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可以达成共识，同时代时期相决裂的“后现代”术语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汤因比意义上的“后现代”时期用来描述西方历史从1875年之后的的第四个阶段（此前的三个阶段分别是：黑暗时代、中世纪、现代时期）。按照这种说法，西方文明从大约1875年起就已经进入了“后现代时期”，这是一个剧烈变动的年代，充满了战争、社会骚乱和革命，与现时代形成了断裂。此前的“现代时期”是一个以社会稳定、理性主义和进步为特征的资产阶级时代；而与此相对照，后现代是一个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之崩溃为特征的动乱时代。
当然，我们现在通常意义上所谈到的“后现代”并不完全指涉汤因比意义上的“后现代时期”，而是指的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肇始于法国学术思想界，后来蔓延到美国乃至全世界的一场全方位的颠覆传统的运动。根据学者的考证，法国的后现代理论运动的直接诱因乃是1968年的学生骚乱事件所引发的强烈的决裂感。在那场骚乱事件中，学生和工人的反叛使整个国家陷入了瘫痪，似乎法国革命的传统又被复活了一样。尽管当时的政治希望旋即被破灭了，但当时那种天启式的冲动却转化成了宣扬历史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断裂，新时代已经来临的后现代理论。之所以着重强调这场政治运动，我是想说明，后现代理论伊始就和政治运动密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现代理论的核心不仅仅是一场哲学运动，更重要的还是一场政治运动。但是后现代理论自从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后，后现代的政治性根源被自由主义的外衣包装了起来，后现代理论更多地代表了政治以外的领域，文学、建筑、绘画、哲学等等，以至于二三十年后，当后现代的理论家们如美国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在《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一书中总结这场对我们的生活和世界造成天翻地覆的运动的时候，干脆断言：后现代理论中，后现代政治是最为薄弱的一环。他们在书中提到了后现代的理论鼻祖尼采，提到了海德格尔，提到了乔治·巴塔耶、米歇尔·福柯和雅克·拉康，却从来没有提到过亚历山大·科耶夫，这位二十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被莎蒂亚·德鲁里誉为是“后现代的政治根源”的魅力型人物。
亚历山大·科耶夫，一位俄国的流亡者，巴黎高等实践研究院的教师，二战后任职于法国经济部。如果单纯地看这样的介绍，你无法想象这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秘人物。但是如果你知道他于1933年到1939年在巴黎讲授黑格尔现象学期间，课堂上经常出现的一些熟悉的学生面孔的时候，自然会对他刮目相看，这些学生包括：雷蒙·葛诺、乔治·巴塔耶、莫里斯·梅洛-庞蒂、安德烈·布勒东、雅克·拉康、雷蒙·阿隆，如果这些学生的标准稍微放开些，还应包括让-保尔·萨特、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现在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这种风云际会的场面了，而他们聚会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倾听同一个人的声音。正如德鲁里在《亚历山大·科耶夫：后现代政治的根源》的一书的序言中所言：关于他（科耶夫）的智识的深远影响，我们的了解仍然停留于表面。
在德鲁里的认识中，科耶夫是“理解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的清醒的关键人物”：一方面科耶夫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乐观主义者”，拥护以理性、效率、公平和繁荣为主的现代性事业；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后现代虚无主义者。德鲁里说，这本书就是讲述科耶夫的这种转变，如何从一个现代性的拥护者走向了后现代的虚无。但是，通读全书后我才发现，其实科耶夫身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转变，自始至终，科耶夫就是这个矛盾的个体：一方面拥抱现代性带来的一切，一方面又用后现代的虚无政治影响着他的那些在后现代运动中大放异彩声名远播的学生。在我看来，科耶夫本身就是后现代政治的典型困境的最好体现。后现代主义的感召力在于其解放的冲击力，在一个以冰冷的理性、计算化的、对人高度控制为主的现代化世界中，这种后现代的解放冲击力无疑十分具有吸引力。后现代主义的目标是“解构”权力的理性主义统治、揭露谎言并把我们从它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然而不幸的是，后现代主义既不相信真理，也不相信获得解放的可能性。它认为，唯一显现的真理就是：不存在任何独立于权力、团体及其观念、利益和认同之外的真理。个人都被证明是理性想象出来的虚构物，随之带来的结果是产生出了一种“认同政治”，它让个人陷入一个他们无法逃脱的文化的、历史的和语言的网络。所以在后现代的语境下，才会有如此多的后现代理论家们钟情于政治以外的东西，偏偏对政治本身视而不见。道格拉斯·凯尔纳甚至评价后现代的理论家们对政治的态度：“这些人仅凭十个手指在键盘上一顿狂敲乱击就将工人阶级给放逐了”，“后现代理论家们倾向于用标语和口号来取代具体的分析和政治方案”，“没有那位后现代理论家对他们所描绘的日渐恶化的当代状况做出过恰当的政治反应”，“事实上，极端后现代理论家抛弃了政治代之以一种充满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前卫姿态”。如果说，放弃政治同样是一种政治姿态的话，那些在法国骚乱后就退回到学院的科耶夫的学生，那些后现代理论家们通过固守住一个个学术领域，表明了对后现代政治的基本态度。
在我看来，德鲁里在分析科耶夫身上的政治困境的时候，同样感受到了科耶夫身上的困惑和焦灼，所以当他最后的追问，追问“后现代主义的困境”的时候，那种急切找寻答案的绝望情绪甚至压迫着我揉进了他的声音中：我们是否能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理性和它的真理已经被证明是暴政的来源？我们是否能在所有的视野都已经被破除了的世界生活？我们是否能生活在所有的信仰体系都被认为是虚构的世界？我们是否能生活在一个完全祛魅化，没有神话、幻想和宗教的世界？我们是否能生活在一个没有禁忌和禁令，一个提升和强化人的体验的世界？我们是否能生活在以女性的专政和男性特质的衰弱为特征的世界？我们是否能生活在这个历史的黄昏？科耶夫的政治困境被他的后现代的学生们所继承，并给出了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一种就是法国式的，退守到学院，用学术抵抗政治；另一种是美国式的，来自科耶夫的好友列奥·施特劳斯的弟子们，主张利用古代哲学，恢复被理性和现代性所遗弃的神话和宗教、幻想和智慧，重构被后现代主义冲击的七零八散的政治秩序。我无法断定这两种解决方案孰优孰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同样认为科耶夫也不能断定。只有无尽的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这难道也是后现代的政治困境之一么？
思郁
2008-2-28书
亚历山·大科耶夫：后现代政治的根源，【加】莎蒂亚·德鲁里著，张琦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定价：34.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