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从孤独中突围

这是个看不清方向的时代，时代的混乱局面让所有人感到惶惑不安，是进步还是倒退，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个陷入危机中的时代，对于那些习惯于既有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的人来说，社会与文化的剧烈变化不啻是一场强烈的危机。曾一度稳固的社会秩序和思维模式的瓦解，引起了广泛的社会的不协调感、破碎感和无序感。由此引发的反应常常表现为绝望的、悲观的、惊慌而且夸张的话语，并拼命找寻解决眼前危机的办法。这就是卡尔·休斯克教授在他的《世纪末的维也纳》一书中描述到的十九世纪末的维也纳的时代精神状况。

如果要我用一个词汇概括那个世纪末的城市维也纳，我会选择碎裂（fragmentation），一个颇具后现代意蕴的词汇。“碎裂似乎无处不在，”卡尔·休斯克多年后深入研究这个时期的维也纳的思想史发展状况时说，“每个领域都宣称自己独立于整体之外，而这些独立出来的部分反过来又分裂成新的、更小的部分。文化现象正视凭着一些概念才固定在思想上的，而这些概念都被卷入到无情的离心变化中。不光是文化的缔造者，即使是文化的分析者和批评者们，也不幸沦为这种碎裂的牺牲品。”面对已经陷入到碎裂和剧变中的维也纳，我们的史学家应当怎么办？答案显然已经摆在面前，当然不是任他随风飘摇随风倒，也不是用黑格尔的“时代精神”的帐幕统而化之，而应该是老老实实的尊重当时的多元化的文化现实，书写出来一部“碎裂的文化史”，这就是卡尔·休斯克教授的《世纪末的维也纳》。

这部书细想来拿到手已经三四个月了，厚厚的让人人望而生畏，原本感觉到预期的阅读可能是一种细细的、折磨人的残忍。但是出乎我的意料，卡尔教授的显然不是一个学究型的学者，一部主题涉及到思想史和文化史交叉的大部头著作中，文笔细而锋，文字详实可证，稍微文学性的笔法，不但读起来颇具趣味，而且显露出高雅的人文素养。全书共分为七章，涉及到多种学科领域的研究，分别是：文学、建筑、政治、心理、绘画和音乐。但是由于本书的研究并非是要构建一副历史全景图，所以各个章节又能根据个人的兴趣和需要独立阅读。这本来是此书的一大特色所在，但是有评论者却认为这种独特性的书写是一种缺憾。在我看来，如果这样也能算是缺憾的话，只能证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整体主义者，而且对当前我们多元化的文化现实视而不见。

卡尔教授显然颇为认同布克哈特的观点：所谓历史，就是一个时代从另一个时代中发现的、值得关注的东西。那么，我们能从那个世纪末的维也纳城市中发现什么呢？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挫败；文化领域中的传统形式与现代形式冲突；建筑领域中是立足公众还是功能之上的争论；弗洛伊德“梦是被压抑的愿望的满足”的提出在心理学上的突破；绘画领域中分离派的成立，并毫无惧色的喊出了他们彪悍的宣言：将艺术献给它所在的时代，将自由献给它所在的艺术。其实这一切都是在“现代”口号指引之下的自然迸发。这是一座弗洛伊德式的城市，尽管这个城市让弗洛伊德终生郁郁，但是在这个城市中，新的文化创造者们就是不断的通过一种集体的、俄狄浦斯式的反抗来界定自己，这其实已经是对弗洛伊德的学说最大的肯定了。“与其说年轻人反抗的是他们的父辈，倒不如说反抗的是他们继承来的父权文化的权威，他们在漫长的阵线上攻打的，是他们从小成长于内的古典自由主义权势，”卡尔教授如是说。

1905年，维也纳的文学巨匠之一霍夫曼斯塔尔写下了他对这个时代的感想：“我们这个时代的性质，就是多元性和不确定性。唯一靠得住的就是‘游移感’，而且可以确知的是，其他时代所坚守的，实际上也是这种游移感。”我之所以对这句话印象深刻，是因为霍夫曼斯塔尔的话中很恰当了表露出了现代和传统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所谓“游移感”不仅仅是打倒传统后的拔剑四顾的茫然心态，更是一种子系文化一旦挣脱父系文化的纽带之后的一种无所适从。借用霍夫曼斯塔尔小说中的一个人物的话说就是：“一切都成为了碎片，碎片又继续破碎，成为更多的碎片。不再有什么东西，能够允许自己被概念所接受。”又是碎片，看来“碎裂”这个意象已经深深的镌刻在了十九世纪末的维也纳的整整一代人身上。

其实用“碎裂”概括世纪末的维也纳的艺术各个领域发展的特点注定是不完整的。虽然各个领域的艺术家们对自己的时代失去了方向感，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对此无动于衷。在维也纳这个城市，因政治上的不断挫败，自由主义的失势，致使掌握这个城市的文化命脉的中产阶级短暂性的失落，短期性的集体创伤。但一旦他们意识到无法在政治上得到满足的时候，他们会马上转身投入到自己熟稔的领域：文化领域，并在此建构自己隐喻的乌托邦世界。换句话说，他们不是对当前的政治形势视而不见，而是用一种文化的方式谈论着政治上的压抑，用审美的形式进行着对政治意识的反抗，用无声的画面诉说着自己对政治的不满。以画家古斯塔夫·克利姆特为例。1897年，克利姆特带领着他组成的“青年反抗军”组建了维也纳绘画史上名噪一时的分离派，他们的纲领之一就是声称与过去的一切一刀两断。但是到了短短几年后的1908年，克利姆特已经在与社会的交锋中饱受创伤，从历史、时间及斗争的国度中，无可挽回地转到了审美与社会隐退的国度。那才是他最熟悉的艺术乌托邦世界，只有那个国度中，他才是真正君临天下的君王。

霍夫曼斯塔尔的话的确道出了世纪末的维也纳的主题：“与现行的社会秩序较量很难，而提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社会秩序更难。”在一个颓废、混乱、压抑、百废待兴的年代里，用艺术和审美构建一个乌托邦世界，注定是一个碎裂的世界，像一个碎裂的镜片，折射出的却是光怪陆离的真实世界。

思郁

2007-10-10书

书名：世纪末的维也纳

作者：【美】卡尔·休克斯

译者：李锋

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

定价：28.00

印象最深的是北岛写的苏珊·桑塔格。那是一次酒会上，桑塔格一进门，立即成了众人的中心，“闪光灯追赶着黑发中的一绺绺白发”。对这个细节印象尤为深刻是因为时隔一年我又读到了桑塔格年轻时候的样子，她刚下飞机，“围着羊皮领，身着仿鹿皮短裙，足蹬靴子。她摘下蓝镜片的墨镜，站在出口处的门廊下，十分的引人注目”。你能把她年轻时候的时髦女郎的模样和北岛笔下的桑塔格联系到一起么？这就是那个被誉为“当今最智慧的女人”、“美国公众的良心”的桑塔格么？对我来说，总习惯于从文本的想象中建构出人物肖像，而桑塔格给我的印象一向是深刻，睿智，尖锐，桀骜不驯。但是在记者贝拉米的笔下，桑塔格神态率直，毫不做作，像个顽皮的孩子。哪个肖像更为真实？我也不知道。

读上海青年学人王晓渔撰写的《中国独立阅读报告》，其中提到说桑塔格的论著他见一本买一本。不禁会心一笑。迄今为止，上海译文出版社从2003年底出版桑塔格的第一本论著《反对阐释》开始，已经连续出版了《疾病的隐喻》、《重点所在》、《关于他人的痛苦》、《在土星的标志下》，再加上我新近拿到手的，2007年7月刚出版的《激进意志的样式》，已经是第六本论著了。其实，《激进意志的样式》是桑塔格继《反对阐释》之后的第二本批评文集，而不是现在中文版看到的第六本。据桑塔格坦言，她从小做的是作家梦，七岁的时候已经开始动笔写作了。她最喜欢的是虚构文学，也就是说，她最喜欢的还是写小说。她的第一本小说《恩人》成书于1962年，而后在准备创作第二本小说的间隙，“从小说创作中漫溢出来而进入批评的那种能量，那种焦虑”，使她鬼使神差的拿起了笔开始书写那些批评性的文字，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位著名的文化批评家。我们虽然知道她是一个作家，但是不得不承认，我们欣赏她还是因为她书写的那些批评性的文字。

读桑塔格的每一本书，当然也包括《激进意志的样式》，会有一个强烈的印象：我们为什么没有早认识她，阅读她？在阅读中我们仿佛一直都在接近她，理解她，但是读她的文字越多，越来越发现对她的理解还是那么少。她的著作中好像蕴含着一种无穷无尽的能量，让我们用之不尽，取之不竭。她的思想自然是反体系的，当然更无法纳入任何主义的圈子。但是正是这种吉光片羽似的思想片段，让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始终处在一种思想的兴奋、刺激、碰撞、辩难、交流以及融合的过程。她著作中的每一个句子，每一个段落都可能有让你觉得有所深思的地方。古希腊哲人有言，哲学是一门沉思的学问，始于永恒的追问。在桑塔格的著作中，这种沉思和追问无处不在。

在《激情意志的样式》中收录了《静默之美学》、《色情之想象》、《“自省”：反思齐奥兰》、《美国现状（1966）》和《河内之行》等八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其中主题涉及到艺术、文学、哲学、戏剧、电影以及政治等各方面，题材之广泛，令人咋舌。但是根据我的阅读体验，最喜欢的还是那篇《“自省”：反思齐奥兰》。虽然桑塔格在哲学素养方面颇有造诣，但是从她以前的论著看还是很少有涉及到哲学家的评价，对齐奥兰是一个例外，而对我而言则是一个惊喜。齐奥兰，出生于罗马尼亚，在布加勒斯特大学学习哲学，1937年起生活在巴黎，开始用法语写作。桑塔格说他的作品中“具有德国新哲学思想的悸动”。什么是德国新哲学思想？“格言或永恒”。19世纪之后，随着宏大的哲学体系的崩溃，“哲学开始堕落成为了思想中过时的白日梦，偏狭的精神认识，就像人类天真的童年时代”。这种哲学体系崩溃后的反响之一是意识形态的兴起；而另外一种反响则是一种“新的哲学化：个人化（甚至是自觉性的）的、警句格言式的、抒情性的、反体系化的。主要的典范包括克尔恺郭尔、尼采和维特根斯坦。齐奥兰是这一传统在当今最出色的代言人”。这就是说，传统形式的哲学话语已经随着传统哲学体系的崩溃也变得支离破碎了。留存下来的只能是一些碎片和不完整的哲学话语。而齐奥兰的哲学书写正是这种新的哲学传统的延续：用随笔的形式传递哲学思想。他的随笔“充满了沉思冥想，论述支离破碎，警句格言构成了文章的基本风格”，桑塔格如是说。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用格言形式传递深邃的思想，齐奥兰之前的尼采已经做到了，而且几乎已经写下了齐奥兰所有观点，那么——桑塔格问——为何具有如此敏感、强势思想的齐奥兰会重复大多已经说过的观点？是为了要将这些观念实实在在地变成他自己吗？还是因为，如果这些观念当初写出来时是正确的，现在就更加正确了吗？答案部分已经蕴含在了以上的问句中了，除此之外，“如同尼采想要的是道德孤独，齐奥兰想要的是深奥”，知道桑塔格为何如此欣赏齐奥兰了吗？接下来的解释已经再明显不过了，“不是说他的文章难懂，而是其中的道德含义，可以说是对深奥的不断揭示”。桑塔格从齐奥兰身上看到了他对哲学真诚的品质，而这种品质的丧失，正是哲学在现代世界不断堕落的原因。换句话说，桑塔格对齐奥兰的认同是一种道德品质认同，就如同我们通过桑塔格的著作中的智慧认同她的真实一样：她的尖锐、深刻以及桀骜不驯与她的天真的孩子气不过是她完整的思想肖像中的不同部分而已。

思郁

2007-9-13书

书名：激进意志的样式

作者：苏珊·桑塔格

译者：何宁 周丽华 王磊译，何宁校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

定价：21.00

据说，在古代世界中，那时的人们并不像现代人一样崇拜书。他们总是喜欢把书看成是口头语言的替代物，认为书面的语言虽然持久，却是僵死的东西，而口头语言则像长了翅膀一样，十分轻盈，所以古希腊世界中出现了那么多口授的大师也就不足为奇了。苏格拉底、柏拉图、毕达哥拉斯等，他们都是故意不留下书面的东西，那是因为他们不愿被任何的书写的词语束缚住。他们生前有意不写下任何东西，是想在逝世后，他们的思想还能继续留在弟子们的脑海中，不是为了以此达到控制弟子们的目的，而是相反，正好强调了他们完全自由地发挥导师指出的思想。然而我们有些奇怪，毕竟现在的我们还是从书中得到这些古代口授大师的思想，这又怎么能说通呢？博尔赫斯说，这些大师的书被写出来，不是为了让人们理解他们，而是为了让人们解释他们，这些书激励读者去继续思考，让大师的思想更加的丰满。这个从“述”到“作”的过程，让我想到的是甘阳。

当然，我并不是说甘阳已经是大师，事实上，在现代的除魅世界里，神殿上大师的光坏已经消失殆尽，现代的世界中已经不可能出现类似于古代的大师了，我们缺乏的是一颗敬畏大师的心灵。然而在汉语学界中，与众多学者争先恐后的出版学术著作不同，甘阳还是显得颇为异类，似乎一直保持着一种“述而不作”的古典传统，我当然不认为这种“述而不作”是一种大师自为的高傲行径，但是我更多倾向于认为甘阳的此举似乎是为了向那些在现代理性化的世界中日益隐遁的大师的背影致敬。事实上，作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的发起人和主编，甘阳为引介西学，活跃和沟通中西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他慧眼独具，在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中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活跃在当代中国学术界中坚力量，这种个人的魅力吸引了众多学人接踵而至。在査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谈到甘阳的部分，说他“对书对学术思想有着一流的直觉，是天生的策划家、组织家、鼓动家”，此言果然不虚，但是读过现在的这本薄薄的《通三统》后，你还不得不承认他还是个一流的演说家和学者。

《通三统》是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中的一本。所谓“新论”一词就很值得玩味再三，一层意思是继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译介西学的传统，“仍然承继这种从文明格局看中国与世界的视野”；另外一层意思则是要重新认识和阅读西方，“我们希望这里的每种书能以较小的篇幅来展开一些有意义的新观念、新思想、新问题，同时丛书作为整体则能打破学科专业的篱笆，沟通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着重在问题意识上共同体现‘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西方、重新认识古典、重新认识现代’的努力”。事实上，这种重新认识和阅读西方的观点已经不是甘阳第一次提到了，在他与刘小枫主编的另一套“西学源流”丛书的序言中，题目就明确定为《重新阅读西方》，文章中，他们的表述很直白，“不太夸张地说，近百年来中国人之阅读西方，有一种病态心理，因为这种阅读方式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了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而重新阅读西方，“不是要到西方再去收罗什么新的偏方秘方，而是要端正心态，首先确立自我，以一个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去阅读西方。健康阅读西方的方式首先是按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这种重新阅读西方的论调一经提出就引起了汉语学界的许多争论，赞誉者有之，批判者有之，哗众取宠亦步亦趋者有之，但是，无论怎么样的争论，我们不得不承认，甘阳和刘小枫文中提到的许多“病态”地阅读西方的人大有人在。以我一个无名小辈为例，早年涉猎西学，一直把鲁迅先生的“多读点国外的书，少读中国书”作为阅读西学的动力。事实上，无论西学还是中国文化都是层次递进，多元交叉，是一种混合式的文明，取其一点就想当然以为是西学的全部，此乃大谬之论也。我不敢说甘阳提到的重新认识西方就能够解决中国所以的问题意识，但是至少在传统的认识和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能够重新提供一个新的角度，从而更加全面的认识和阅读西学。

从这个意义上，甘阳提出的“通三统”论颇为值得我们深思。甘阳认为，我们目前的中国存在三种传统：***时代的传统追求平等和正义；邓小平时代的传统追求自由和市场；而儒家文化的传统或者说孔夫子的传统注重人情和乡情的凝聚力。此三种传统在我们的生活中日益深入人心，所不足之处在于我们平素认为他们是互相排斥的，比如毛传统和邓传统之间，传统的观点就是认为改革开放就是从反抗毛传统才真正崛起的。但其实从更深层的心理动因看这个问题，没有毛时代留下的“中央集权”和“行政分权”的特殊统治方式，改革开放实难成功。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重新认识三种传统，并积极的寻求中介，努力的打通三种传统，融合三种传统。这才是现在的汉语学界众多学人需要做的工作。当然了，我这样描述甘阳的观点实在有些粗疏，事实上，在《通三统》一书中，甘阳的论述要清楚和明晰的多。

还记得开篇提到的甘阳“述而不作”的特点么？收录在这本小册子中的基本都是甘阳在近些年沉思和研究的结晶，以演讲的形式发表而不是论文，当然是看中了演讲这种形式大众化、易普及的特点，但是也看中了演讲形式的现场性、辩难性等特点。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认为自己的言论是能禁得起公众的考验的人才会愿意采取现场交流的形式坦露自己的观点。而且现在这些言论编辑成书出版，这个从“述”到“作”的过程，表明了甘阳对争论和争议的正确的态度，有争议的言论才能更加的丰富和成熟。甘阳从不认为自己掌握的就是真理，相反，他用“述”形式提出了问题，再用“作”的形式接受考验和争议，也只有如此，“通三统”的理论才能激起更多人的思考，引发更多的争议，从而更加的丰富、成熟和智慧。

思郁

2008-1-20书

《通三统》，甘阳著，三联书店2007年12月第一版，定价：16.00元

在阿尔莫多瓦执导的影片《关于我母亲的一切》的结尾部分中，阿尔莫多瓦要求工作人员打出了如下的字幕：“谨将本片献给所有饰演女演员的女演员，所有演戏的妇女，所有变性的男演员，所有希望为人母的人，以及献给我的母亲。”阿尔莫多瓦曾经想过把1984年拍摄的影片《我为什么命该如此》献给他的母亲，但是最终因为担心他的母亲不喜欢他的电影而作罢。但是在《关于我母亲的一切》中，他终于鼓起了勇气把这部同样是讲述一位英雄式的母亲，一位史诗般母亲的故事的影片献给了他的母亲。事实上，正是在1999年，《关于我母亲的一切》刚刚上映后的不久，阿尔莫多瓦的母亲就去世了。

在弗雷德里克·斯特劳斯著的《欲望电影：阿尔莫多瓦谈电影》一书中，我读到了阿尔莫多瓦在他的母亲去世后，为了母亲所写的温暖的文字《我母亲最后的一个梦》。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我看到了这位富有创造精神的母亲对他的电影生涯的影响。在阿尔莫多瓦的记忆中，小时候生活拮据，母亲为了贴补家用做起了帮助邻居写信读信的营生。当时的小阿尔莫多瓦惊奇的发现他的母亲在帮助邻居读信的时候总是杜撰一部分信上并没有的内容。阿尔莫多瓦对此提出了批评。他的母亲却回答说，难道你没有看到他们听到我说的话之后很愉快吗？阿尔莫多瓦后来才恍然理解，他的母亲不过是补充了信中缺少的部分，她对邻居们读他们想听到的东西，有时候是写信人可能遗忘的东西，有时是她满怀善意强调的东西。对当时小小的阿尔莫多瓦来说，这些即兴发挥的东西对他是“一堂重要的课。他们表现出虚构与真实之间的差别，他们向我表明真实需要虚构，这样才更加完整，更加愉快和被人接受”。观看了阿尔莫多瓦的众多影片之后，你才能理解贯穿阿尔莫多瓦影片始终的一条基本的要素就是这种“真实需要虚构”的原则。

对佩德罗·阿尔莫多瓦来说，从事电影导演虽然是他的一个兴趣，但也是一个偶然。他出生于1951年，在他的自述中，那是一个对于西班牙而言是一个不幸的年代，但是对于电影却是一个好时期。十一岁的时候，就读教会学校，“在学校里，牧师们想要培育我的灵魂，用顽固的宗教令我畸形发展”，幸好在教会学校的同一条街上有一家电影院，对宗教教育的灌输感到厌恶的时候，他就会偷偷的溜出学校坐在电影院里享用电影大餐，这种方式后来被阿尔莫多瓦调侃为用自己的方式“对自己的世界忏悔”。阿尔莫多瓦最初用超8毫米机拍摄影片，因为没有资金、职业演员和任何的技术设备，超8毫米机拍摄出的影片十分的简陋，甚至没有声音。但是就在这里阿尔莫多瓦显示出他在电影方面的超强天赋和对电影的痴迷。为了解决超8毫米机的声音问题，阿尔莫多瓦在放映自己的影片的时候，就坐在放映机旁边，为所有人物配音，并时不时的做一些旁白，用一个小录音机不时的根据剧情的需要播放一些插曲，有时候甚至对自己影片中的演员的表演作出点评。对于阿尔莫多瓦来说，这些早年的经历不但十分的好玩，而且对他以后的电影生涯十分的重要。因为只有在现场，你才能真正知道观众喜欢什么样的电影。只有导演亲自坐在观众席上，你才能看到观众脸上的表情的变化，才能感觉到他们在观看你的影片的时候那种时而忧伤时而快乐的情绪的波动。对于阿尔莫多瓦来说，这些早年的电影生涯，是他积累的和观众建立起良好的关系的宝贵的经验。阿尔莫多瓦在他的访谈中一直提到他的电影好就好在能把一个故事讲好。和众多表明先锋性艺术性的电影导演不同，他们只会在电影形式进行创新和进行所谓的颠覆传统的叙事运动，但是阿尔莫多瓦无论在他的以后的影片中兼顾了多少的形式方面的创新和试验，他最基本的愿望都没有变：总要讲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无论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总之，讲故事就是他最大的愿望。

阿尔莫多瓦执导的第一部正式上映的影片是1980年的《佩比、路西、邦及其他不起眼的姑娘》，然后是《激情迷宫》（1982）、《黑暗笼罩》（1983）、《我为什么命该如此》（1984）、《斗牛士》（1985－1986），直到1986年的《欲望的法律》才标志着这位三十五岁的导演的真正成熟。这种成熟不仅仅是指阿尔莫多瓦在电影艺术上的，还指他这个时候，他和他的弟弟阿古斯丁成立了“欲望电影公司”，彻底实现了艺术和经济上的独立。这同时意味着阿尔莫多瓦完全拥有了对自己电影的指导权，成为了彻底的独立制片人。从以上列出的阿尔莫多瓦的影片来看，他是一个十分努力的导演，几乎每年都有影片问世，十分的高产，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和敬佩的是，阿尔莫多瓦虽然拍片十分的迅速，但是几乎每一部影片都获得了成功，从影片的质量上，几乎每部影片都有值得称赞的可圈可点之处。时间最终来到了1999年，《关于我母亲的一切》上映后好评如潮，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奖，阿尔莫多瓦也凭借此片获得了戛纳的最佳导演奖。也许获奖对于阿尔莫多瓦这样的导演来说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正像他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调侃说他已经成了获奖专业户了。但是对整个世界来说，阿尔莫多瓦的成功让更多人认识了这位胖胖的西班牙导演，世界电影史中又将有一位非好莱坞的电影大师值得大书特书一笔。

在斯特劳斯的《欲望电影：阿尔莫多瓦谈电影》中，我们通过许多访谈了解这位电影大师的人生以及他仍在继续的电影生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把这本书看作理解阿尔莫多瓦的一副地图。在阿尔莫多瓦成功后，许多人断言他会和许多导演一样在名利双收以后不会有好的电影问世，但是2006年，阿尔莫多瓦凭借《回归》再次冲进了奥斯卡，冲击了人们的视野，惊艳了观众的眼球。阿尔莫多瓦用这种强悍的方式“回归”到了他一贯的电影叙事中，他用这种“回归”证明了他对电影的无限热爱以及他无穷的创造力。在这个时刻读读《欲望电影：阿尔莫多瓦谈电影》更觉得意义非凡。

思郁

2007-5-30书

欲望电影：阿尔莫多瓦谈电影，【法】弗雷德里克·斯特劳斯著，傅郁辰 谢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版，定价21.00

王水照记钱钟书先生访美之时的一件趣事：访问团一行参观美国国会图书馆，馆中要员让大家仰羡馆里的藏书库，傲然有得意之色，同行诸公也都啧啧赞叹，独有钱先生默不作声。馆中要员问钱先生觉得如何，钱先生忍俊不禁，对曰：“我也充满惊奇，惊奇世界上有那么多我所不要看的书！”此轶事得自董桥先生的《文字是肉做的》一书，下午刚刚读到。会心莞尔之后，却又多少有些惭愧。书是用来读的，如果仅为收藏之，炫耀之，好像大可不必。更何况，人一生精力有限，日常琐事之外，能于窗明几净心安悠闲之中，静心的通读多少书呢。不说别人了，就是自己，自己的藏书不多吧，少则也有数千册，可是能真正达意会心过的，寥寥而已。有了这个念头，手中拿着董桥先生的《文字是肉做的》，顿时竟然有种莫名的寂寥和幻灭感。

近读法国作家让·马里·古勒莫所著的《图书馆之恋》一书，有了更多的感慨。古勒莫此书本为随笔集结，记录自己从识字阅读伊始，与图书馆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迷离情绪。那种书生意气，对书籍之痴迷，爱恋，是任何爱书之人都能痛切感受的。说是“图书馆之恋”，虽然也讲述了不少图书馆从故如今的发展史，但是我还觉得不如说“书之恋”更为确切。图书馆本为藏书之所，供公共阅读之用。但是现今的图书馆似乎距离阅读这种私己性行为越来越远。古勒莫在书中不时的提起古代的图书馆，颇有怀古讽今之意，总让我们叹惋逝去的美好时光。博尔赫斯曾言，读一本古书最激动人心之处，就是仿佛看到了从成书之日起的全部岁月。而图书馆的存在，似乎正为了传承那一本本褶皱丛生、油渍点点的古旧图书所蕴含的所有记忆。图书馆的每一次焚烧，对人类的记忆的传承都是一次严重的考验。人类历史的猝然中断，记忆的丧失，点点滴滴的搜集和弥补，让残缺的书籍堆满了摇摇欲坠的图书馆。这些残缺的书，就慢慢变成了令人敬畏的圣经，而图书馆则日益成为了人类顶礼膜拜的神殿。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对待图书馆的存在。大剧作家萧伯纳曾在剧中写到过古代有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遭到了大火的威胁。有人惊呼说人类的记忆将遭到毁灭。而凯撒对他说，让它烧吧，那是恶行的记忆。你看，虽然是文学家的戏言，但是这种对待图书馆和书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奥德赛》中曾提到说，神道编织灾难，为的是让后代人不缺乏嗟叹歌吟的题材。似乎对书的神圣性颇有微词，据此推论对图书馆的态度，估计也好不到哪去。

《图书馆之恋》一书中让爱书人读起来似乎并不是那么轻松。读到亚历山大图书馆几次葬身火的焚烧，读到图书馆可能也会死亡，读到图书馆一直想逃离尘世而不可得，与俗世的权力越来越息息相关，总觉得有些沉重。在书中古勒莫提到了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起源：“在用所有能让首都成为已知世界的大都市的建筑物装扮完这座城市之后，希望收集到所有稍微有点名气的书籍，以便把理性和屏障永远地定格在这里。”这种欲将穷尽一切图书的愿望，点明了图书馆与政治权力之间有着撇不开的关系。到了现代，图书馆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供阅读和思想滋生的场所了。想想现金一些大学宣传资料上面，总不乏这样的句子：本大学师资力量雄厚，图书馆收藏图书多少万册，如此等等。每每读到这样的介绍，心里总不是很舒服，图书馆已经成为了权力体制的一部分，而且是诱惑读书人最高明的手段。这种对图书馆的收编算不算是开始堕落的征兆呢？要不然怎么大学中越来越多类似这样的名言：图书馆，一个滋生廉价爱情的场所！

读古勒莫的《图书馆之恋》最好玩的地方还是古勒莫在开篇之前的感谢词：谨以此书献给很多书与人，最妙的是要“献给那些我要携往天堂的书”，以及“献给所有的女士和男士”。古勒莫此举倒是让我想到了钱钟书先生的妙语。钱先生说献书，名说交付出去，其实只仿佛魔术家玩的飞刀，放手而并没有脱手，“随便你怎样把作品奉献给人，作品总是作者自己的”，随便一本书，“还不值得这样精巧的不老实”。我倒是很想建议古勒莫能听听钱钟书老先生的话，不过估计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思郁

2007-11-3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