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从孤独中突围

写作之前先在网上搜索了一下萨冈的作品的中译本，除了《你好，忧愁》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外，其他的作品都很少见。更加意外的是，我手头刚拿到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八月新出的“萨冈作品选”，在网上发现有书友已经开始当作二手书处理了。对比自己刚拿到这套书的那种如获至宝般的惊喜，再看看萨冈作品中文语境下如昙花一现般的冷遇，一瞬间，我竟然有些不知所措。难道萨冈，真的不值得一读么？

如果让我对法国作家做一个简单的划分，我会毫不犹豫的一分为二：政治作家和非政治作家，前者如萨特、加缪等；后者则有普鲁斯特、杜拉斯等。这种划分本来没有任何严格的限定意义，只是为了便于清楚的认识法国知识界，有时候并不准确。以杜拉斯为例，读她的作品的时候你会觉得她是一个非政治作家，但是如果仔细体察杜拉斯的言行，她会是一个鲜明的政治立场的作家。还有就是十八岁一举成名的萨冈，无论是她的作品还是她的生活基本都是非政治性的，但是也并不妨碍她在某个时刻，突然对“介入”政治感兴趣。不要以为萨冈的生活中只有酒、性、豪赌和跑车；不要以为伴随萨冈的总是丑闻、绯闻和车祸；不要以为萨冈除了写作之外对其他东西没有兴趣，萨冈也会谈论到政治。1956年至1958年间的法国几乎陷入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中不可自拔，举国惶惶，人人色变。但是正是这个时候，萨冈开始了她最初的“介入”政治的活动。其实她所谓的介入定位很是简单，就是坦言自己是一个左派：“面对惨案有两种立场”，她说，“有人说，苦难是存在的，但也是不可避免的，对我来说，这种人便是右派。还有人说：苦难是存在的，这是让人难以忍受的。这些人便是左派。因为对我来说，苦难是难以忍受的。”用一种作家浪漫的方式介入政治的，她很容易就把政治简单化。所以面对萨冈用玩弄词汇的方式谈论战争和苦难，我们依然能谅解她的故作姿态。也许，对萨冈，法国大众从来没有苛求过，他们不会把她当作萨特和加缪那样的知识分子来看待，从而让她承担整个法国未来历史的责任，他们只会把她当作一个需要呵护的邻家小妹来关爱有加，或者用法国著名评论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话说，把她当作“一个迷人的小魔鬼”，她所有的言论，无论肤浅与深刻，都能吸引大众的眼球，获得他们的青睐。

法国著名的传记作家阿兰·维尔龚德莱在《萨冈：一个迷人的小魔鬼》中详细的刻画了萨冈最为辉煌时期的孤独、忧伤、颓废然而又如此羞怯迷人的形象。萨冈因为一部《你好，忧愁》一举成名，那是在1954年，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前夕，法国风雨飘摇的时刻，那个时候萨冈十八岁。很难想象十八岁的萨冈面对突如其来的名耀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但是，很显然，她承受住了一切。而这种承受的代价则是使生活陷入了不可遏制的周而复始般的混乱状态。无论人们如何吹捧、鄙视和辱骂，但是不得不承认，《你好，忧愁》出版短短几个月之间，萨冈成为了年轻一代的象征。年轻一代要改变世界，他们厌倦了战争和政治阴谋，他们渴望明确的方向，也渴望感官的愉悦。萨冈的出现，恰时地满足了他们的这种故作深刻的空虚和荒谬。但是很显然，萨冈对此一无所知，或者说故作不知，依然我行我素，她根本不可能对成为年轻一代的偶像而沾沾自喜。对她而言，渴望的是远离人间的喧闹，但是又无法逃离俗世安逸生活的那种矛盾和痛苦。因此之故，萨冈渴望超越时间和空间，所以她终生对速度痴迷不已。成名伊始，就用版税买了一辆喜欢的美洲豹，而后总喜欢在黑夜中隐约驰骋。看她的照片的时候你很难相信画面里的那个神情柔弱、一副天真忧郁模样的人会对驾车和速度如此热衷。萨冈曾经在他的散文集《我最美好的回忆》中特意用一章的篇幅写到汽车和速度：“事实上，汽车，他的汽车，将给予它的驯养者和奴隶一种不合常理的感觉：终于获得自由，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回归最初的孤独，远离一切陌生的目光。无论行人、警察和邻近的汽车司机，还是等待他的女人和不等人的生命，都无法把他赶出他的汽车——他唯一的财产，总之，唯一使他的身体能够每天一小时重新回到天生的孤独状态的东西。”萨冈终其一生还是孤独的，如果不明白那种喧嚣背后的孤独，你又怎么能了解萨冈无时无刻不忧伤的精神特质呢？

幸亏还有写作。但是写作对她能意味着拯救么？但是写作能慰藉她孤独而忧伤的心灵么？萨冈的写作是轻逸的、世俗的、背离苦难和荒诞的，她所描述的世界都是想象出来的世界，与现实世界无关。也许是如此，我们觉得她的作品不值得重视，在中文境遇中甚至沦落到二手书的凄惨命运。但是对于萨冈而言，写作确实是她更为真实的面对生活的方式。我们不能渴求作家用写作拯救世界，我们只能企盼写作能够让作家本人更为真实。萨冈的写作本质上而言是她面对世界言说的方式，唯一不同的是，她用一种忧伤的方式言说，用一种忧郁的眼神言说。忧伤的萨冈才是更为真实的萨冈。萨冈的传奇里，关于她淫逸的天真，关于他负面的丑闻比比皆是，但是只有忧伤的精神特质挥之不去。萨冈的写作是否拯救了她自己我们无法得知，但是，面对萨冈的写作，我们至少该有所敬畏才是。其实在阿兰·维尔龚德莱《萨冈：一个迷人的小魔鬼》中涉及到萨冈的写作部分并不多。成名之后的萨冈，是一个传奇，但是这个传奇最核心的部分不是作家本身的写作，而是作家的生活。这种形而下的关注萨冈的方式无形中让这个传奇愈加扑朔迷离起来。而在我看来，如果说真有一个萨冈的传奇的话，这个传奇的真正主角应该是萨冈的忧伤。

思郁

2007-11-29

萨冈：一个迷人的小魔鬼，【法】阿兰·维尔龚德莱著，段慧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定价14.00元

    从大学期间开始阅读刘小枫，至今算起已经有数年了。印象颇深的是第一次在大学图书馆中翻阅到了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竟然掩饰不住内心的狂喜，兴冲冲的跑回到了宿舍告诉一个和我有着同样阅读兴趣的朋友。而后，这个朋友也迷上了刘小枫，我们一起把图书馆中凡是与刘小枫有关的书籍基本都翻了一遍，《诗化哲学》、《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这些大部头以及像《沉重的肉身》等随笔性质的小品文无论是否能看得懂的我们都借了研读，但是就没有发现《这一代人的怕和爱》。而后的几年，借助于网络的勃兴，终于在网上阅读了这本书的电子本。相对于他的那些比较学术化的文本，阅读《这一代人的怕和爱》这样的学术随笔，简直是一种奢侈的美的享受，而且是享受智慧的美餐。不过还是很可惜，三联版的《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已经卖断很久了，刘小枫虽然随后修订出版了他的许多大部头著作，但是迟迟未见这本小书露面。据刘小枫自己曾坦言从不自恋自己的文字，所以扔了很多早期觉得稚嫩的文章，不知道是否这个原因一直没有修订出版这本小书。直到了2007年年初，这本在我以往阅读生涯占据重要地位的小书终于被华夏出版社重新出了增订本。 　　
　　但是往昔的阅读激情已然不再了。不知为何看着手中已经变厚了的增订本，心中有些寞然的怅意。我为什么单单难忘那个三联版的小册子样儿的《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难道增订本的《这一代人的怕和爱》相对以前的那个寒酸的版本不是更加厚重，更具有新增的问题意识么？也许简单的看就是这样。但是，和以前的那个版本比，失去的却是我已经在内心形成的难以言语的阅读激情，还有爱。刘小枫曾经在书中细述他们那一代人的“怕”和“爱”，“我所说的那种怕与任何形式的畏惧和怯懦都不相干，而是与羞涩和虔敬有关”，而爱呢？“与此相关，我们可以领会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意义，他的启示在于，爱的实现是与受苦和牺牲联系在一起的，这是爱在此地此世的必然遭际”。只有如此理解“怕”和“爱”你才能知道他具体想表达什么，他想表达的恰恰是，这种具有宗教精神的“怕”和“爱”正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所缺乏的，也是我们这个一向“没有习惯向苦难下跪的民族”所缺乏的最重要的精神质素。只有从这个角度理解《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你才能在其中阅读到许多令我们耳目一新的东西。我想我明白了为什么我现在看到这个加入了许多许多新作的增订本时候有些失望的感觉了，因为看到它的新貌无法让我回到当初的阅读语境，也无法让我感受到源初阅读时候心中产生的那种悲悯和向苦难充满敬意的情怀。“怕”和“爱”是我当初阅读时候最强烈的感情，但是现在我已然从“信”走向了“不信”，从崇敬走向了怀疑，从热切走向了冷静，甚至从虔敬走向了质疑。这种数年间心态的百感交集让我现在的阅读也处于了一种情感缺失的状态。找回失落的阅读激情是我阅读这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的时候最强烈的感受。 
　　重温那些再熟悉不过的篇章，更加坚信了我的判断，对新增的那些文字依然充满了陌生感。陌生感不是说我对那些新增的文字陌生，恰恰相反，那些新增的文字我大都阅读过，但是当这些文字被收录到新版的《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中的时候，那些原本熟悉的文字霎时间变得陌生了。陌生不是因为文字，而是因为对已经寄托了情感和灵魂的源初版本的热爱，因此之故，对所谓增订本有一种自然的排斥和质疑。翻阅这本面貌焕然一新的书，新增订的文字大都来源于刘小枫先生近些年给他主编“经典与解释”丛书中的选本所著的序言之类的文字。那些文字因为预先有了书写评论的对象，而且对象多为西方大哲，所以文体的选择上显得理性和严肃的多，那种直显心性的如《记恋冬妮娅》一类文体书写再也看不到了。这也是我与这些新增的文字一直感觉到存在隔阂的原因。 　
　　以前我曾经写过一篇评论张旭东先生的文章《跨文体书写的困境》，大意是说对于习惯一种文体书写的人很难尝试用新的文体写作，他们经过长期训练的学术思维已经有了一定的惯性，这种思维的惯性致使他们书写的时候转换文体有一定的困难。当然，这种规律并不是绝对，刘小枫就是一个例外。熟悉刘小枫的学术历程的人大都熟悉他近些年在学术领域不断的周期性“跳槽”，大学学习美学，后转为哲学，其后转为神学，又转为国学，最终转为现在的社会学理论和政治哲学。尽管我们无法一次次快速适应越来越陌生的刘小枫，但是他让我依然充满敬意的是，他的每一次转行都会有一本带给我们惊喜的新作问世。这种在不同的领域中往返不断学术经历才是他文本书写时一再变幻的原因。在编选自己的一本选集的时候，刘小枫解释了自己近些年“学述文风变化颇大”的原因：“一，有意走出既定文化制度的文体；二，摸索切合自己关心的各种思想学术论题的不同文体”，并最终强调，“只是要区分单纯个体信念式的文体和切合文化理论品质的文体，并在这两种不同的言路中前行”。对照旧版的《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和现在的增订本，之间最大的不同也许就是前者是单纯的个体信念式的文体书写，而后者已经泯灭了两种文体书写之间的界限。当这种本来相对清晰的文本书写日渐模糊时，原来在书写中清晰坚定的刘小枫的面容也逐渐淡化了。这种隐微细小的变化正契合了他在前言中感慨所谓的“我们这一代，早就消散了——也该消散了”。 
　　时代进步，感觉进步，学术进步，而我的记忆却停留在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个子高大，一副深度眼镜架在脸上，身上透着一股乡土的书卷气，灿烂中略带诡秘的笑”的刘小枫身上。不过那个刘小枫已经渐行渐远了，留给我们的是让我们日益捉摸不透的刘小枫。 　
　　思郁 　
　　2007-3-13

1952年8月法国著名的《现代》杂志第82期上发表了阿尔贝·加缪和让-保罗·萨特之间交流的信件以及文章，随后立即演变成了一场著名的争论。无疑，作为外人看来一向是同道中人的加缪和萨特在哲学形而上学的立场上是相近的，他们都相信上帝已经死亡，时间万物需要重新被赋予意义，但是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以及通过这些具体的问题引发的对世界真实的认识上，却表达出了两种完全不同认识方式。如果非要举出一个具体问题的典型例子的话，无疑就是：对于20世纪中叶的众多法国知识分子而言，对苏联和共产主义应当采取何种态度？当时两人虽然都承认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中均存在着罪恶，但加缪希望揭露两大阵营各自的罪恶，而萨特却认为，在不否认东方阵营的现实情况下，只揭露西方阵营的罪恶。争论由此而生，而后的结果也是众所周知，两人不欢而散，从此分道扬镳。萨特这位法国最大牌的明星式的知识分子继续对共产主义和苏联大唱赞歌，而加缪在随后的阿尔及利亚战争问题上保持了沉默。开口和沉默，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两种不同气质的知识分子跃然纸上，孰优孰劣，谁是谁非，哪种是“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哪种是“负责任”的知识分子，我相信只要你读过托尼·朱特的《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一书的话，内心中自然会作出自己理性的评判。

托尼·朱特教授在《责任的重负》一书中主要提到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中期，在此期间，“三种形式的集体和个人的不负责任互相重叠、交叉，塑造和损毁着法国的公共生活”：首先是政治上的不负责任，即从***人到君主主义者代表的所有党派都显得极度的无知，仅仅知道代表险隘的各自党派利益；其次是道德上的不负责任，这点尤其体现在30年代的反法西斯主义上，大批知识分子放弃了自己基本的道德操守，向纳粹投怀送抱；但是如果说以上两种不负责任还仅仅体现在20世纪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中，“一种独特的知识分子式的不负责任充溢着我所考察的整个时期”，“这种不负责任与其说和知识分子所作的公开选择，或基于选择而陷入的道德混乱有关，不如说与‘知识分子’这一行本身从事的工作——学者、作家、小说家、新闻记者等等选择思考、选择设法去理解的东西——有关”。

我们看待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时候，总是把“理性”、“自制”、“无畏”、“具有批判精神”、“追求正义和真理”等类似有些空洞的标签一股脑的贴到上面，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一向只有赞扬和追捧，从没有想过对类似的堆积到知识分子身上的符号进行过反思。如果首先不对“知识分子”本身进行反思和批判，我想很难让人信服知识分子所宣扬的东西能代表人类美好良善以及进步的方面。托尼·朱特教授就对此提出了自己反思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很好的思路。在中国学界声誉渐盛，风头直盖数年前的萨特的另一位法国人雷蒙·阿隆对法国知识分子的特性分析的十分透彻：容易醉心于思想观念，对政治制度却漠不关心；热衷于毫不留情地批评政客们的私生活，却拒斥在政治方面进行理性的思考。阿隆甚至一针见血的指出：法国人是口头上的革命派，行动上的保守派。法国的知识分子热切的喜爱革命，拥抱革命，“乃是因为他们沉迷于这样的幻想：延长或再现往昔（法国大革命）的荣耀”。法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文人涉政”特性，虽然为“政治介入”提供了有力的条件，但同时也隐藏着重大的危机。他们幻想革命，但是革命到来了，却害怕了，退缩了：鲁迅先生的话看来仍然是对的。托尼·朱特教授在把加缪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保持沉默作为个案分析后，指出加缪“最厌恶巴黎知识分子的地方之一，是他们自信可以对一切事情发表看法，而一切事情也都可以缩减为他们想说的那些东西”，但是在加缪看来，“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在于采取一个立场，而在于在不存在立场的地方拒绝采取立场”。如果知识分子能对任何问题都能发表头头是道的言论，他们该是无所不知的上帝了。对不可知者保持沉默，对无法抉择者不急于作出选择，在加缪看来就是一种“责任”。

在《责任重负》一书中，如书名所显示，托尼·朱特选取了法国知识分子中他认为三个负责任的代表，除了加缪这个“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外，还有莱昂·布鲁姆这样“被遗弃的先知”和雷蒙·阿隆这样“局外的当局者”。当然，虽然书中没有强调那些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但是以提倡“政治介入”闻名的这个当年法国知识分子圈中的灵魂人物萨特无疑是最为突出的代表，或者说是本书的假想敌。在我看来，萨特虽然持着“政治介入”的理论受到了托尼·朱特的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介入”没有任何的意义。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扑朔迷离。知识分子该不该介入政治？如果应该介入政治，以何种方式介入政治最为合适？知识分子和政治之间的距离该如何区分？这些其实都是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以《责任的重负》中的三个正面形象为例。布鲁姆是直接参政，甚至在第三共和国晚期担任过法国的总理，但是他仍能在肮脏的政治漩涡中保持自身的清明，可谓令人钦佩；加缪是以作家的身份登上法国历史舞台的，后因投身新闻业才参与到政治，所以加缪是以议政的方式在外围和政治发生关系，因此更多的显露出道德的色彩，文学家的激情，以及理想主义三者之间的平衡状态；而对于阿隆而言，他是天生为政治而生的人，是唯一一个能真正的做到深入政治局中，同时又能做一个理性而自制的政治的“局外人”，用本书的中文译者章乐天先生的话说就是，“他能够同时站在‘局外人’和‘当局者’两种立场上看待现实问题，把理性的清醒与现实主义的认知结合起来，使得身为右翼的阿隆身上最少党派之气，也最能不受左右二分的格局的约束”。

托尼·朱特教授在《责任的重负》中用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雷蒙·阿隆作为负责任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提供了三种不同的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方式，为我们的选择提供了审慎的参照。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是否还有其他的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文人涉政”的过程当中知道肩上“责任的重负”，从而学会理性的抉择。

思郁

2007-10-20书

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美】托尼·朱特，章乐天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10月第一版，25.00元

明时有个张宗子，在现代名头很响，比现在深居纽约的张宗子名气大多了。明时的张宗子出身官宦世家，自幼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贵公子生活。据他的自述，当初贵公子的生活还挺丰富，说什么“极爱繁花，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枯虐，书蠹诗魔”。好家伙，我差点被他“好”晕了。别急，还有呢，他一生还著作等身，涉及经学、史学、哲学、文学等等，对收藏也颇有研究。明时的张宗子比现在的张宗子名气大，是因为他客串一把文学家的时候偶尔书就的一些尺牍小品在现代很畅销。玩票都能玩出这么大的名头，如果是活在现世，都能让现代挂着职业作家和散文家头衔的人羞臊的无地自容。不说明时的那个张宗子了，再说下去连我自己都觉得没面子。今天主要说的是生在河南，现居纽约的张宗子。我羡慕明时的那个张宗子，但是更亲近现代的张宗子。明时的张宗子，有些爱好现在已经不流行了，再说也学不来；还是现代的张宗子比较适合效仿。明时的张宗子以尺牍小品传之于后世；现代的张宗子散文小品写的也不赖。赵毅衡先生曾评价现代的张宗子，说他“气质雍容闲雅，冲淡飘逸，直追他的四百年前的同名人张岱张宗子”，看来此张宗子的文字功底也不容小觑。近期书坊中有现代的张宗子的新书三种，分别为：三联出版社九月份出版的《书时光》、新星出版社十月份出版的《空杯》和刚拿到手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十一月份出版的《开花般的瞻望》。以如此密集的速度出版同一个人的书，近年来颇为少见，以此也可见张宗子的确有不凡之处。不过用这种方式出书，也容易让人怀疑书中的含金量是否和出版的速度成正比。根据我粗疏的观感，三本书中，《书时光》最为让人喜而惊艳；《空杯》虽然也不乏可读的篇章，但已经逊色多了；《开花般的瞻望》已经有些淡淡的倦意，开始审美疲劳了。不过，读这三本书还是有一个颇为惊喜的发现，无论三本书中内容如何，三本书的序文都写的十分漂亮，文字清淡雅致，立论也颇为高远，纵横捭阖，古今中外的名家，都能点评到位，精到。他用“汪洋恣肆”形容最为推崇的庄子，令我印象深刻，借花献佛，这三篇序文也同样能说“汪洋恣肆”。如果说三本书中除了序文之外，还有哪些能够符合这个文章的特点的，估计《书时光》比较接近，《开花般的瞻望》已经彻底远离了。实话说，《开花般的瞻望》中虽然篇幅中最容易接近明清小品的特点，比如篇幅短小，内容杂乱，形式丰富多样，但是挥就书写之间已经难见大家气象，几近于家长里短的琐碎闲话了。张宗子在《开花般的瞻望》的序文中说：“人类的一切文字，无论诗文还是小说戏剧，尽管风格多样，长短不齐，高下有分，深浅有别，根本的一点，在必须具有高贵的气质。”还说，“没有胸襟和气度的文字是不可能高贵的，没有宽厚的和慈悲情怀的文字是不可能高贵的，没有道德的底线和浊世中必要的清高的文字是不可能高贵的，同理，一切存心献媚、讨好、虚假伪饰、别有用心的文字都是不可能是高贵的”。说的真是精彩极了！不过可惜的是，他在《开花般的瞻望》一书中收录的长短书似的文字距离这种高贵的文字还很远。他说想在纷杂的形式后面，希望展示的“即是丰富，也是单纯”，这个愿望恐怕也落空了。不过张宗子还是有很多值得我去推荐和阅读的地方。比如他说写文章没有章法就是最好的章法。比如他对传统的认识，古今中外无不可以成为我们写作的传统。鲁迅，何其芳，庄子，列子，王嘉，唐人传奇，是传统；卡夫卡，里尔克，哥德，普鲁斯特，也同样是我们的传统。传统不是羁绊，不是束缚，不是压力，不是焦虑，不是逼迫，不是局限，不是负担，“传统是无限的自由”！凭这一点，现代的张宗子就比明时的张宗子“好美婢，好娈童”的境界高远多了。

思郁2007-12-18

 《书时光》，张宗子著，三联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定价：18.00元《空杯》，张宗子著，新星出版社2007年10月第一版，定价23.50元《开花般的瞻望》，张宗子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定价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