的实验世纪，这些企图虽然多数失败，并不意味着这个过程毫无结果，或乌托邦思想一无是处。这是他赋予海德堡精神的一股新鲜的血液，但是我却无法认同。桑巴特说，乌托邦一直是阻止世界毁灭的策略。而我想说正好相反，乌托邦一直都是以重建世界美好图景为借口进行毁灭世界的谎言。纳粹主义的暴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点。

思郁

2007-7-4书

书名：海德堡岁月

作者：尼古劳斯·桑巴特

译者：刘兴华

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

定价：18.00元

读法国著名作家吕西安·博达尔的《领事先生》的过程现在想起来有些难以回味，不是因为书写的很烂，恰好相反而是因为这部小说写的太真实了，真实的让我忘记了这是一本半自传性质的小说，把它当成了历史来读，而且是中国的最为惨痛的那一段历史。时过境迁，历史消散如云烟，我们对过往的中国的印象只停留在历史教科书上的只言片语还有那些已经模糊不清的历史图片上。那些曾经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如草芥一样的生命让现在的我们无法用想象来建构，也许历史注定会被遗忘。

吕西安·博达尔，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和记者，其父亲阿尔贝·博达尔曾经担任法兰西驻广州、成都、云南府的领事之职，因此之故，吕西安·博达尔于1914年生于中国重庆，在中国度过了他人生中最难以忘怀的童年时光，其后的1924年随母亲回到巴黎。吕西安于1973年发表第一部小说《领事先生》，获得同年的联合文学奖，其后又连续创作了《领事之子》和《安娜·玛丽》，共称“领事三部曲”，因为此三部书中描述的经历大都发生在那个战乱纷飞军阀混战时期的中国，因此又被法国文学界称为“中国三部曲”。而我在这三部书中最为喜爱的就是第一部《领事先生》。《领事先生》以作家的父亲阿尔贝·博达尔在中国重庆、成都和云南的生活经历为主线，描述了那个时期中国的落后、愚昧，以及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创伤和苦痛，基本复活了那个时期的中国历史，对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有着极为清晰的洞察力和颇为精准的客观陈述。尤其书中因为涉及到了领事先生与中国军阀唐继尧、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印度支那总督梅尔兰等众多要人的交往事实，因此也颇具有史料价值。我在本文的开篇说，读这本书的过程现在有些“难以回味”，是因为这本书采用了吕西安一个孩子的视角描述发生在身边的一切，那种描述尽管真实但是实在有些残忍，不是孩子残忍，而是看到的一切在一个孩子的眼中是一种“残忍的诗意”。在那个时期的中国，革命不断，战争不息，无论军队之间还是家人之间，朋友之间，不是杀人就是被杀。穷的依然穷，富的依然是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几千年前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好像一直都在重演，没有丝毫的人性的进步。在小小的吕西安的眼中看来，温和的中国人醉心于一种持久的、深藏不露、蓄势待发的怨愤，同时还要顾及到面子和礼节，这就是中国人的“面子哲学”。在后来的《领事之子》中，吕西安对中国人的“面子”有更为深刻的描写，那就是中国式的微笑。而让吕西安感到最为震惊的就是军阀们的那副嘴脸，他们的面孔可以是严肃的，惹人喜欢的和和蔼可亲的，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你根本无法想象，可能几个小时之前他们还是杀人不眨眼的屠夫，让街上的百姓闻名丧胆，但是在这里你只能看到他们的微笑。这种笑就是中国式的微笑，有一半是做出来的，有些让人捉摸不透，在这副笑脸后面藏着的，是“极大的胃口，强烈的情欲，惊人的粗暴”，但是因为有微笑就可以掩盖了这一切！但是就在这一个个军阀的微笑的面具背后，可怕的奴役和杀戮，数不胜数的饿殍，被浑浊的江水卷走的尸体伴着有钱人酒池肉林的荒诞画面把庄重威严的中国给撕扯的四分五裂。对此，几十年后吕西安感慨到：“这就是信奉佛教的中国，在生命的轮回中，多少人会被情欲卷走。只有彻底地、决然地放弃对幸福的幻想，才能终止疯狂的旅行，凤凰涅槃，不过，能够超脱尘世的智者实在少之又少——就连和尚们自己，似乎都是出了名的无赖。”

这就是吕西安笔下的“黑暗而奇异的中国”，这就是我们似乎已经开始遗忘在我们的意识中逐渐开始模糊的远去的中国。当我一页页的翻阅这本书的时候，仿佛通过时间隧道回到了那个战乱和瘟疫肆意横行的中国，触目惊心已经不足以道出我的阅读感受，也许惊心到了极致，反而是一种非正常状态的冷静。这是一段法国人的中国往事记录，但是记录的事实与我身上的血脉息息相关。阅读这本书绝对不是一次阅读的快感和审美的享受，反而注定是一次艰难而残忍的旅行。

一个小细节。书中写军阀写到了著名的冯玉祥，说这位信奉基督的将军，穿长袍，拿扇子，一说话却满口都是《圣经》里的引语，“他是伪君子中的伪君子，叛徒中的叛徒，背信弃义到令中国人咋舌的地步。因此他虽然时常痛哭流涕，但是一到下令折磨有钱人，逼他们吐出钱财的时候，竟连一滴眼泪都不剩了。搜罗上百万的美元和塞满金条的宝箱，盗窃皇家珠宝，这一切都是以基督的苦难与基督的仁慈为名进行的”。而在此的下方，有译者的小注：“此处对冯玉祥的描写带有作者的主观性，与史实有出入，史论以肯定居多。”《领事先生》是小说家言，并非史书，所以可能更注重文学性的描述，但是这也许并非评价的真正分歧所在。用法国领事之子的视角打量灾难深重的中国，还是用中国历史的统治者的眼光看待历史人物这才是众说纷纭的奥秘所在。小说家臧否人物固然随意，容易夸大，但是史书点评人物一向是“胜者王败者寇”，这种貌似客观公正的评价对历史而言其实也是一种无力的摧残。

思郁

2007-9-10书

书名：领事先生

作者：【法】吕西安·博达尔

译者：陈寒 沈珂译 许钧校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

定价：29.00

谈论五四运动，我觉得首先有一个问题必须澄清：我们谈论的是哪种意义上的五四运动？有两种不同含义上的五四运动，狭义的和广义的。狭义的五四运动，主要是指的是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开始的，以北京为中心随后在中国各大城市蔓延开来的一连串的爱国主义的示威游行运动，从性质上来说，这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而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是指的在一九一九年前后的几年中，由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中国知识分子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民族主义虽然也是这场运动的组成部分，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反映出的知识分子的强烈启蒙关怀，更使这场运动具有了一种胸怀天下以人为本的世界主义的性质。一般情况下，我们所谈论到的五四运动就是指的是广义上的五四运动。在我看来，无论何种语境下只要涉及到五四论题的著作，首先对五四运动做出区分都是十分有必要的。这种区分本来是一种常识性的认识，但是中国的思想界中鲜有提出这种区分的，不是不知道，而是避而不谈或者笼而统之的就把一场狭义上的政治运动和广义上的文化启蒙运动混淆在一起。这种主要源于政治上的高度敏感性的模糊态度就很值得我们玩味把摸。

读美国汉学家舒衡哲的《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以下统称《中国启蒙运动》），在书中，舒衡哲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之为一种“不完善的启蒙运动”，并考察了这种不完善的启蒙运动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产生的巨大影响：第一，救亡与启蒙之间长期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第二，启蒙运动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同知识分子的命运密不可分；第三，启蒙运动未能根除旧文化和旧思想的根基。对照中国思想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看，舒衡哲的这三点结论其实已经不能称之为深刻的洞见，它们大都已经成为了学界的公论。但是我觉得问题就在这里，往往一些观点成为一种公论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们对此的认识已经踯躅不前，至少觉得没有再深入探讨的必要了，这才是我们认识中最可怕的地方。对五四运动而言，近些年的学界的主流是批判和否定。因为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对西方文化的极力拥护，是一种极端的、偏激的、不完善的做法。德先生和赛先生并不能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也并非一无是处。儒家文化的复兴所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对五四运动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清算。其实对五四的批判自从运动肇始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五四运动所提倡的启蒙精神和理性认识中就已经暗含了自我批判的精神。正如舒衡哲开篇引用康德的话所言，何谓启蒙？“启蒙系指人摆脱自身造就的蒙昧。蒙昧系指如果未有他人引导，他自身就无法运用其理解力……敢于认知！遵从自我的理解力！这便是启蒙的格言。”简单来说，启蒙就是一种理性的认知。而理性是一种能力和力量，卡西尔曾言，理性的力量并不在于使我们能够冲破经验世界的限制，而是在于使我们学会在经验的世界中有宾至如归之感。启蒙的理性并不是万能的，只不过是运用其认识事物的时候，通过事物之间的相互观照，使这种理性的认识能力逐渐的完善强大而已。也就是说，对五四启蒙运动的批判是必要的，这种批判精神本来就是五四运动蕴含的一种特质，也只有对五四运动进行不断的批判才能领悟其中深刻的洞见，但是问题是批判五四的结果不是去为了否定五四运动，而是为了更好的继承五四精神：这才是我们认识中的误区。

其实对五四运动的批判现今主要就是集中在文化反传统主义上。有评论者曾经预言说，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儒学要全面的复兴。儒学如何复兴，什么时候复兴我是一点都不知道，也不敢这样妄言。但是从这种草率而且具有极强杀伤力的言论中可以嗅出一些对五四的文化反传统主义大力挞伐的意味来。但是设身处地的想，在一九一九年的四面楚歌的文化语境中，文化上的反传统主义是否有必要呢？舒衡哲在《中国启蒙运动》中借周策纵先生1971年在台湾地区发表的纪念五四精神的文章给出了答案：“长期以来，‘五四’知识分子被指责为致力于否认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认为这种对中国文化的严厉批判，从强化传统的时代的角度来看是必要的。他们的怀疑精神有利于纠正过去的盲从，……我们不能为中国的懦弱怪罪他人。（‘五四’式的怀疑精神）能够揭示中国软弱的根源。因此我相信，‘五四’式的尖锐批判，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批判。……如果中国要全面实现现代化，今后的任何救国运动都必须从这种自我批判开始。”

读美国汉学家舒衡哲的《中国启蒙运动》一书有颇多的感慨，其中最大的感慨就在于：为什么一个美国人能对我们的五四启蒙精神看的这么透彻？事实上，现在研究五四运动多数精彩的论著产在台湾和海外，而不是国内。像台湾已经去世的自称为“五四之子”的殷海光，以及他后来的弟子林毓生和张灏等，美国以费正清为表的汉学家，他们对中国以及五四问题的关注证明了他们才是五四启蒙精神流风余韵的真正继承者，而不是我们这些所谓的问题中人。读舒衡哲的《中国启蒙运动》，印象最为深刻的不是那些深刻的洞见，而是她为了研究五四运动，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期间利用在中国进修和访问的机会，采访到了八位1919年“新青年”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分别是许德珩、俞平伯、叶圣陶、朱光潜、冯友兰、金岳霖、张申府和梁漱溟，“他们仍旧深切地关注西方文化，并且受之启发，同时，还继续对中国的过去进行彻底的批判。‘五四运动’型塑了他们之间互异的观点，但是，在其后60年的现在，他们却坚信着，中国直至今日仍必须要去实现一个能真正与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和谐一致的现代化理想境界。”他们的存留以及他们的精神才是中国五四运动最为宝贵的遗产。

思郁

2007-10-5书

书名：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

作者：【美】舒衡哲

译者：刘京建 丘为君 校译

出版：新星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

定价：30.00元

杜拉斯说她最初阅读是因为匮乏。然后又说她写作是因为困扰。在她看来，生活中遭遇到的最严重的事情就是写作了，她甚至说对一个女作家来说，如果有比写作更严重更强烈的事情的话那也就是女人的生育。杜拉斯的习惯是在夜里阅读。这个习惯好像大多数作家都具有，但是杜拉斯会不厌其烦的解释她这样做的原因。她认为人不能同时在两种光线下阅读，一是日光，另外是书的光芒。她喜欢在电灯下阅读，因为这个时候只有书页在闪光，房间在灯光的阴影里，默默无言。我知道杜拉斯这样说是想描述出一种能让她沉静下来阅读的感觉和氛围，但是总觉得她有些捉摸不透。对于写作，杜拉斯感到无时无刻的惶恐。想想也真觉得奇妙，一张张白纸，本来上面一无所有，但是两个小时后，纸上写满了整个“世界”的悲欢离合。就好像冥冥中你和上帝在窃窃私语，然后偷偷盗取了上帝的思想，窃取了奥林匹斯山众神的秘密。自然，这种写作时的神秘的惶恐会伴随你的一生。

我喜欢这个乱发议论的杜拉斯，她的关于阅读与写作的胡思乱想让我觉得新奇和不安。但是我知道我喜欢这种新奇和不安。读杜拉斯的《外面的世界》的时候，这种新奇和不安就没有消失过。我知道杜拉斯怎样区分她自己的书写的世界：她的书写有时源于外界，有时源于内界。她写整本书的时候是源于内界，从自我的审视开始。这个时候，她每天都在不停的写，蜷缩在被窝里，每天写八小时，时间在书写中悄无声息的流逝。而她写其他文章，或者说为报纸写作的时候，她就会走出这八小时之外，走出家门，走出时间的空洞和迷茫，进入外面的世界，感受自我之外的气息流动。《外面的世界》就是杜拉斯对外面世界的一个回应——她为报纸写的文章的集结。克里斯蒂娜·布洛－拉巴雷尔，这位《杜拉斯传》的作者，同时也是《外面的世界》的辑录者，说杜拉斯写这些文章有的源于政治活社会事件，出于义愤，有的因为一部心爱的电影，一阵看了良久的画，甚至“一次相逢，一夜寂寞”——我喜欢这种迷人的说法。

在《外面的世界》中，因为对报刊写作的即时性，这些文章能让人感觉到一种速度和力量，一种随意和紧张，一种迅捷和不假思索，一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缭乱，一种杜拉斯特有的文本魅力。也许，随着时光的风尘的掩盖，这些具有新闻时效性价值的文字已经丧失了当时语境的光芒，但是在几十年后读这些急就的篇章，仍就可以感受到杜拉斯身上的那种焦灼、嚣张、短促、断裂，有时候甚至是自恋、喃喃自语似的那种复杂的气质。《外面的世界》中涉及谈论写作本身的篇章不多，都是只言片语性质的。但是正是这些吉光片羽似的片段让我们认识到了杜拉斯的许多面。她毫不讳言的说，很多人看了我的书之后自杀了，这不会妨碍我写作。她认为，她写的东西都能让自己想去死，所以让其他人想死是很正常的。这种肆无忌惮的言论倒是让我想到了张爱玲。张爱玲在得到另一个作家顾明道的死讯后说，她很高兴知道顾明道死了，就因为他的小说写的不够好，他的死让她很高兴。这种口气的嚣张和杜拉斯比起来决不逊色。

在《外面的世界》中有一篇文章是给法国的女作家芭芭拉·莫里娜尔的小说写的序言。芭芭拉是一个很奇特作家，她每天都用十二小时进行写作，连续写了八年，积累的大量的文稿。但是，芭芭拉写作的同时，也在撕毁自己的作品。几乎她所有的文稿都难逃这样的命运，撕毁了，然后被重写，又被撕毁了，又重写，这样重复连她自己都记不清了，也许“直到意义完全沉没在母体痛苦的茫茫黑夜里”的时候吧，杜拉斯如是说。我们无法探究芭芭拉这种做法的意义何在，也许也没有必要这么做。对于作家来说，写作的本身才是最主要的，因此杜拉斯能帮助她朋友的就是尽量从芭芭拉手中抢救那些随时可能被销毁的手稿。而我关注这个有些神秘意义的事件的目的就是，我能从中感觉到写作的某种魔力。无论写作的过程是如何的痛苦、恐惧、焦虑和绝望，感受到写作的那种魔力，写作依然会继续。这里写作本身自成一个世界，与上帝创造的那个世界无关。所以你才能理解杜拉斯的那句名言，一个社会真正的死亡不是科学的消失，而是写作的消失。

思郁

2007-6-2书

外面的世界，【法】玛格丽特·杜拉斯著，袁筱一译，作家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定价28.00

外面的世界II，【法】玛格丽特·杜拉斯著，黄荭译，作家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定价2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