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最吸引我的地方还是那种驳杂的身份：他学识渊博，但不是学者；他沉迷于神学，但不是神学家；他翻译普鲁斯特、波德莱尔德的作品，但不是翻译家；他写了大量的书评和其他批评文章，但不是文学批评家；他研究德国的历史戏剧和法国的城市，但不是历史学家；他收藏书籍以及很多好玩的东西，但不是收藏家；他虽然一直诗意的思考，但是据阿伦特所言，他不是诗人，也不是思想家；他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尽管这点一直都引起争议，但是正像他生前的好友阿多诺坚持认为是如此。对了，他的一生中没有固定的工作，完全靠自由撰稿为生，可是后世中有哪位自由撰稿人能受到如此的重视？他的身份怎么可能如此暧昧？他为什么具有如此多的爱好？他如何驾驭统一这种繁复多重的身份？本雅明自杀之后，留给我们的印象根本无法融合并圆满，他的这种多重的暧昧的身份也是让无数后来的研究者们不停的挠头、惊异、敬佩，并不断争吵的原因。
现在又有一本力图“对本雅明迂回盘旋、秘不示人的思想轨迹的主要轮廓进行批判的重构”的著作加入了对本雅明的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身份谜团进行解构的过程当中了，这就是美国的理查德·沃林教授的《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从“救赎”这个启示论色彩浓郁的词汇就明显可以看出沃林教授此书着重本雅明的众多身份中的那些方面，沃林教授认为，公众最需要的，其实是一本能够集中阐述本雅明作品的核心主题的书：一本侧重“他具有犹太教神秘主义渊源的历史哲学到他后期作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自我理解”的书。事实上，本雅明众多身份中，争议最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神学家的身份。在本雅明死后声名大振开始，学术界的不同学派、他的朋友们都希望能在本雅明多重身份当中确定一种。说实话我觉得这种用心明显有些险恶，法兰克福学派中的阿多诺强抓住他思想中后来的辩证法的转向，声称本雅明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把他安置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圣殿中。这样以来，本雅明的多重身份被掩盖了，他的多重暧昧的思想被机械的按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等的框架中解释。另外，本雅明生前的好友朔勒姆一直强烈的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对某类精神事物的献身意念，仿佛一个困于另一世界的抄经者，动身跋涉苦寻他的经文，”这种不时遗漏在本雅明哲学著作中的神学精神，让肖勒姆笃信本雅明是一位“放逐凡间的神学家”。可以觉察出，神学与马克思主义一向都是誓不两立。虽然阿多诺和朔勒姆曾经为了本雅明的文集出版一起合作过，但是他们在宣扬本雅明思想的时候是南辕北辙。我在这里所想到的倒不是学术界对本雅明暧昧身份的争吵，而是如果辩证法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既然与神学视同陌路，那么这两种经验是如何本雅明在写作中有机的结合起来的呢？也许根本没有有机的结合，无论读过本雅明的著作的人还是现在阅读沃林教授的这本《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都会有这种强烈的印象：文本中的语义是如此的含混暧昧。事实是，本雅明一生的写作都深深的纠结在他多重的经验之中，除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神学的思考，他的其他身份也不时参与进来，让本雅明无所适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同意阿伦特所言本雅明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本雅明深深喜爱的卡夫卡一样，他们都一样的细腻、敏感、脆弱、孤独，而且不时地陷入绝望，但是他们是自己的拯救者。他们是生活中的失败者，但是当他们一旦书写的时候，他们都意识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尽管我不同意用诸如“救赎”此类的字眼简单概况那个身份驳杂的本雅明，但是不得不承认，对于本雅明研究来说，只能选取他其中的一个主题，试图把握他庞杂的思想中的一面或者两面研究方能进行。其实，真正把握本雅明的思想非常困难，一是他的思想具有某种“魔幻性”，观察事物的方式十分具有创造性；另外，他的书写方式是片段文体，这是对这个祛魅之后意义散为碎片的世界的呼应。他一生漂泊，在国际间大都市中游荡，闲逛，钟情于废墟文化。也许“废墟”这个词汇才是本雅明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但是生前的本雅明被那个时代所遗弃了，这几乎是那个时代所有哲人的共同悲剧。
正如沃林教授所言：“本雅明应当被看做20世纪的一个时代错误、一个正在消失的物种即真正的欧洲文人的最后代表。对这些真正的文人来说，哲学和文学不是简单的室内游戏，也不仅仅是关注的焦点，而就是生活的理由。”可惜，自从本雅明自杀后已经过度到全球化的时代中，这样的博学鸿儒式的具有众多身份的文人已经基本绝种了。
思郁
2008-3-10书
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美】理查德·沃林著，吴勇立 张亮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定价：25.00元
2006年7月，阿伦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出版，引起了大陆思想界不小的震动。但是当我阅读完这本书后对译文并不是十分的满意。阿伦特的文笔本来是十分的清明而有节制的，再加上书中所写大都是她同时代的友人，因此笔端又多了几分深刻的同情，但是读中译本的时候总觉得和书中的人物隔了一层。我记得当时对书中印象最为深刻是书写本雅明和布莱希特的两章，但是读到最后才发现这两章不是出自译者的手笔，所以对译者王凌云一直以来颇为不满。
今年的6月份我拿到了一行的《词的伦理》，这是上海书店出版社“茎典书写”丛书系列中的一本，简单的绿色的封皮，一看之下就十分的舒服。习惯性的翻看作者的简介，“一行，本名王凌云，1979年生……2006年获海南大学哲学硕士学位……译有《黑暗时代的人们》……”许久以来的疑惑一瞬间恍然而悟，“王凌云”和“一行”两个本来没有任何关系的名称在此刻瞬间和解，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看似擦肩而过的游离那一刻合二为一。年轻的诗人、张志扬先生的哲学硕士、《词的伦理》的作者以及诗歌批评家，这些看似杂乱的身份却推翻了我以前印象中对他的不满，反而建立起一种热切的好奇，一种建立在《词的伦理》这一文本上的好奇。
《词的伦理》是一本当代的诗学讨论集，与其他由诗歌评论家书写的诗学评论不一样的是，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受过严格的西方哲学训练的诗人。在我看来作者一行的这种有些复杂的身份正是让这本诗学文集具有了某种异质混成的性质。他的哲学素养使诗学批评脱离了一般批评家那种肤浅的表层的解读，深入到了哲学的肌理，内化并深刻了诗歌的内涵。这种用哲学的言词书写诗学评论的方式我们暂且不论是好是坏，但至少能给现在颓废无力的诗学批评带来一种新鲜的视角，重新审视打量中国当代的新诗。事实上，中国当代的新诗自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的遭受冷眼。最初的时候是受中国传统诗词传统的排挤，而后是又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镇压和收编，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年代，又受到市场经济中写诗无用论的嘲讽，总算新世纪到来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中国的新诗完全模仿西方的技巧，是西方诗歌的附庸”之类的争论从来没有断过。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磕磕绊绊中，中国当代新诗史上还是保留了许多值得细读、精读、反复重读和解读的诗歌。诗学批评就是要担负这种解读诗歌的重任。
但是我们能承担起解读诗歌的重任么？好像不是很确定，至少我读《词的伦理》的时候能感受到一行内心的那种犹疑。在《朗－诵，或显现的声音》一文开头一行斩钉截铁的写道：只有杰作才值得评论。但是“杰作又是无法评论的，它不像平庸之作那样迎合现成理论，从而可以方便地变成某种哲学或诗学框架的注脚。杰作是抵制理论的。然而，真正的评论只有在评论不可能之处才变得可能。杰作从其自身而来具有可阐释性，同时这种可阐释性也召唤出不可阐释的东西”。但是如何定义杰作呢？杰作本身如果是抵制理论的，那么接下来的解读还有什么意义呢？“真正的评论只有在批评不可能之处才变得可能”这句话如果作为哲学思辨的言词而言可能还有某种玄学的奥妙，但是如果作为诗学批评的言词则显得有些荒诞。在我看来，无论对诗歌还是对其他文类的任何解读都有一个为了“清晰”的目的，而不是在解读中迷失自我，给诗歌盖上层层的迷障。再则，对于杰作而言，这种身份的建构过程本来就是需要诗学批评来维护自己的，也就是说，一首诗歌是否成为杰作很大部分上是因为诗学批评以及批评家的推崇所致。从某种意义上讲，批评成就诗歌，而后才能是诗歌成就批评。一行在《词的伦理》中对当代诗人及其诗歌的解读在我看来正是悄悄的为了进一步维护乃至确立诗歌杰作在中国当代新诗史上的地位。
读一行的《词的伦理》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阅读的快感。这种快感的建立不是单单因为一行书写的文笔的流畅，沉思的魅力，思辨的深刻，而是因为在阅读过程中我不是认同而是有越来越多的质疑和追问。凝神观照固然美好，当你从中受到激发感受到疑问的时候同样也是快乐的。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最大的质疑和追问就是：能否用哲学的言词书写诗学批评？哲学化的言词能否入诗？哲学的思维除了能让诗歌的解读变得深刻会不会给诗学批评附加了许多沉重的东西呢？一行在《观看中的自由》一文中谈到了要警惕诗歌与信仰结合可能会产生一种危险：诗成为对经文的仿写，或者更糟，成为对教义学说和神学观念的注释；而信仰也可能在诗歌中成为一种事先规定好的圣化方式，一条使诗轻易获得其崇高和神圣性的捷径。“诗与信仰的亲密性当中包含着相互伤害的危险”，他如此告诫我们说。在我看来诗与哲学的结合同样存在这种危险。用哲学的思维和言词进行诗学批评的书写很容易让诗歌的解读滑入思辨的怪圈，很容易变成为解读而解读，而不是为诗歌的意义更加透明而解读。并且，用哲学的言词书写诗学批评，很容易变成过度阐释。哲学的沉重和诗意的轻逸一瞬间的错位则会变成轻逸的哲学和沉重的诗意。在我看来，一行在《词的伦理》一书中存在许多这样失败的篇章和段落，比如对鲁西西《喜悦》的评注就是如此。单凭臆想和自己脑中已存的哲学理念解读这首平庸的作品，让我嗅出了些走火入魔的味道。
其实说这些并不能掩盖作者在这本书中散发出的耀眼的光辉，一个还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能有如此勤勉的思考成就，能有如此深沉的思想，让我颇为惊叹。正如他所言，诗歌是需要倾听的技艺。而我们则要做的是倾听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写下的华采断章。
思郁
2007-7-12书
词的伦理，一行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定价：24.00元
