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4-04
黄子平出版的书书名定为《害怕写作》,翻阅其中却发现了一篇文章的名字叫做《喜欢阅读》,真是相映成趣。在喜欢与害怕之间,我偷窥到了作者夹杂在阅 读和写作之间无以言语的苦楚。喜欢阅读倒是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说害怕写作呢?难道是要延续中国自孔子起的述而不作的传统么?好像不是这么简单就容易猜透 的,携着满腹的疑窦,我开始迷失在沉重的阅读旅程当中……

  阅读与写作通常构成了一位学者学问生涯中无可替代的两极,衔接它们的是思考。阅读、思考、写作本来是一气呵成,顺理成章的事情。但 是在作者的学问生涯中,作为结果或者说成果的最后集大成阶段——写作阶段,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一个“害怕”二字旁人可以说看出了作者某种意义上的调侃意 味,但是我却看出了作者在面对写作时犹豫不决的心态。这种“害怕”不是因为自己学识、学养的不足,更不是自己阅读的迷失和思考的困顿,而是出于一种对写作 完成之后抛向公共领域不确定的恐惧。比如,它出版后会有什么意义,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的受众将会是什么样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的不确定。其实,在阅 读、思考和写作过程当中,那个阶段的作品还是私人性质意义上的影响,所以作为写作者是可以掌控的,而一旦写作完成并发表出版的话,就意味着由私人领域进入 了公共讨论的领域,它参与其中使性质大变。最可怕的就是流通到公共领域的这个阶段,写作的性质已经面目全非,由写作到讨论,归根结底是一种权力之争,而这 种权力之争最终无法由写作者控制。这时候的写作就是一种失控的写作,它的意义和影响无从得知,写作者也只有听天由命的份儿。

  这样说好像有些危言耸听的宿命论的味道。但是不得不承认,进入公共领域的写作,确实由一支看不见的手掌控。它纳入何种话语讨论,参 与何种意识形态的建构以及公众会对此作出何等千奇百怪的解释,无论作者、公众还是写作完成的文本都无从得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黄子平老老实实地说“害怕 写作”比那些对此问题视而不见的学者都要值得我的尊敬。毕竟这是一个基本存在的事实,也是写作者无时无刻都要面对的问题。借用一句经典语录,提出问题永远 都比解决问题重要的多。“害怕写作”是一种审慎的写作态度,也是一种对文本和公众负责的态度。“害怕写作”不是放弃写作,恰恰相反,正如黄子平书中所言, 害怕和喜欢是需要一起论说的。因为害怕所以喜欢,也因为喜欢所以害怕。害怕写作是对公众而言,喜欢写作是对文本而言,两者并不矛盾。

  事实上,对已经完成的写作而言,写作者都有一种期待的心理作祟,但是这种期待并不坦然反而有些忐忑不安。完成的写作,即是一个自足 的文本。文本进入公共领域参与一种话语权力的建构或者争夺。这个时候自足的文本变成了一个开放的文本,吸纳、遗弃、丰满、接近完美就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文 本,承载了话语权力场域搏斗痕迹的文本。这样的文本不是由原来的写作者完成的,而是由公众重新书就的面目全非的文本。单纯的写作和话语权力之间注定要有一 场生死搏斗,而结果注定是写作臣服于权力话语。这种无奈的惨淡结局是写作者的宿命,福柯关于权力无处不在的论述在写作与话语权力之争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黄子平在《害怕写作》中已经为写作臣服于权力的论题提供了更切实际的论据。尽管那些论述颇有调侃的意味,但是那种所谓的“我一不晕车 二不晕船三不晕飞机,就是晕表格”的描述恰恰是当代学院派学人面临的真实尴尬境域。记得和作者同在香港教书的甘阳在一篇访谈中也曾有此抱怨,说现在大学中 学者的评价标准并不是看你的研究成果而是看是否你能找来钱拉来关系,能承担国家级项目资金的人才是好学者,这样一来真正做出的学问倒是没有人注意了。这是 中国高等教育根深蒂固的弊病,也是写作臣服权力的最好的证明,不过这种权力已经不单单是话语权力了,而是现实中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和自己的实际利益相关的 权力。学问沦为了权力争夺的工具,阅读的意义在哪里,思考的意义在哪里,最重要的写作的目的在哪里,这些问题解答不出,也就难怪说喜欢阅读的人都开始害怕 写作了呢。

  


2008-01-16

奥威尔曾经自称是一个政治作家,然后我们就断章取义的理解为奥威尔的写作就是一种为政治的写作。事实上当《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仅仅被看作反对极权主义的小册子而大肆畅销的时候,人们对他的这种误读已经根深蒂固了。我们承认以上两部作品的优秀不是基于它文学方面的特质,而是为它社会学般的想象力以及预言的准确性所倾倒。我们记住了奥威尔,是因为他有《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我们遗忘了布莱尔(奥威尔的本名),就如同遗忘了《巴黎伦敦落魄记》和《向加泰隆尼亚致敬》。在“政治”与“作家”之间,我们眼中只看到了政治上激进的一面。

也许我们该把奥威尔的原话抄录在此,“我是一个政治作家——对政治和作家这两个词是同样着重的”。如何重新定义“政治作家”呢?奥威尔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中说他一生中要做的事情就是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我所以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一个谎言要揭露,我有一个事实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我最关心的事就是要有一个让大家来听我说话的机会。但是如果这不能同时也成为一次审美的活动,我是不会写一本书的,甚至不会写一篇杂志长文”。通常而言,作家的思想与写作都无法脱离时代,他们都是以思考自己那混乱的时代所处的具体情况来开始他们的思考与写作的。对于奥威尔来说,一种对极权主义的邪恶的强烈体验会促使他思考所具有的具体含义,然后用一种文学形式巧妙的书写出来,这就是他的政治写作。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一书中,虽然所选编的文字均为散文性质,但是文章的编排上恰好巧妙契合了奥威尔政治作家的身份。从《如此快乐的童年》这篇早年的具有自传性质的早年回忆性文章到《<动物农庄>乌克兰文版序》主要侧重了政治性的书写;后半部分从《为小说辩护开始》到《手稿笔记摘录》则主要侧重了对写作本身的倾注。这是个有些奇特的编排,至少从阅读经验上能强烈的感觉到其中荒诞的分裂。事实上,当我还沉浸在奥威尔遭受侮辱和损害、歧视与白眼的悲惨童年经历中的时候,当我还没有从西班牙内战中的惨烈硝烟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当我还在为奥威尔在巴黎伦敦落魄的经历唏嘘不已的时候,当我还在为那些围观者无动于衷的观看绞杀犯人感到悲哀的时候,我实在无法从这些震惊体验中马上过渡到接下来的谈论书店和书、文学与写作、政治与英语这些具有形而上意味的话题。这种对比无疑是一种辛辣而直接的讽喻:作为政治的话题太沉重了,而作为写作本身的话题又显得太轻逸了。明明是无法糅合的两种极端的经验,但是在奥威尔身上却能奇特而微妙的融为一体!

桑塔格曾经评论法国作家加缪说他虽然是一个出色的作家但最终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这句话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送给奥威尔:他虽然不是一个出色的作家,但却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不出色,也许因为人们只能记住他的两部意识形态味儿极浓的反极权主义作品,而他的一生中还有大量作品默默无闻,据说这是因为他的作品缺乏诗意。说他伟大,是因为他的作品全部来自自我的亲身体验,他甚至傲慢的宣称,他这样的人比所谓的专家更能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这不是因为有什么能力能够预见具体事件,而是有能力了解我们所生活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事实上,他有资格用这样傲慢的口气说话。作为一个普通中产阶级家庭出生的孩子,虽然自小接受的贵族式教育,但是在所谓的贵族中学度过了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没有丝毫快乐可言的童年后,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去缅甸参加了印度帝国警察部队。服役五年后,回到英国伦敦做了一个勉强糊口的作家,为了生存有时候接连几个月都生活在穷人和犯罪分子中间,跟他们住在贫民窟一样的地方。一九三六年,奥威尔与新婚妻子一同又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后在战争中不幸负伤,因此他有幸逃过了一九三七年的西班牙***的大清洗。就是这段经历促使他思考极权主义,成为了他写作《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的原初经验。奥威尔的这些经历,能让任何一个在窗明几净的书斋中写作的作家感到羞愧。当他们宣称奥威尔的作品因为缺乏诗意无法成为一个出色的作家的时候,也许根本没有意识到,真实的生活中,那些最为底层的、像蚊子一样活生生的人类,他们的生活根本不可能有丝毫诗意可言。当艾略特拒绝出版《巴黎伦敦落魄记》的时候,也许想到的是维护文学的高贵血统:文学是高贵的,他的最直接的高贵之处就是反映在生活的美好上,如果摒弃生活的美好之处,落笔到那些最肮脏的地方、最低贱的生命上,我们岂不是浪费自己的同样高贵的血统和身份?但是对生活本身的沉重视而不见,用文学的轻盈的书写消解生活的沉重,营造出的诗意就是伟大的作品么?当奥威尔自愿放弃中产阶级的生活,去向巴黎和伦敦那些最肮脏和漆黑的街道走去的时候,当奥威尔自愿过一种食不裹腹、时刻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生活的时候,这种底层体验岂是艾略特那样的作家可以比拟的么?但是,对于奥威尔而言,只有过这样的生活,才让他认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人每天都工作到深夜仅仅是想填饱肚子而已。那些在巴黎餐馆刷盘子的经历,不但是一种真实的记录,同时也是一种揭露,那种金碧辉煌背后的肮脏与屈辱,那种华丽布景掩盖之下的卑贱与脆弱,还有那种人类在困顿之下的挣扎与冷漠。

《巴黎伦敦落魄记》据说是奥威尔最为“非政治性”的作品。但是正如奥威尔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中所言,主张文学脱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作为一个“政治作家”,奥威尔已经用他的一生的经历表明了他的政治态度。

思郁

2007-8-5

 

书名:我为什么要写作

作者:【英】乔治·奥威尔

译者:董乐山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6月第一版

定价: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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