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从孤独中突围

据说，在古代世界中，那时的人们并不像现代人一样崇拜书。他们总是喜欢把书看成是口头语言的替代物，认为书面的语言虽然持久，却是僵死的东西，而口头语言则像长了翅膀一样，十分轻盈，所以古希腊世界中出现了那么多口授的大师也就不足为奇了。苏格拉底、柏拉图、毕达哥拉斯等，他们都是故意不留下书面的东西，那是因为他们不愿被任何的书写的词语束缚住。他们生前有意不写下任何东西，是想在逝世后，他们的思想还能继续留在弟子们的脑海中，不是为了以此达到控制弟子们的目的，而是相反，正好强调了他们完全自由地发挥导师指出的思想。然而我们有些奇怪，毕竟现在的我们还是从书中得到这些古代口授大师的思想，这又怎么能说通呢？博尔赫斯说，这些大师的书被写出来，不是为了让人们理解他们，而是为了让人们解释他们，这些书激励读者去继续思考，让大师的思想更加的丰满。这个从“述”到“作”的过程，让我想到的是甘阳。

当然，我并不是说甘阳已经是大师，事实上，在现代的除魅世界里，神殿上大师的光坏已经消失殆尽，现代的世界中已经不可能出现类似于古代的大师了，我们缺乏的是一颗敬畏大师的心灵。然而在汉语学界中，与众多学者争先恐后的出版学术著作不同，甘阳还是显得颇为异类，似乎一直保持着一种“述而不作”的古典传统，我当然不认为这种“述而不作”是一种大师自为的高傲行径，但是我更多倾向于认为甘阳的此举似乎是为了向那些在现代理性化的世界中日益隐遁的大师的背影致敬。事实上，作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的发起人和主编，甘阳为引介西学，活跃和沟通中西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他慧眼独具，在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中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活跃在当代中国学术界中坚力量，这种个人的魅力吸引了众多学人接踵而至。在査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谈到甘阳的部分，说他“对书对学术思想有着一流的直觉，是天生的策划家、组织家、鼓动家”，此言果然不虚，但是读过现在的这本薄薄的《通三统》后，你还不得不承认他还是个一流的演说家和学者。

《通三统》是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中的一本。所谓“新论”一词就很值得玩味再三，一层意思是继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译介西学的传统，“仍然承继这种从文明格局看中国与世界的视野”；另外一层意思则是要重新认识和阅读西方，“我们希望这里的每种书能以较小的篇幅来展开一些有意义的新观念、新思想、新问题，同时丛书作为整体则能打破学科专业的篱笆，沟通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着重在问题意识上共同体现‘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西方、重新认识古典、重新认识现代’的努力”。事实上，这种重新认识和阅读西方的观点已经不是甘阳第一次提到了，在他与刘小枫主编的另一套“西学源流”丛书的序言中，题目就明确定为《重新阅读西方》，文章中，他们的表述很直白，“不太夸张地说，近百年来中国人之阅读西方，有一种病态心理，因为这种阅读方式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了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而重新阅读西方，“不是要到西方再去收罗什么新的偏方秘方，而是要端正心态，首先确立自我，以一个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去阅读西方。健康阅读西方的方式首先是按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这种重新阅读西方的论调一经提出就引起了汉语学界的许多争论，赞誉者有之，批判者有之，哗众取宠亦步亦趋者有之，但是，无论怎么样的争论，我们不得不承认，甘阳和刘小枫文中提到的许多“病态”地阅读西方的人大有人在。以我一个无名小辈为例，早年涉猎西学，一直把鲁迅先生的“多读点国外的书，少读中国书”作为阅读西学的动力。事实上，无论西学还是中国文化都是层次递进，多元交叉，是一种混合式的文明，取其一点就想当然以为是西学的全部，此乃大谬之论也。我不敢说甘阳提到的重新认识西方就能够解决中国所以的问题意识，但是至少在传统的认识和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能够重新提供一个新的角度，从而更加全面的认识和阅读西学。

从这个意义上，甘阳提出的“通三统”论颇为值得我们深思。甘阳认为，我们目前的中国存在三种传统：***时代的传统追求平等和正义；邓小平时代的传统追求自由和市场；而儒家文化的传统或者说孔夫子的传统注重人情和乡情的凝聚力。此三种传统在我们的生活中日益深入人心，所不足之处在于我们平素认为他们是互相排斥的，比如毛传统和邓传统之间，传统的观点就是认为改革开放就是从反抗毛传统才真正崛起的。但其实从更深层的心理动因看这个问题，没有毛时代留下的“中央集权”和“行政分权”的特殊统治方式，改革开放实难成功。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重新认识三种传统，并积极的寻求中介，努力的打通三种传统，融合三种传统。这才是现在的汉语学界众多学人需要做的工作。当然了，我这样描述甘阳的观点实在有些粗疏，事实上，在《通三统》一书中，甘阳的论述要清楚和明晰的多。

还记得开篇提到的甘阳“述而不作”的特点么？收录在这本小册子中的基本都是甘阳在近些年沉思和研究的结晶，以演讲的形式发表而不是论文，当然是看中了演讲这种形式大众化、易普及的特点，但是也看中了演讲形式的现场性、辩难性等特点。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认为自己的言论是能禁得起公众的考验的人才会愿意采取现场交流的形式坦露自己的观点。而且现在这些言论编辑成书出版，这个从“述”到“作”的过程，表明了甘阳对争论和争议的正确的态度，有争议的言论才能更加的丰富和成熟。甘阳从不认为自己掌握的就是真理，相反，他用“述”形式提出了问题，再用“作”的形式接受考验和争议，也只有如此，“通三统”的理论才能激起更多人的思考，引发更多的争议，从而更加的丰富、成熟和智慧。

思郁

2008-1-20书

《通三统》，甘阳著，三联书店2007年12月第一版，定价：16.00元

在阿尔莫多瓦执导的影片《关于我母亲的一切》的结尾部分中，阿尔莫多瓦要求工作人员打出了如下的字幕：“谨将本片献给所有饰演女演员的女演员，所有演戏的妇女，所有变性的男演员，所有希望为人母的人，以及献给我的母亲。”阿尔莫多瓦曾经想过把1984年拍摄的影片《我为什么命该如此》献给他的母亲，但是最终因为担心他的母亲不喜欢他的电影而作罢。但是在《关于我母亲的一切》中，他终于鼓起了勇气把这部同样是讲述一位英雄式的母亲，一位史诗般母亲的故事的影片献给了他的母亲。事实上，正是在1999年，《关于我母亲的一切》刚刚上映后的不久，阿尔莫多瓦的母亲就去世了。

在弗雷德里克·斯特劳斯著的《欲望电影：阿尔莫多瓦谈电影》一书中，我读到了阿尔莫多瓦在他的母亲去世后，为了母亲所写的温暖的文字《我母亲最后的一个梦》。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我看到了这位富有创造精神的母亲对他的电影生涯的影响。在阿尔莫多瓦的记忆中，小时候生活拮据，母亲为了贴补家用做起了帮助邻居写信读信的营生。当时的小阿尔莫多瓦惊奇的发现他的母亲在帮助邻居读信的时候总是杜撰一部分信上并没有的内容。阿尔莫多瓦对此提出了批评。他的母亲却回答说，难道你没有看到他们听到我说的话之后很愉快吗？阿尔莫多瓦后来才恍然理解，他的母亲不过是补充了信中缺少的部分，她对邻居们读他们想听到的东西，有时候是写信人可能遗忘的东西，有时是她满怀善意强调的东西。对当时小小的阿尔莫多瓦来说，这些即兴发挥的东西对他是“一堂重要的课。他们表现出虚构与真实之间的差别，他们向我表明真实需要虚构，这样才更加完整，更加愉快和被人接受”。观看了阿尔莫多瓦的众多影片之后，你才能理解贯穿阿尔莫多瓦影片始终的一条基本的要素就是这种“真实需要虚构”的原则。

对佩德罗·阿尔莫多瓦来说，从事电影导演虽然是他的一个兴趣，但也是一个偶然。他出生于1951年，在他的自述中，那是一个对于西班牙而言是一个不幸的年代，但是对于电影却是一个好时期。十一岁的时候，就读教会学校，“在学校里，牧师们想要培育我的灵魂，用顽固的宗教令我畸形发展”，幸好在教会学校的同一条街上有一家电影院，对宗教教育的灌输感到厌恶的时候，他就会偷偷的溜出学校坐在电影院里享用电影大餐，这种方式后来被阿尔莫多瓦调侃为用自己的方式“对自己的世界忏悔”。阿尔莫多瓦最初用超8毫米机拍摄影片，因为没有资金、职业演员和任何的技术设备，超8毫米机拍摄出的影片十分的简陋，甚至没有声音。但是就在这里阿尔莫多瓦显示出他在电影方面的超强天赋和对电影的痴迷。为了解决超8毫米机的声音问题，阿尔莫多瓦在放映自己的影片的时候，就坐在放映机旁边，为所有人物配音，并时不时的做一些旁白，用一个小录音机不时的根据剧情的需要播放一些插曲，有时候甚至对自己影片中的演员的表演作出点评。对于阿尔莫多瓦来说，这些早年的经历不但十分的好玩，而且对他以后的电影生涯十分的重要。因为只有在现场，你才能真正知道观众喜欢什么样的电影。只有导演亲自坐在观众席上，你才能看到观众脸上的表情的变化，才能感觉到他们在观看你的影片的时候那种时而忧伤时而快乐的情绪的波动。对于阿尔莫多瓦来说，这些早年的电影生涯，是他积累的和观众建立起良好的关系的宝贵的经验。阿尔莫多瓦在他的访谈中一直提到他的电影好就好在能把一个故事讲好。和众多表明先锋性艺术性的电影导演不同，他们只会在电影形式进行创新和进行所谓的颠覆传统的叙事运动，但是阿尔莫多瓦无论在他的以后的影片中兼顾了多少的形式方面的创新和试验，他最基本的愿望都没有变：总要讲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无论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总之，讲故事就是他最大的愿望。

阿尔莫多瓦执导的第一部正式上映的影片是1980年的《佩比、路西、邦及其他不起眼的姑娘》，然后是《激情迷宫》（1982）、《黑暗笼罩》（1983）、《我为什么命该如此》（1984）、《斗牛士》（1985－1986），直到1986年的《欲望的法律》才标志着这位三十五岁的导演的真正成熟。这种成熟不仅仅是指阿尔莫多瓦在电影艺术上的，还指他这个时候，他和他的弟弟阿古斯丁成立了“欲望电影公司”，彻底实现了艺术和经济上的独立。这同时意味着阿尔莫多瓦完全拥有了对自己电影的指导权，成为了彻底的独立制片人。从以上列出的阿尔莫多瓦的影片来看，他是一个十分努力的导演，几乎每年都有影片问世，十分的高产，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和敬佩的是，阿尔莫多瓦虽然拍片十分的迅速，但是几乎每一部影片都获得了成功，从影片的质量上，几乎每部影片都有值得称赞的可圈可点之处。时间最终来到了1999年，《关于我母亲的一切》上映后好评如潮，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奖，阿尔莫多瓦也凭借此片获得了戛纳的最佳导演奖。也许获奖对于阿尔莫多瓦这样的导演来说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正像他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调侃说他已经成了获奖专业户了。但是对整个世界来说，阿尔莫多瓦的成功让更多人认识了这位胖胖的西班牙导演，世界电影史中又将有一位非好莱坞的电影大师值得大书特书一笔。

在斯特劳斯的《欲望电影：阿尔莫多瓦谈电影》中，我们通过许多访谈了解这位电影大师的人生以及他仍在继续的电影生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把这本书看作理解阿尔莫多瓦的一副地图。在阿尔莫多瓦成功后，许多人断言他会和许多导演一样在名利双收以后不会有好的电影问世，但是2006年，阿尔莫多瓦凭借《回归》再次冲进了奥斯卡，冲击了人们的视野，惊艳了观众的眼球。阿尔莫多瓦用这种强悍的方式“回归”到了他一贯的电影叙事中，他用这种“回归”证明了他对电影的无限热爱以及他无穷的创造力。在这个时刻读读《欲望电影：阿尔莫多瓦谈电影》更觉得意义非凡。

思郁

2007-5-30书

欲望电影：阿尔莫多瓦谈电影，【法】弗雷德里克·斯特劳斯著，傅郁辰 谢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版，定价21.00

王水照记钱钟书先生访美之时的一件趣事：访问团一行参观美国国会图书馆，馆中要员让大家仰羡馆里的藏书库，傲然有得意之色，同行诸公也都啧啧赞叹，独有钱先生默不作声。馆中要员问钱先生觉得如何，钱先生忍俊不禁，对曰：“我也充满惊奇，惊奇世界上有那么多我所不要看的书！”此轶事得自董桥先生的《文字是肉做的》一书，下午刚刚读到。会心莞尔之后，却又多少有些惭愧。书是用来读的，如果仅为收藏之，炫耀之，好像大可不必。更何况，人一生精力有限，日常琐事之外，能于窗明几净心安悠闲之中，静心的通读多少书呢。不说别人了，就是自己，自己的藏书不多吧，少则也有数千册，可是能真正达意会心过的，寥寥而已。有了这个念头，手中拿着董桥先生的《文字是肉做的》，顿时竟然有种莫名的寂寥和幻灭感。

近读法国作家让·马里·古勒莫所著的《图书馆之恋》一书，有了更多的感慨。古勒莫此书本为随笔集结，记录自己从识字阅读伊始，与图书馆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迷离情绪。那种书生意气，对书籍之痴迷，爱恋，是任何爱书之人都能痛切感受的。说是“图书馆之恋”，虽然也讲述了不少图书馆从故如今的发展史，但是我还觉得不如说“书之恋”更为确切。图书馆本为藏书之所，供公共阅读之用。但是现今的图书馆似乎距离阅读这种私己性行为越来越远。古勒莫在书中不时的提起古代的图书馆，颇有怀古讽今之意，总让我们叹惋逝去的美好时光。博尔赫斯曾言，读一本古书最激动人心之处，就是仿佛看到了从成书之日起的全部岁月。而图书馆的存在，似乎正为了传承那一本本褶皱丛生、油渍点点的古旧图书所蕴含的所有记忆。图书馆的每一次焚烧，对人类的记忆的传承都是一次严重的考验。人类历史的猝然中断，记忆的丧失，点点滴滴的搜集和弥补，让残缺的书籍堆满了摇摇欲坠的图书馆。这些残缺的书，就慢慢变成了令人敬畏的圣经，而图书馆则日益成为了人类顶礼膜拜的神殿。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对待图书馆的存在。大剧作家萧伯纳曾在剧中写到过古代有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遭到了大火的威胁。有人惊呼说人类的记忆将遭到毁灭。而凯撒对他说，让它烧吧，那是恶行的记忆。你看，虽然是文学家的戏言，但是这种对待图书馆和书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奥德赛》中曾提到说，神道编织灾难，为的是让后代人不缺乏嗟叹歌吟的题材。似乎对书的神圣性颇有微词，据此推论对图书馆的态度，估计也好不到哪去。

《图书馆之恋》一书中让爱书人读起来似乎并不是那么轻松。读到亚历山大图书馆几次葬身火的焚烧，读到图书馆可能也会死亡，读到图书馆一直想逃离尘世而不可得，与俗世的权力越来越息息相关，总觉得有些沉重。在书中古勒莫提到了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起源：“在用所有能让首都成为已知世界的大都市的建筑物装扮完这座城市之后，希望收集到所有稍微有点名气的书籍，以便把理性和屏障永远地定格在这里。”这种欲将穷尽一切图书的愿望，点明了图书馆与政治权力之间有着撇不开的关系。到了现代，图书馆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供阅读和思想滋生的场所了。想想现金一些大学宣传资料上面，总不乏这样的句子：本大学师资力量雄厚，图书馆收藏图书多少万册，如此等等。每每读到这样的介绍，心里总不是很舒服，图书馆已经成为了权力体制的一部分，而且是诱惑读书人最高明的手段。这种对图书馆的收编算不算是开始堕落的征兆呢？要不然怎么大学中越来越多类似这样的名言：图书馆，一个滋生廉价爱情的场所！

读古勒莫的《图书馆之恋》最好玩的地方还是古勒莫在开篇之前的感谢词：谨以此书献给很多书与人，最妙的是要“献给那些我要携往天堂的书”，以及“献给所有的女士和男士”。古勒莫此举倒是让我想到了钱钟书先生的妙语。钱先生说献书，名说交付出去，其实只仿佛魔术家玩的飞刀，放手而并没有脱手，“随便你怎样把作品奉献给人，作品总是作者自己的”，随便一本书，“还不值得这样精巧的不老实”。我倒是很想建议古勒莫能听听钱钟书老先生的话，不过估计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思郁

2007-11-3书

奥威尔曾经自称是一个政治作家，然后我们就断章取义的理解为奥威尔的写作就是一种为政治的写作。事实上当《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仅仅被看作反对极权主义的小册子而大肆畅销的时候，人们对他的这种误读已经根深蒂固了。我们承认以上两部作品的优秀不是基于它文学方面的特质，而是为它社会学般的想象力以及预言的准确性所倾倒。我们记住了奥威尔，是因为他有《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我们遗忘了布莱尔（奥威尔的本名），就如同遗忘了《巴黎伦敦落魄记》和《向加泰隆尼亚致敬》。在“政治”与“作家”之间，我们眼中只看到了政治上激进的一面。

也许我们该把奥威尔的原话抄录在此，“我是一个政治作家——对政治和作家这两个词是同样着重的”。如何重新定义“政治作家”呢？奥威尔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中说他一生中要做的事情就是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我所以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一个谎言要揭露，我有一个事实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我最关心的事就是要有一个让大家来听我说话的机会。但是如果这不能同时也成为一次审美的活动，我是不会写一本书的，甚至不会写一篇杂志长文”。通常而言，作家的思想与写作都无法脱离时代，他们都是以思考自己那混乱的时代所处的具体情况来开始他们的思考与写作的。对于奥威尔来说，一种对极权主义的邪恶的强烈体验会促使他思考所具有的具体含义，然后用一种文学形式巧妙的书写出来，这就是他的政治写作。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一书中，虽然所选编的文字均为散文性质，但是文章的编排上恰好巧妙契合了奥威尔政治作家的身份。从《如此快乐的童年》这篇早年的具有自传性质的早年回忆性文章到《<动物农庄>乌克兰文版序》主要侧重了政治性的书写；后半部分从《为小说辩护开始》到《手稿笔记摘录》则主要侧重了对写作本身的倾注。这是个有些奇特的编排，至少从阅读经验上能强烈的感觉到其中荒诞的分裂。事实上，当我还沉浸在奥威尔遭受侮辱和损害、歧视与白眼的悲惨童年经历中的时候，当我还没有从西班牙内战中的惨烈硝烟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当我还在为奥威尔在巴黎伦敦落魄的经历唏嘘不已的时候，当我还在为那些围观者无动于衷的观看绞杀犯人感到悲哀的时候，我实在无法从这些震惊体验中马上过渡到接下来的谈论书店和书、文学与写作、政治与英语这些具有形而上意味的话题。这种对比无疑是一种辛辣而直接的讽喻：作为政治的话题太沉重了，而作为写作本身的话题又显得太轻逸了。明明是无法糅合的两种极端的经验，但是在奥威尔身上却能奇特而微妙的融为一体！

桑塔格曾经评论法国作家加缪说他虽然是一个出色的作家但最终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这句话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送给奥威尔：他虽然不是一个出色的作家，但却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不出色，也许因为人们只能记住他的两部意识形态味儿极浓的反极权主义作品，而他的一生中还有大量作品默默无闻，据说这是因为他的作品缺乏诗意。说他伟大，是因为他的作品全部来自自我的亲身体验，他甚至傲慢的宣称，他这样的人比所谓的专家更能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这不是因为有什么能力能够预见具体事件，而是有能力了解我们所生活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事实上，他有资格用这样傲慢的口气说话。作为一个普通中产阶级家庭出生的孩子，虽然自小接受的贵族式教育，但是在所谓的贵族中学度过了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没有丝毫快乐可言的童年后，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去缅甸参加了印度帝国警察部队。服役五年后，回到英国伦敦做了一个勉强糊口的作家，为了生存有时候接连几个月都生活在穷人和犯罪分子中间，跟他们住在贫民窟一样的地方。一九三六年，奥威尔与新婚妻子一同又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后在战争中不幸负伤，因此他有幸逃过了一九三七年的西班牙***的大清洗。就是这段经历促使他思考极权主义，成为了他写作《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的原初经验。奥威尔的这些经历，能让任何一个在窗明几净的书斋中写作的作家感到羞愧。当他们宣称奥威尔的作品因为缺乏诗意无法成为一个出色的作家的时候，也许根本没有意识到，真实的生活中，那些最为底层的、像蚊子一样活生生的人类，他们的生活根本不可能有丝毫诗意可言。当艾略特拒绝出版《巴黎伦敦落魄记》的时候，也许想到的是维护文学的高贵血统：文学是高贵的，他的最直接的高贵之处就是反映在生活的美好上，如果摒弃生活的美好之处，落笔到那些最肮脏的地方、最低贱的生命上，我们岂不是浪费自己的同样高贵的血统和身份？但是对生活本身的沉重视而不见，用文学的轻盈的书写消解生活的沉重，营造出的诗意就是伟大的作品么？当奥威尔自愿放弃中产阶级的生活，去向巴黎和伦敦那些最肮脏和漆黑的街道走去的时候，当奥威尔自愿过一种食不裹腹、时刻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生活的时候，这种底层体验岂是艾略特那样的作家可以比拟的么？但是，对于奥威尔而言，只有过这样的生活，才让他认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人每天都工作到深夜仅仅是想填饱肚子而已。那些在巴黎餐馆刷盘子的经历，不但是一种真实的记录，同时也是一种揭露，那种金碧辉煌背后的肮脏与屈辱，那种华丽布景掩盖之下的卑贱与脆弱，还有那种人类在困顿之下的挣扎与冷漠。

《巴黎伦敦落魄记》据说是奥威尔最为“非政治性”的作品。但是正如奥威尔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中所言，主张文学脱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作为一个“政治作家”，奥威尔已经用他的一生的经历表明了他的政治态度。

思郁

2007-8-5书

书名：我为什么要写作

作者：【英】乔治·奥威尔

译者：董乐山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

定价：18.00元

那个时候杜拉斯已经快七十岁了，她收到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写的很简单：我想在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上午九时与你做爱。她想这肯定是个疯子，后来就把这件事给忘记了。可是，一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时，有人来敲门了。杜拉斯：是谁？来人说：是我，我给你写过信。杜拉斯：你这是开玩笑？来人说：你不愿意？杜拉斯：那，我可不愿意。然后敲门的人就没再说什么，对着大门躺在了地上。上午，下午都没有动，直到傍晚，悄无声息的离开，没有说再见。接近七十岁的杜拉斯有多迷人？你自己瞧吧。

也许不仅仅是七十岁的杜拉斯迷人，是杜拉斯的文字迷人。通过文字建立的印象中一多半都是读者想象中的建构。作为作者来说，在书写的时候也总喜欢掩饰自己内心的阴暗面，袒露出自己的光彩。所以读文字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书写者可能同样的窘迫、衰老、易怒和无力。但是读杜拉斯的时候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你总觉得她的文字是通透而晶莹的，所描述的正是她自己，这样的文字总是让人看着舒服、温暖，所以无论文字还是人都会因此散发出迷人的光彩。我喜欢亲近这样的一个杜拉斯，坦白甚至有些肆无忌惮，喋喋不休，但是不觉得惹人讨厌，反而总是在机敏的话语中让人莞尔。她所说的话不是深刻的真理，无法用言语拯救世界，读她的文字的感觉就像她姑且这样写写，你姑且这样听听，只要你听着舒心就够了，不用琢磨文字背后有什么发人深省的道理，事实上，她文字的背后还是她自己，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当然了，她的话并非全然不无道理，不过自己总要学会分辨罢了。她坚持说男人大多是同性恋，所有的男人都有可能是同性恋者，只是他们还不知道。她说异性恋是危险的，男人和女人双方不可调和，这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企图。她说知识分子大多是笨拙的情人，胆怯，慌乱，害怕，而且漫不经心。她说在做爱上辉煌华美的作家很难说是大作家，远不如在那方面做的不好而且慌慌张张的作家。她甚至说有才华的人，天才呼唤的都是强奸。这样的言语你只能听听，最多将信将疑，半信半疑就够了，如果还要当作至理名言抄在本儿上，记在心里，然后挂在嘴上，别人多半儿会把你当作疯子。但是读到杜拉斯的这样的文字的时候我们却不会把她当作疯子，只会觉得她更加可爱迷人。

我是在读杜拉斯《物质生活》。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对热罗姆·博儒尔谈话录。大体写于一九八六年秋初到冬末。据杜拉斯说，收录本书的四十八篇文字，几乎每一篇都是对她的朋友热罗姆·博儒尔讲述的，然后整理成文，讨论后，她自己通读一遍，热罗姆·博儒尔再从他那方面读一遍，最后“由我来简化文字，使之轻快，平静”。这些文字长短不一，大都涉及杜拉斯自己的作品，与写作之事相关。读这本书其实和读杜拉斯其他的随笔不无特别的不同，想起她的《写作》和《外面的世界》，如果把这三本书放在一起，除了名字不同外，根本无甚区别。这就是一贯的杜拉斯，始终如一的文字风格，让人一看之下欲罢不能的文字。事实上我也是刚拿到这本书，但是一下午的时光，伴着咖啡和音乐，从书桌上翻到了床上，从床上又翻到了客厅的沙发上，甚至闲庭散步似的在书房翻阅，翻了一遍又一遍。真的，杜拉斯的文字虽然很浅白，但是还是喜欢重读，喜欢阅读她的文字时候的那种放肆，嚣张，轻快的感觉。她的文字无拘束，无规律，流水无形，四散横溢，清澈见底的样子。看这样的文字，想这个文字背后的已经不再年轻的女人，总觉得有些遗憾。想想，如果能和她恰逢一个时代，倒是很愿意做她《情人》中的情人，这样就可以每个秋爽的午后，在窗明几净的寓所中，看她肆意挥洒的写下那些流水一样的文字了。

杜拉斯说她写作并无目的，只是觉得非写不可。她不是有所为写，也不为女人写，她写女人只是为了写她自己，写那个贯穿在多少世纪中的她自己。这个高傲的女人，这个已经不再年轻的女人，这个脸上一直显露着孩子气笑容的女人，这个甚至有些自恋的女人，这个毫无顾忌谈论自己的性生活的女人，这个七十岁还有人要找他做爱的女人，其实是一个最迷人的女人。她写作只是因为本能，一个女人描述自己的本能。她在前言中说，这本书至多代表她在某些时机，某些时日，对于某些事情的想法，所以也代表她的思想。她的意思是说，那种并不深刻和专断的仿佛找到了世界终极真理的思想。她只是想通过写作让别人知道她，看到她的存在而已。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更是一个脆弱的杜拉斯，一个需要别人关注的女人。

杜拉斯在《书》的开头说，书，就是两个相爱的人的故事。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喜欢所以坚信这是杜拉斯在这本书唯一道出的真理。在书中，杜拉斯写到了她的情人，写到了他们的相爱。也只有陷入爱情中的人才能如此这般的比喻书。但是通过读杜拉斯的书我却无可救药的爱上了她，这同样也是两个相爱的人的故事吧。可惜，我们之间远隔时间和空间重迭，注定无处相逢。也许，有一天我会把杜拉斯的书买齐了，几种色调的杜拉斯摆放在书架上，精致而美丽，娇小而迷人，然后我就可以对别人像炫耀自己的情人似的说，你看，我拥有了杜拉斯！

思郁

2007-8-21书

书名：物质生活

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

译者：王道乾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

定价：2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