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从孤独中突围

朱大可：走出思想的童谣　
　　
　　青春　　　
　　在“80后文学”的震耳欲聋的市场叫卖声背后，有一种声音低哑而沉重。它来自一个细小的青春群体。他们的话语摇篮与卡通、电玩游戏和武打片无关。越过那些丧失了乡愁与童谣的集体性人格，他们拥有类似苦难时代的奇异品质。从羽戈的文字里我获得了这样的印象：这个人是如此的年轻，但其额头上却隐现出早熟的皱纹。那是一种怎样的条纹啊，附着在思想的斑马上，继而行走在狂欢的时代，发出喑哑的不合时宜的叫喊。 　
　　　　
　　贫困　　
　　　　　　
　　贫困不是优秀的品质，也不是思想丛生的原因，而是痛苦的最形而下的根源。但在嗜血的资本主义年代，它极易成为炫耀的事物。只有在自我认知照临的时刻，贫困才能成为一种灵魂生长的激素。饥饿与寒冷塑造了我们，令我们获得了身体和灵魂双重苏醒的契机。羽戈置身于贫困的边界，被这种困境所激怒，向形而上的世界展开探险。他们逼迫自己站到了天堂和深渊之间。 　　　
　　　　
　　苦难
　　　　
　　贫困是肤浅的痛苦。它根本不是苦难本身。一面是深重的民间苦难，一面是世人的痛苦感受力的高度麻木，这种尖锐的反比效应，已经超出了历史常识的范围。这就是零年代赏赐给我们的悲惨礼物。小资时尚总是迫切地转换一切现存的痛苦，把它变成可以吞服的文化糖果。没有任何一种事物像流行写作那样，不倦地抹除着痛苦留在我们心里的刻痕。但我还看见了另一种景象：苦难正在成为强烈的道德快感，并且总是停留在知识精英的表情上，仿佛是一种供人景仰的标签。痛苦是最容易沦为面具的那种事物。
　　　　　
　　羽戈的书写，体现了一种紧迫的使命，那就是不断地验证个人痛苦，并且向苦难世界伸出自己的触手。但对于羽戈和他的小群体而言，焦灼是比痛苦更为撩人的心情，他自言“日日夜夜焦灼难安”，表达了自我崛起的强烈渴望。80后的思想者善于从前辈那里获得养分。他们温柔地“弑父”，以继承和反叛的双重姿态现身，利用互联网平台，走向言说权力的现场，并且注定要对历史作出自己的判决。
　　　　　　
　　愤怒
　　　　　　
　　愤怒不是一种歌唱，它只是一种孕生暴力的激情。面对普遍的苦难，愤怒像头发一样向上生长，越过头颅的理性高度，点燃思想叛乱的火焰。我们每天都数度被各种坏消息所激怒，那些苦难消息、死亡消息、黑暗消息和罪恶消息，如此地笼罩我们，迫使我们做出最直接的生理反应。这是愤青诞生的广阔土地。
　　　　　　　
　　我注意到羽戈的理性主义立场。他很少直接被愤怒所左右，相反，他总能驾驭这种情感，把它们转换为一种知识考古的理性立场。他的观察限定于文本，也就是限定于那些知识性言说的范围。他从哲学与神学的血库里获取养分，同时也反观它们，从这种彼此的形而上打量中，验证存在的意义。这完全超越了青春期的惯常特性。愤怒从哲学的角度退出了书写。它打断了童谣生长的寻常程序。 　　
　　　　
　　信仰 　　　
　　　　
　　这是一个与灵魂而不是身体相关的话题。一个自诩富有的种族，沉浸于所谓经济增长的奇迹之中，而信仰却轻蔑地掉头离去。这难道不是一种令人悲恸的景象？正如屈原在两千年前所质疑的那样，我们从哪里去召回我们的精神家园？在新儒家和基督教之间痛苦地徘徊，被东西方两种传统所迷惑，中国变成了巨大的迷津。没有任何一种现存的心灵指南，能够把我们带出这个天堂的幻影。 　
　　　　
　　羽戈的文论部分地指涉了信仰，这个被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所忘却的话题。但他的困顿和笃信却是等量的。就放在我面前的这个文本而言，他在悉心盘点那些二级价值，却难以直面终极的拷问。他的精神攀援行动遭遇了崎岖的地貌。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故。他正在重复我们这一代的历史际遇。但他也许有更多的时间寻找出路，而这就是我的寄望。尽管文化进化论是可笑的信念，但我愿意看见一个更健康有力的新世代的崛起。 　
　　　　
　　救赎
　　　　　　
　　救赎（也许还应包括“忏悔”和“良知”）是我最不愿轻易指涉的语词，这不仅是因为从话语内部并不能达成救赎，也是因为它遭到了伪基督徒的篡改，沦为扮演道德精英的庸俗道具。我仅仅支持那种拒绝言说的救赎，包括各种内在的忏悔，以及那些被行为所证实的良知。“救赎”是自救与拯救两种行为的泛称，其中唯一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是自救。在尚未握住信仰的核心及其完成自救之前，必须慎言救赎与它的各种衍生词。这是我的唯一忠告。我们的言说完全不足以改变世界的进程，但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的心灵。仅此而已。 　　
　　　　
　　言说
　　　　　　
　　我们置身于一个庞大的话语废墟。毛语的统治无所不在，毁坏了我们的日常言说体系，令它变得粗鄙、低贱、充满无耻的暴力。互联网加剧了这种话语的灾变。值得庆幸的是，羽戈接纳了80年代少数人的话语遗产。尽管言说品质还有待纯化，但它已经获得一种近似澄明的非毛化气质。就这点而言，羽戈，还有他的挚友姚伟与张鹭等，超越了那些声名显赫的思想前辈。
　　　　　
　　我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反讽创造了颠覆极权主义的伟大奇迹，但它也颠覆了我们的信仰基石。羽戈的个性与反讽无关，他站在反讽的江湖里，手足无措，茫然四顾。他在本质上是正谕话语的后代，在出席过针对话语极权主义的告别仪式之后，他只能在正谕之路上一意孤行，从那里去探求真理或真知的极地。这使他的话语维度变得单一起来。这是某种相当严厉的限定，却可能是下一次飞跃的起点。我喜悦地看见，羽戈已经羽翼丰满。他大步走出了思想的童谣。
　　
　　

                   志谢　
　　2002年春天，刘晨光借给我一本名叫《拯救与逍遥》的书，白色的封皮，很洁净，正如书的内容。我用最快的时间读完它，其间不止一次感触到犹如被电流震击一般的眩晕或虚无，书中提出的问题化作一柄柄解构的刀子，使我旧时辛苦累积的信念体系轰然崩塌。很多年以后，我才晓得，这本书将我送进了思想的大门。
　　那年秋天，我在重庆沙坪坝区图书馆锈迹斑斑的书架一角邂逅到《燃烧的迷津》，书比书架还要破，它的出版寿命已超过十载。我读得相当缓慢，因为作者的话语模式很难进入与把握，但翻过最后一页，我终于解决了一个长久以来令我困苦不堪的难题，从此我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写作。
　　转眼是2003年，忘记是谁的推荐，我浏览到一张叫“心魂书写”的网页，那里收录了大约二十多篇文章，五花八门，可读罢第一辑，我发现作者拥有一个固定而清晰的问题意识。随后我便将其中的大多数文章打印出来，为节省纸张，使用的是小五号字体，这无疑加重了阅读的困难，使我不仅要与自己的视力作战，还要与自己的耐心作战。数月之后，我仍没有读完它们，但我已然生出一种深切的意识：我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灵魂的胜利者——我找到了个体思想的基点。
　　我对这三本（张）著作或网页的作者一直心怀感激。我从来不敢声称是他们的学生，而他们，却实实在在是我的老师。没有他们的引导，我可能会在诗歌的道途徘徊终生，而始终迈不进思想国的金色城门。当然，最后我还是走出来，走自己光荣的荆棘路。但我不愿掩饰自己的感恩之心。更为幸运的是，我与三位先生中的后两位相识，并当面聆听他们淳朴而诚挚的教诲。他们中的一位，还屈尊为这本随笔集作序——需要声明的是，此序言2004年底即已写成，而书稿经过两年的辗转颠簸，早不复原初的模样，可序言中的劝勉与批评并不过时，它一度是终点，如今却是我重新跋涉的起点。两年的努力，希望我上缴的答卷能够对得住他们的期待。
　　在三位先生之外，我必须提到我的两位好朋友：刘晨光与姚伟，他们在成就这本书的过程之中所扮演的角色丝毫不弱于前者。我们在2002年初相逢，从而极有默契地结成一个读书与思考的共通体，无休止的辩论、争吵、激励、沉默——那些细节像一部永远放不完的黑白电影，铭刻着歌乐山下艰辛而欢乐的劳作岁月。与他们二人的精神碰撞，构成了我的思想之前行的灵感和动力，亦让我懂得，在友爱的无尽馈赠之中阅读和写作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尽管今日我们天各一方，斗转星移的世事变更每每令我黯然神伤，可我们之间的友情却恒久不变。
　　还有诸多师友，需要说一声谢谢。但请原谅我不再提及你们的名字。惟愿你们阅读到此书的某一段、某一句，发觉那是源自你的批评或修复，你尽可会心一笑。因为你的参与，这本书——以其为媒介，我们结成了公开或隐秘的共通体——才充满无限的张力。它的打开是为了到来，没有终点、超越言辞、朝向一切人的虚拟聚会。在此，我愿意领受“作者死了”的后现代判词，而作品不死，它化作一颗种子，无论未来是什么土壤，它终归拥有独立的生命。现在，我将这枚凝聚着感激之情的礼物交到你手上。
　　感谢花城出版社的邹峥华老师，还有丁放鸣老师，她们接纳了这颗种子，并以非凡的眼光、热情与认真，将其培育成尚且可观的果实。感谢品尝这枚果实的所有读者，并代为感谢你们受伤或受益的牙齿、胃，还有头脑。
　　如果这本书能够生长一点荣光的话，我愿将它献给我的父母和我的女友K。前者赐予我生命，并在苦难之中抚养我成人；后者带给我的宽容、鼓励与爱，使我逐渐认清了生命及苦难的真实涵义。
　　感谢命运。　
　　
　                          后记　
　　
　　这是一本关于记忆或遗忘的书。它首先是一种见证，见证着作者自2002年放弃诗歌、开始随笔书写以来，所穿过的门，走过的路，遗留的足迹，辛酸而浪漫。近四年，我的生命完全被分割成两块，似乎决定着这本书的分裂气质：一半写于白天，一半写于黑夜；一半是著书只为稻粱谋，一半是无关功利的个体化写作；甚或文字的调子亦一半沉郁，一半昂扬；一半严肃，一半戏谑，沾染上这个时代流行的颠覆或解构的喜剧精神。由此，这本书并不成熟，它展现了作者与分裂的灵魂进行肉搏战之时的剑拔弩张，还有其后的伤痕累累；它充斥着矫情、偏激、武断、浅薄与大言不惭的自得。而我无法否认它的优点，那就是对问题的敞开，却不是遮蔽——正是基于这一在我们生存的时代相当罕见的品质，我认可了出版它的必要。
　　对我个人而言，见证的意义高于一切。此书中的大多数文章，恐怕我今生都不会再写，甚至连重读一遍的冲动都已流失。我试图遗忘它们，就像遗忘在黑夜行走之时身后拉长的令人悚然的影子。但我晓得未来的结果，忘不掉，就像你永远抹不消自己的原罪。我们终归得正视残酷的历史，不论它属于国家，还是私人。而出于对这种见证的尊重，我在编辑书稿的时候，并没有对旧日的幼稚文字做过多的硬性修改，除了使文字通畅，纠正一些常识性的错误——这不是自恋，或者骄狂，而是要表达对历史、对消逝的时光的敬意。比起伪装的成熟，我更愿意看见原始的青涩绽放于青春的枝头。这些因愤怒、悔恨与虚无而写下的文字，一种谦卑的真实感一直流淌其间，即便时代列车的颠簸再过剧烈，终究难以消磨它们的价值。
　　这本书的公共意义，依然与记忆或遗忘相关。我要再次重复米兰·昆德拉的话：“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权力”的另一种译法是“强权”，或可翻译为“专制权力”。古往今来的专制者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不仅要统治民众的身体，还要统治民众的灵魂；它们不仅要控制现世的所见所闻，还要改写这块土地的历史记忆。龚自珍曾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说的亦是这个道理。当然，此书基本与政治无涉，但人们未尝不可将其视作政治史的隐晦一面。它在反向上努力使人们牢记某些事物，包括瓦尔特·本雅明的这句话：“不管我们所托付的东西的未来是多么不确定，今天我们成功地出版出来的每一行字，都是从黑暗力量的手中扳过来的一个胜利。”
　　
　　2006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