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从孤独中突围

桑塔格的《诗人的散文》一文，是向二十世纪的俄罗斯的诗人们致敬的作品。桑塔格在文中如此精辟解析了诗人的散文特点：“一般而言，这需要一个包含两种叙述的方式。一种是具有直接自传性质的。另一种也具有回忆录性质的，但却是描绘另一个人，要么是一位同行的作家，要么是一位受人爱戴的亲人。”注意了，接下来的话才是重点，“缅怀别人，是对有关自己的描述的补充；诗人通过对他或她的赞赏所展示的力量和纯粹性，使自己避免陷于粗俗的自我主义。在缅怀重要楷模和回忆真实生活中或文学中的决定性的邂逅时，作者等于是在阐述用来评判自我的标准”。迅速回忆一下布罗茨基谈论到的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马托娃，会发现他们的身影确实是相互重叠的，至少不能很清晰的分开。这种阅读印象的获得，并非简单的说他们都是二十世纪俄罗斯的诗人，而是基于他们在一种共同的压迫制度下平庸琐碎而无力的生活，而后又被迫流亡在外的经历所致。当然，现实中的流亡要比那种单纯精神意义上的流亡更悲惨：一种无根的喜悦，漂泊的家园。乡愁的气息会若隐若现的弥漫在他的所有文字的周围，久久不散。

本书的编者所罗门·沃尔科夫跟布罗茨基一样也是一位流亡在外的文化史学家，共同的经历和偶然的机缘促成了这本文化的对话：《布罗茨基谈话录》。很有意思的是，这位编者想把这本书类比于1836年出版的埃克曼编的《歌德谈话录》。每位作者都会对自己的作品寄予过高的期望，这点倒是无可非议，但是我还是觉得这种类比有点不伦不类。埃克曼是歌德的秘书，他不过是单纯记录歌德的言行而已，而在《布罗茨基谈话录》中，两位谈话者从共同的经历出发，一路行来，精神上的历险，积极的对话，辩难，求证，探求的过程不亚于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尤其布罗茨基谈论到他尊敬的那些诗人的时候，思想上的碰撞和交流，无疑衍生了许多精彩之极的言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罗茨基谈话录》对我们更为真实。桑塔格曾经把她的这位老朋友布罗茨基称之为世界诗人，“部分原因是我不能用俄语读他的诗；主要原因则是，他在诗中达到的那个维度，这些诗在物质标志上，文学指涉上和态度上具有非凡的速度与密度”。布罗茨基在谈话录中同样也涉及到了“诗到语言为止”，“诗歌是加速的思想”以及“每一首诗都是时间的重构”这些诗学理念。这种只有流亡在外的诗人才具有的独特诗学追求源于无家无根的凄凉，抓不住的乡愁，被人剪了舌头一般的孤独。他们所有的寄托都在语言的追求上，所以“家是俄语，不再是俄罗斯”。想想二十世纪俄罗斯的诗歌金链上的那些诗人们吧，他们在1987年的诺贝尔奖上因为布罗茨基的缘故得以一一展现。他在受奖演说中谈到了三位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马托娃，以及另外两位对他同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上的诗人弗罗斯特和奥登。他说时常面对这些身影让他不安，“在最好的时辰里，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他们的综合——但总是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个体”，“若没有他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作家我都无足轻重：至少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布罗茨基用他自己方式向他崇敬的那些人致敬，俄罗斯诗歌金链上因为他的存在又得以让伟大得以延续。

阅读《布罗茨基谈话录》有个细节我不得不谈。第五章关于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部分中，谈话涉及到了诗人与政治，诗人与生活。诗人奥登在生命终结的时候对诗人影响政治事件的可能性表示了悲观：“我所能写下的反希特勒的东西不曾保护任何一个犹太人免遭毁灭。我所写下的东西不曾令战争提前结束一分钟。”而另一位同样对布罗茨基影响深远的诗人弗罗斯特却认为，诗人改变的不仅仅是现实生活，还有政治。在这个问题上，布罗茨基同意了弗罗斯特的观点，他并且解释说，“诗人的影响伸向它的极限，即是说，世界的极限。诗人用间接的方式改变社会。他改变他的语言、发音吐字，他影响到社会自觉的程度……事实上，诗人是语言的仆人……当诗人的作品被人们所接受，结果是，他们讲的是诗人的语言而不是国家的语言。例如，今天意大利人讲的语言大部分与但丁有关，而不是教皇党和皇帝党机器政纲所造成的。”布罗茨基的此种论调我只能说部分的同意，更具体点说，在常态生活中，没有战争、专制、压迫和暴力的情境中，我比较同意布罗茨基的观点。但是如果在相反的情境中，我估计比奥登更为悲观。

海德格尔像荷尔德林一样发问，在贫困时代中诗人何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我宁愿诗人无为的好，否则，总读到类似中国作鞋的某诗人“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这样的诗歌，时代精神不贫困才怪呢。

思郁

2008-6-28书

布罗茨基谈话录，【美】约瑟夫·布罗茨基 所罗门·沃尔科夫著，马海甸 刘文飞 陈方编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定价：39.00元

布罗茨基：在这种想法中有很大部分的合理思想。真的，诗人与暴君有很多共同性。首先，两个人都想成为统治者：一个统治身体，另一个统治精神。诗人与暴君互有联系。以他俩（指上文提到的诗人弗罗斯特和赫鲁晓夫）为代表的文化核心的思想把他们部分地合并了起来。这种思想进入实际上还是小城市的罗马。诗人和庇护人，对吧？总之，诗人们在院子里不断地吃喝。总之，这是十分自然的。但如果说到弗罗斯特，我不认为他在这方面会有什么特别的幻想。他认真低说服赫鲁晓夫与美国缔交。因此弗罗斯特当然是共和党人——不是党派归属，是精神。弗罗斯特可以想象他能影响赫鲁晓夫。但现在看来是短时间的。更不必说弗罗斯特，不管他是什么，就不是“农民”诗人。这是普遍的错觉。安娜·安德列耶夫娜·阿赫马托娃称之为“人民的期望”。

沃尔科夫：青年时代政治上很积极的奥登（他写下所谓的“应邀而作的”诗歌），在其生命即将终结时对诗人影响政治事件的可能性却很悲观。奥登说：“我所写下的反希特勒的东西不曾保护任何一个犹太人免遭毁灭。我所写下的东西不曾令战争提前结束一分钟。”相反，弗罗斯特直到死前仍然坚信，诗人可以改变的不仅是现实的生活，还有政治。当然，他不曾注意到普通的政治结论。他想的是瞄得更远的思想。您认为，诗人可以影响社会的政治发展吗？

布罗茨基：可以。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弗罗斯特。我也同意，问题不在于瞬间的改变。诗人的影响伸向他的极限，即是说，世界的极限。诗人用间接得方式改变社会。他改变它的语言、发音吐字，他影响到社会自觉的程度。这是怎样发生的呢？人们阅读诗人，如果诗人的作品以清晰的方式来完成，他创作的开始或多或少落在人的意识之中。在社会面前诗人只有一个义务，即写好诗。这个义务是对语言而言的。事实上，诗人是语言的仆人。他是语言的仆人，它的保护者和动力。当诗人的作品被人们所接受，结果是，他们讲的是诗人的语言而不是国家的语言。例如，今天意大利人讲的语言大部分与但丁有关，而不是教皇党和皇帝党及其政纲所造就的。

沃尔科夫：我同意。俄国的文学语言同此理：这与其说是本肯多夫和杜贝尔特（俱为沙俄政府宪兵头目）的语言，不如说是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的语言。

布罗茨基：在俄国情况下还更能说明问题，因为国家语言和受教育者的语言之间是如此的截然不同。国家所使用的语言在很多方面都不是俄语。这种语言被强烈地德意志化，被世纪初马克思论文的行话、被列宁与考茨基的争论所污染，等等。这种社会民主纲领论证的行话，突然成为接近政权的人们的用语。令人感动地看到，苏联报纸当试将这种语言俄罗斯化：“村子里，大瓦秀基矗立在伏尔加河上……”等等。由此可见，为何苏联社会的文学扮演了如此引人注目的角色。政权与文学的所有矛盾也由此而生。我能学家使用的语言与中央机构的行话不一致。掌管中央机关的人开始带着偏见和怀疑观察运用另一种词汇的人，需要证明他不是一头骆驼。有时间和有愿望的人证明了这点，有的则不。一切后果由此而生。但今天的俄国人民不用社论的语言讲话。我认为他们不讲。苏维埃政权为所有方面而得意洋洋，除了一点——语言。

                                                                          ——摘自《布罗茨基谈话录》

译者: 陈方 等
作者: 约瑟夫·布罗茨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