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从孤独中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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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卡夫卡式的诗意使我想起了另一部小说，它同样讲述一次逮捕和一次审判的故事：奥威尔的《1984》，一部在几十年中可以不断充当反极权主义专门家的参考资料的书。在这部想成为想象中极权主义社会可怖画像的小说里，没有任何窗户；在那里，人们见不到守在水罐边面容憔悴的姑娘；这部小说与诗意彻底断绝；它是小说吗？它只是乔装成小说的政治思想；清晰而正确的思想，但它被它的小说伪装弄得变了形，是它的小说伪装使它变得不准确，不确切。假如说，小说形式模糊了奥威尔的思想，那么它反过来是不是也给了它什么？它是不是照亮了社会学与政治学均无法达及的人类生存环境的秘密？不：环境一人物在作品中均平淡无奇得如一纸告示。那么，它不是至少还算得上美好的想法的普及？也不是。因为思想一旦小说化了便不再以思想的形式行事，而恰恰是以小说的形式行事，在《1984》中，思想是以糟糕的小说的身份，以一部糟糕的小说所能散布的一切流毒的形式行事的。

奥威尔小说的流毒在于，它将一种现实无可挽回地缩小在它纯政治的范围内，而且只局限在这一范围内的否定面上。我拒绝这一龟缩，尽管它一再借口说此举有利于与可恶的极权主义作斗争，是有意的宣传。可恶的恰恰是把生活缩小为政治，把政治缩小为宣传。因此，不管他的主观意图如何，奥威尔的小说自身就构成了极权精神的一部分，构成了舆论宣传精神的一部分。它讲一个可恨的社会的生活缩减（并教人缩减）成了它的罪孽的简单罗列。

——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P234

1948年之后，在我的祖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的年月，我明白了盲目抒情在恐怖时期所扮演的至关紧要的角色，对我来说，这恐怖时期是一个“诗人与刽子手共同统治”的时代。那时我想起来了马雅可夫斯基；对于俄国革命，他的才能与捷尔任斯基的安全警察同样不可或缺。抒情性、抒情化、抒情的演讲，抒情的热情均属人们称之为专制世界的一个有机构成；这世界不是一个简单的古拉格，这是一个四周围墙上涂满了诗篇，人们在它面前载歌载舞的古拉格。

比起恐怖来，恐怖的抒情化于我诗歌更难难以摆脱的噩梦。我好像种了疫苗，永生永世警惕地抵御着一切抒情的诱惑。那时候，我深深渴望的唯一东西就是清醒的、觉悟的目光。终于，我在小说艺术中寻到了它。所以，对我来说，成为小说家不仅仅是在实践某一种“文学体裁”，；这也是一种态度，一种睿智，一种立场；一种排除了任何同化于某种政治、某种宗教、某种意识形态、某种伦理道德、某个集体的立场；一种有意识的、固执的、狂怒的不同化。不是作为逃逸或被动，而是作为抵抗、反叛。挑战。到最后我竟有了这样的对话：“昆德拉先生，您是共产主义者吗？”“不，我是小说家。”“您是持不同政见者吗？”“不，我是小说家。”“您是左翼还是右翼？”“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我是小说家。”

从很年轻的时候起，我就爱上了现代艺术，爱上它的绘画、它的音乐、它的诗歌。但是，现代艺术打上了它“抒情精神”的标志，打上了它对进步的幻觉、它的美学上与政治上双重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标志，而对这一切，我渐渐地厌恶起来。对先锋精神的怀疑并未丝毫改变我对现代艺术作品的喜爱。我热爱它们，我热爱它们尤其因为它们是斯大林主义迫害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在《玩笑》中，切内克就被送到了一个惩戒营，因为他喜爱立体主义绘画。那时就是这样：革命认定现代艺术是它的意识形态的头号敌人，尽管那些可怜的现代主义者的愿望只是想歌颂革命，庆贺革命。我永远忘不了康斯坦丁·比布尔：一个卓越的诗人（啊！我能背诵他多少首诗啊！），他作为一个热情的共产主义者，1948年后开始写了一些使人沮丧同样也撕心裂肺的平庸的宣传诗，一段时间以后，他跳楼摔死在布拉格街头。在他难以捉摸的个性中，我看到了被欺骗的、被蒙骗的、被谋害的、自杀身亡的、成为牺牲的现代艺术。

我对现代艺术的忠诚与对小说的反抒情性的眷恋是同样的强烈。对布勒东而言，对一切现代艺术而言无比珍贵的诗学价值（强度、力度、自由的想象、对“生活中无价值时刻”的蔑视），我只在幻想破灭了的小说领域中寻找。但是，它们于我也因此而更为珍贵。这或许可以解释，对那种当德彪西听到勃拉姆斯或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时曾那么惹他厌烦的东西，我为什么也感到特别反感；对勤劳的蜘蛛的轻微响动的反感。这或许还可以解释为什么长期以来对巴尔扎克的艺术装聋作哑，为什么我特别崇拜的小说家是拉伯雷。

——“恐怖的抒情”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P163-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