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篇关于法国新浪潮电影的评论是写给安德烈·巴赞的话，我会毫不犹豫的把题目选定为“绕不开的安德烈·巴赞”。是的，我迟早会这样写，但问题是现在准备写的是让-吕克·戈达尔。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当我写下戈达尔的名字的时候，我心中想的还是那个“绕不开的安德烈·巴赞”，这个法国新浪潮电影的教父。如果说法国电影文化史有最为没落的一天，那就是1958年11月11日，年仅40岁的巴赞与世长辞。巴赞之死，超越了个体死亡的意义事件，隐喻了一个影评时代的衰落。巴赞生前一手创办《电影手册》，吸收特吕弗、戈达尔等这样的年轻影评人加入，为的是用电影评论培养一种新的精英主义者对电影的偏好，从而使这种偏好成为促使电影界产出好电影的动力：这就是新浪潮电影的初衷。
而巴赞之死将近20年后，电影评论也随之死亡，它最终死于1975年6月20日。那一天，环球电影公司以铺天盖地的宣传模式推出了斯皮尔伯格导演的影片《大白鲨》，同时史无前例地辅助推出了更多的商业广告，成为了以后商业电影上映时纷纷模仿的对象。无疑，它树立了一个全新的电影模式，从此电影不仅仅与电影本身有关，更多的与电影之外的商业宣传有关，或者用更清晰的思路描述说，从此，电影与电影评论无关，影评不再能决定一部电影的成败，巴赞时代的电影模式已经消亡。
我们把扫描法国电影史的目光拉近些，来到距离现今时代并不遥远的1995年，也就是巴赞之死的近40年后，美国著名的“纽约影评人协会”向曾经的新浪潮人物戈达尔伸出了橄榄枝，表彰这位世界电影史上划时代革命者，永恒的叛逆者形象，想为他颁奖。但令人意外的是，戈达尔拒绝了这一许多电影人梦寐以求的荣誉，并列出了一个美国电影中他无法影响到的九个方面的清单，首要的一条就是“无法阻止斯皮尔伯格先生重新构造奥斯维辛集中营”。按照戈达尔一贯的历史无法复制只能表现的电影美学观点，斯皮尔伯格的作品《辛特勒名单》纯粹是对历史的亵渎，“现在拍摄集中营根本不可能，因为无法把演员饿死到垂死的边缘。无法拍摄集中营是因为用我们强加于它的叙述来‘解释’它，一定会误导观众，最后导致人们无法理解真相”。
英国著名的电影文化学者柯林·麦凯布在他的《戈达尔：七十岁艺术家的肖像》中描述了戈达尔与斯皮尔伯格之间，或者说法国新浪潮时代的电影与美国电影之间的区别。但是不要以为它们两者之间对立根深蒂固，难道你忘记了巴赞时代的新浪潮同仁们同样崇拜好莱坞的希区柯克、霍克斯、卓别林以及奥逊·威尔斯？对于戈达尔来说，好莱坞电影完全败坏在了商业运作以及玩弄“奇技淫巧”的技术主义上了。根据他们的观点，好莱坞有一个最为辉煌的时期，那是有声电影之前的默声时代，“所有伟大的影像已经发展了极致”，而声音的出现以及随后各种技术的出现，让纯粹的影像堕落成为电影的“配角”。影像无疑是一种选择，同样是一种立场。但是当这种选择变得犹豫，当这种立场再也无法固定，那么这种影像还能彰显多少的意义呢？戈达尔用他一生拍片经历寻找这个困惑的答案，但似乎有些遗憾，他最终不无好笑地发现坠入了自己设置的圈套：只能一次次否定答案不是什么，永远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所谓电影史上的“永恒的叛逆者”的称呼，对于戈达尔来说，更多变成了一种超然而善意的嘲讽。
似乎不能单纯的用新浪潮电影的标签贴到戈达尔身上。在戈达尔的自选集《戈达尔论戈达尔》一书中，他曾经把自己的电影生涯划分为五个时期：1.电影手册时期（1950—1959年），这一时期发表很多影评，构建了新浪潮的电影美学观，拍摄了《筋疲力尽》等影片；2.卡里娜时期，与妻子卡里娜合作7部影片，探索女性主题；3.五月风暴时期（1968—1974年），将电影政治化，用影片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拍摄了《一加一》等；4.录影时期（1975—1980年），探索新兴的录像技术在电影中的运用以及导演如何取得自主权拍摄影片，代表作有《第二号》等；5.80年代时期（1980—1989年），有研究者称此时期可称为戈达尔的回归时期，运用早年的电影叙事炉火纯青，代表作《芳名卡门》荣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除此之外，1989年之后的戈达尔仍然创造力旺盛，用一个人的视角拍摄了8卷本的《电影史》，可谓“一个人的世界电影史”时期。所以从以上各段时期来看，不宜将戈达尔固定在新浪潮的框架内。新浪潮电影本身是一个松散的电影流派，内部电影人之间观念和生活方式并不统一，比如戈达尔与特吕弗之间的决裂，戈达尔远离《电影手册》等等，这些事件本身就说明戈达尔在新浪潮电影之外走的更远。永恒的叛逆者形象永远也不会定格在某一时刻，哪怕到了生命的终结。
柯林·麦凯布在《戈达尔：七十岁艺术家的肖像》的结尾部分中写到了一个句子让我动容：“生活常常让人疲惫，我们都得像狗回去舔自己突出的污秽一样，在有限的资源中悲哀的重复。”这难道就是我们依然需要戈达尔存在的理由么？
思郁
2008-4-7书
戈达尔：七十岁艺术家的肖像，【英】柯林·麦凯布著，韩玲等译，新星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定价：3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