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从孤独中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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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茨基：在这种想法中有很大部分的合理思想。真的，诗人与暴君有很多共同性。首先，两个人都想成为统治者：一个统治身体，另一个统治精神。诗人与暴君互有联系。以他俩（指上文提到的诗人弗罗斯特和赫鲁晓夫）为代表的文化核心的思想把他们部分地合并了起来。这种思想进入实际上还是小城市的罗马。诗人和庇护人，对吧？总之，诗人们在院子里不断地吃喝。总之，这是十分自然的。但如果说到弗罗斯特，我不认为他在这方面会有什么特别的幻想。他认真低说服赫鲁晓夫与美国缔交。因此弗罗斯特当然是共和党人——不是党派归属，是精神。弗罗斯特可以想象他能影响赫鲁晓夫。但现在看来是短时间的。更不必说弗罗斯特，不管他是什么，就不是“农民”诗人。这是普遍的错觉。安娜·安德列耶夫娜·阿赫马托娃称之为“人民的期望”。

沃尔科夫：青年时代政治上很积极的奥登（他写下所谓的“应邀而作的”诗歌），在其生命即将终结时对诗人影响政治事件的可能性却很悲观。奥登说：“我所写下的反希特勒的东西不曾保护任何一个犹太人免遭毁灭。我所写下的东西不曾令战争提前结束一分钟。”相反，弗罗斯特直到死前仍然坚信，诗人可以改变的不仅是现实的生活，还有政治。当然，他不曾注意到普通的政治结论。他想的是瞄得更远的思想。您认为，诗人可以影响社会的政治发展吗？

布罗茨基：可以。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弗罗斯特。我也同意，问题不在于瞬间的改变。诗人的影响伸向他的极限，即是说，世界的极限。诗人用间接得方式改变社会。他改变它的语言、发音吐字，他影响到社会自觉的程度。这是怎样发生的呢？人们阅读诗人，如果诗人的作品以清晰的方式来完成，他创作的开始或多或少落在人的意识之中。在社会面前诗人只有一个义务，即写好诗。这个义务是对语言而言的。事实上，诗人是语言的仆人。他是语言的仆人，它的保护者和动力。当诗人的作品被人们所接受，结果是，他们讲的是诗人的语言而不是国家的语言。例如，今天意大利人讲的语言大部分与但丁有关，而不是教皇党和皇帝党及其政纲所造就的。

沃尔科夫：我同意。俄国的文学语言同此理：这与其说是本肯多夫和杜贝尔特（俱为沙俄政府宪兵头目）的语言，不如说是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的语言。

布罗茨基：在俄国情况下还更能说明问题，因为国家语言和受教育者的语言之间是如此的截然不同。国家所使用的语言在很多方面都不是俄语。这种语言被强烈地德意志化，被世纪初马克思论文的行话、被列宁与考茨基的争论所污染，等等。这种社会民主纲领论证的行话，突然成为接近政权的人们的用语。令人感动地看到，苏联报纸当试将这种语言俄罗斯化：“村子里，大瓦秀基矗立在伏尔加河上……”等等。由此可见，为何苏联社会的文学扮演了如此引人注目的角色。政权与文学的所有矛盾也由此而生。我能学家使用的语言与中央机构的行话不一致。掌管中央机关的人开始带着偏见和怀疑观察运用另一种词汇的人，需要证明他不是一头骆驼。有时间和有愿望的人证明了这点，有的则不。一切后果由此而生。但今天的俄国人民不用社论的语言讲话。我认为他们不讲。苏维埃政权为所有方面而得意洋洋，除了一点——语言。

                                                                          ——摘自《布罗茨基谈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