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有句普通的名言，他说当作家写作的时候，他总是写他能写的东西，而不是写他想写的东西。我之所以说它是“普通的名言”，一方面我觉得他道出了书写本身某些难以言传的神秘；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博尔赫斯道出的不过是一种写作的常识。是的，我毫无疑问肯定这是一种常识，被书写者自身因为沉迷于写作本身而忽略的常识。我们写作有多重的目的，但是无论多么复杂的目的都会自然导向一个方面：我们觉得通过写作能了解这个世界所不为人知的那一面。但是很奇怪，一旦我们觉得仿佛获知了这个世界的奥秘所在的时候，我们往往发现通过写作所传递出的貌似高深的东西其实大都是常识。这样以来，我们写作的终极目的发生了变化：我们原本以为是在发掘真理传递真理，其实我们不过是说出了某种常识。我们通过写作所做的不过是普及常识。写到这里，我想起了王小波。
我真正开始写作的时间是进入大学，是从进入大学的图书馆开始。而后的一段时间，我把我写作的文稿拿给我的一个老师看。令我十分惊讶的是，她对我的大部分文章都赞赏有佳，唯独对我原本十分看好的一篇关于王小波的评论文章提出严厉的批评。那个时期我十分喜欢王小波的文章，为了写好那篇评论文章，我甚至专门去书店把王小波的文集购入囊中。对于一个平时十分清贫的大学生来说，这样奢侈的购书经历自然十分的少见。所以可想而知我在这篇文章中倾注了多少心血，但是独独就是这篇文章遭到了否定。我自然十分的不悦，但是我当时可能觉得我的老师根本对王小波不了解所以才这样妄下定论，所以我后来又把王小波的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拿给她看，希望她从中给我文章一些认同。但是更没有想到，过了不久，我的老师主动约我谈谈。我以为她可能对我的文章有新的认识，兴冲冲感到她的办公室，却看到她严阵以待，很严肃的表情给我谈话。我有些忐忑不安的刚刚坐下来的时候，她开口就说，以后最好不要读王小波的作品，这种人写出的东西怎么能模仿呢。说着她还翻开我拿给她的那本《沉默的大多数》，里面很多地方都折叠做了记号，她指着书中的某个段落说，一个作家怎么能这样写东西呢？竟然把自己早年偷偷的拔别人自行车的气门芯事情写出来宣扬，而且还对此洋洋得意。最后她用一种总结的口气说，这样没有道德感，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怎么可能是一个高尚的作家！而且他的文体十分的散漫，大都是废话，语义重复不说，宣扬的都是很多低俗的价值观，我希望你不要学习这样的写作，多学些古典作家，模仿他们的写作，诸如此类。当时的我被她温柔的训斥弄的无可辩驳。但是我突然又有了一些庆幸，我庆幸的是当时并没有把王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拿给她看，否则一定加上一条看淫秽小说的罪名。
在这里我提到了我的老师。我需要说明的是，我始终对我的这位老师充满敬意，她实际上是我大学期间最尊敬的一位老师。所以尽管我不能同意她当时对王小波的一系列批评，但是我已经意识到我们对写作本身有不同的认识。在我的老师看来，写作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我们通过写作发掘、传递、宣扬乃至说教真理，通过写作提高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我们要在写作上作一个社会的楷模，给社会发展一种良性的引导。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她不允许我们在写作中犯错，不允许写作中的不道德，不允许在写作中宣扬一种纯粹个人的价值观，要把写作的神圣义务贯彻到底。而在当时的我看来，写作就是一种纯粹私人的事情，写作的痛苦，写作的愉悦都与个体有关。我无法把写作当作一种教化和宣扬某些社会理念的手段。我所“能写的”和“想写的”无法统一。我所能写的无非是从我的一个个体出发，讲述我一个人和我背后通过有限的阅读积累起来的故事；而我想写的则实在太多，已经脱离了我个人所能承担的范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喜欢王小波。
但是毫无疑问，现在的王小波已经面目全非了。他由原来的一遍遍讲述从自身写作经验获得的常识的王小波变成了现在被过度阐释变成神话的王小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转变，王小波生前写作的时候不止一次说他在讲述常识，但是现在我们认为他讲述的都是真理。一个华丽的转身之后，王小波成为了神话，以至于去世十年之后，我们（包括写这篇文章的我）还在不遗余力的写文章祭奠他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双目失明的博尔赫斯在他七十多岁的时候，写了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他说，我觉得我已经写了我的最好的作品，然而，我不认为我的写作生命已经结束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和我年轻的时候相比，现在的青春距离我更近了。这是一位享誉世界文坛的老人对自己一生谦卑而自足的总结。我们丝毫不认为这是一种夸大，当博尔赫斯说“我已经写了我的最好的作品”的时候。当然，我们不可能猜测说王小波去世之前十分也如此这般的想过他的一生。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王小波去世的时候很可能是痛苦缠身，他不可能如此悠闲的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想表达的是，无论王小波生前十分这样想过这个问题，他的短暂的一生都是一种遗憾，他的写作更是遗憾。无疑，他在写作的道路上可以走得更远。
王小波生前很看好自己的小说，而不是自己的杂文。但是被公众迅速接受的却是他的杂文。实际上这并不奇怪。对于王小波来说，写小说是纯粹私人性的一面，他喜欢在自己的小说中天马行空的想象和虚构，在他的小说世界中，虚构等同于现实。而在进行杂文书写的时候，他所显示出的是他公众的一面，需要承担道义和责任。但是正如“能写的”和“想写的”总不统一，长期形成的焦虑和分裂让他不堪重负。《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把王小波的杂文一度推向公众前台的朱伟先生就曾披露，王小波写杂文后来无法忍受自己写作方面灵感的枯竭而痛不欲生。我认为，正是王小波被看好的杂文害了他，他实际上向往的还是那种写小说的生活。他生前实际上很想从公共写作领域中退回到私人的写作领域。但是，他的公共写作或者说杂文写作所带来的社会影响让他无法退缩。自己“能写的”和自己“想写的”始终无法统一的时候，这种写作过程中的分裂同样会导致精神和肉体上的分裂，这个还没有来得及写出自己最好的作品的人就这样在痛苦中悄无声息的离去了。
叔本华曾说，当我们阅读时，我们是在用别人的思想在思考。但是，阅读王小波文章的时候，我们是否扪心自问过，我们是在用他的思想去思考么？看看现在已经面目全非的王小波，已经被奉为大师的王小波，已经被过度阐释的王小波，我真的希望我们能真正的用王小波的思想去思考。
思郁
2007-4-9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